克莱因的第一本书《纽约》是在特别的心情下完成的，他一直有被自己家乡遗弃的感觉。因此从法国回到纽约，就像要报仇一般，把相机当成武器和这个大都会作战。
同时，那阵子的克莱因深受“反艺术”观念的吸引。他觉得：“我干吗不去拍一些‘反照片’或‘反好’的照片呢？”他回忆自己当时的创作动机时说：
那阵子摄影的模式就是“布列松式”，而摄影的字义就是“客观”“高雅”“距离”“顾虑周到”“分寸把握”等，我偏要从相反的方面进行，把客观的那一套都抛开。我自己搞出一套法子来，把任何事情都当成独家新闻来拍。
我将这本书看成怪兽城市的每日号角，在清晨三点钟吹出它的丑闻和独家报道。《纽约》这本书是视觉日记也是个人报纸，我希望它看起来像是新闻。
克莱因的这种反传统的摄影观点，使他拍出一大堆焦距不是很准确、颗粒相当粗糙、构图也无章可循、相机也不是拿得很稳的照片。他剪裁照片，故意把照片调子的反差弄得很大，令人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就品质来看，好像是一般摄影家的失败之作。然而在克莱因所拍摄的街头人群当中，这些极度反技巧的暗房工作，却使照片透露出一股骚乱的气氛，将熙熙攘攘的街头罩上不祥的预兆，好像他看到每一个人潜在的恐惧与隐藏在宁静生活下的悲剧。这就是克莱因的反摄影所形成的强烈风格。在此之前没有人这么拍过街头，摄影的表现领域在克莱因的手中又大大迈进一步。
激进的克莱因通常只花几个月的时间去拍摄一个题材，然后花上整年的时间去挑选照片、编辑成书。继《纽约》之后，《罗马》《莫斯科》《东京》都是在欧洲出版的，美国始终不接纳他这个怪人。这四本书的拍摄时间前后只有七年，这七年正是他创作的闪电期，石破天惊地划空而过，却立即消失。他在三十七岁就放下了照相机，打算再也不拍照了。他说：
我在摄影上已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这就够了。
一直没有归属感的克莱因，这回在摄影上也找不到避风港，因为他不是用艺术来平息自己的心，而是把自己不稳定的性格借艺术表现出来。他不只在生活中自我放逐，连在艺术表现上也是如此。
克莱因拍起政治电影来更是激进，他不遗余力地讽刺企业界、艺术界、政客、社会伦理、传统教条……其实他也正讽刺了自己所做的事，因为他现在也成功了，而他一直是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