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我要做回从前的我。我会假装我的生活一切正常，什么都不曾改变。我会和强尼说说笑笑，我会拉着教女的手，和两个小家伙一起玩电子游戏。
我会走进他们的新家，但我不会关注空着的椅子和逝去的人。留下的才是我最该珍视的。就像华兹华斯的诗歌所言，我要从中汲取留存的力量[1]。
然而当我乘坐的林肯城市停在风景优美的比弗利山庄一栋现代小楼前时，恐慌又动摇了我的决心。
凯蒂一定不会喜欢这栋房子。
一片阿普唑仑暂时稳住了我近乎失控的神经。
我钻出车子，拉着我的手提箱沿石头小道走到门口，按响了门铃。没有人答应，也没有人来开门，我干脆自己开门走了进去，并喊了一声。
双胞胎兄弟俩像两只调皮的斑点狗，你追我赶、嘻嘻哈哈地从宽宽的石质楼梯上跑下来。两个小家伙今年9岁半，头发都很长，但都不爱梳头，很任性地顶在脑袋上；两人都喜欢咧着嘴大笑，把两排洁白的牙齿全露出来。看到我后他们同时尖叫起来。我连站稳脚跟的时间都没有，就被他们如狼似虎的拥抱扑倒在地。
“我就知道她会来。”路卡说。
“你撒谎。”威廉笑着反驳，继而又面向我说，“是我说的。你给玛拉带什么了？”
“说不定带了一辆法拉利。”强尼说着话走了进来。
只一眼，那代表我们之间所有往事的无数画面就像河流一样从眼前奔腾而过。我知道，我们都在想着同一个人，都在想着我们之间愈来愈远的距离。他向我款款走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索性一扭腰，用胯部撞了撞他。他还未及反应，我便听到玛吉喊我的声音。片刻之后，我已经被他们围在了中间——两个小家伙、强尼、巴德和玛吉。五张嘴巴几乎同时开合，同时大笑。最后，兄弟俩拉着他们的外公外婆上楼打什么游戏去了。楼下只剩下我和强尼。
“玛拉还好吗？”我问。
“挺好的。我想她干得还不错吧。”他虽然这么说，但从他的叹息中我听出了更多真实的情况，“你怎么样？我一直在等着《塔莉·哈特的私房话时间》复播呢。”
机会来了。我大可以如实相告，甚至可以趁机求他帮忙。或者我可以说我的事业跌入了谷底，请他提些建议。
可我就是做不到。也许因为他的悲伤，也许因为我的孤傲，或者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我只知道强尼刚刚经历过一场人生不幸，这个时候我不能拿我自己失败的人生给他添乱。我不想要他的怜悯。“我也挺好的，”我说，“我在写一本回忆录。乔治说肯定会畅销的。”
“这么说你真的没事。”他说。
“当然没事。”
他点点头，将目光转到了别处。稍后，即便我沉浸在与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喜悦中时，我仍禁不住想到自己对强尼撒的谎。不知道我的“好”和玛拉的“好”是不是同一种性质。
玛拉真的过得很好吗？不。只是真相的发觉是以血为代价的。星期六，也就是玛拉毕业典礼举行的日子，我们一行人都在客厅里等着。玛拉从楼梯上下来，她当时的样子恐怖极了，简直像鬼一样。她的肩膀佝偻着，乌黑的头发像瀑布一样垂在脸前。
“我需要帮助。”从最后一级楼梯上下来之后她说道，并抬起胳膊让我们看。
她的胳膊在流血。我立刻冲过去，强尼也紧紧跟着。我们之间又一次发生了争执，彼此都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玛拉需要帮助，我必须陪在她身边，这是我的承诺。因此我向强尼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玛拉，并让我带她去西雅图见布鲁姆医生。
强尼不愿让我带走玛拉，可他有什么办法呢？在如何帮助玛拉这件事上，他一筹莫展，而我成了有办法的那一个。最终，他不得不答应让玛拉和我住一个夏天。他不喜欢这样的安排，一点也不。而且他非常明确地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了我。
2008年6月，美丽的初夏既为西雅图带来了明媚的阳光，也带来了袭人的热浪。人们着急忙慌地换上去年的短裤，走出昏暗的寓所，一个个像刚从洞穴里钻出来的鼹鼠，在太阳下眨巴着眼睛。他们又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纷纷回到屋里，翻箱倒柜地寻找已经数月不用的太阳镜。
我感到骄傲，我从未如此彻底地履行对凯蒂的承诺。尽管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并不理想。恐慌症对我虎视眈眈，往往在我最猝不及防的时候发作。我喝酒比以前多了，服用的阿普唑仑也比以前多。夜里没有安眠药我根本睡不着觉。
但这一切都会随着一份责任的到来而逐渐消逝。我帮她把小提箱里的东西取出来放好。在我们相处的第一个夜晚，我们坐在客厅里聊起了她的妈妈，我们都摆出一副轻松超然的姿态，就像凯蒂只是去了趟杂货店，随时都会回来一样。我知道这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并没有意义，但我们需要它，我和玛拉。
“星期一的事做好准备了吗？”我后来问。
“和布鲁姆医生见面的事？”她说，“还没有。”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说，除了保证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玛拉和布鲁姆医生单独谈话的时候，我在等候室中不安地踱来踱去。
“地毯都快被你踩烂了。吃片阿普唑仑吧。”
我陡然停住，转过身。
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他全黑打扮，涂了指甲油，浑身上下挂满了吓人的金属饰品，让人不由怀疑他是不是把波旁街上的五金店给搬了过来。然而，这一身哥特风格的装束仍然无法掩饰他英俊的外表。他迈着《美国舞男》中理察·基尔的步子走到一张椅子前，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他手里拿着一本诗集。
找人聊聊天或许能让我平静下来。于是我走过去，坐在了他旁边的椅子上。这么近的距离，我马上就闻到了他身上的大麻和熏香味儿。“你来找布鲁姆医生有多久了？”我问。
他耸了耸肩，“有一阵子了。”
“她对你有帮助吗？”
他狡黠地冲我一笑。“谁说我需要帮助了？‘我们所见所感的一切，只不过是梦中之梦。’”
“爱伦·坡[2]。”我说，“不够新鲜。你要是引用罗德·麦昆[3]的诗，那才叫出人意料呢。”
“谁？”
我忍不住笑了。我也已经好多年没提过这个名字了。年轻的时候，我和凯蒂没少读像罗德·麦昆和卡里·纪伯伦[4]这类诗人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诗。我们以前还背过《迫切需要》。“罗德·麦昆，你可以查一下他。”
恰好这时门开了，我立刻站起来。玛拉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脸色苍白，走路摇摇晃晃。难道强尼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女儿瘦成什么样了？我迎上前去问：“怎么样？”
玛拉未及开口，布鲁姆医生从一旁闪身出来，要我随她到一旁说几句悄悄话。
“我马上回来。”我对玛拉说了一句便去找医生。
“她一星期需要来两次。”布鲁姆医生耳语般告诉我，“而且至少要持续到她秋季开学。我有个青少年悲伤互助小组，对她可能会有帮助。小组集会时间是每个星期三的晚上7点。”
“你的建议她一定会听的。”我打包票说。
“会吗？”
“当然了。你们谈得怎么样？”我问，“她有没有——”
“塔莉，玛拉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的谈话是要保密的。”
“我知道，我只是想问问她有没有说——”
“保密。”
“哦，那好吧。我该怎么告诉她的爸爸呢？他还等着我汇报呢。”
布鲁姆医生沉思了片刻，然后对我说：“玛拉很脆弱，塔莉。我给你和她爸爸的建议是，把她当成一个大人看待。”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玛拉很脆弱？”
“脆弱在《韦氏词典》里的解释是柔弱、容易破碎，容易受到伤害。我会留心她的，非常留心。多陪陪她，现阶段她很容易干出些傻事。”
“比自残更傻的事？”
“你想啊，拿刀划自己的时候，有时下手会重一些。我说了，多留心她，多陪陪她。她很脆弱。”
回家的路上，我问玛拉她和布鲁姆医生谈话的情况。
她只随口说了句“挺好的”。
那天晚上我给强尼打电话，把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全告诉了他。他很担心，从声音中我就听得出来，但我向他保证会好好照顾玛拉。我会紧紧盯着她不放的。
玛拉去参加她的第一次悲伤治疗小组会时，我决定继续写我的书。至少我要试一试。然而一直空白的屏幕让我气恼不已，我索性起身离开一会儿。我倒了杯酒，来到窗前，望着夜晚灯火辉煌的都市风光发呆。
手机响了，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是我的经纪人乔治。他说他对我写书的事很感兴趣，只是目前还没有出版商有合作意向，但他认为会有希望的。另外，《名人学徒》希望我上他们的节目。
开玩笑。
我告诉乔治那行不通，正当我冲着手机嚷嚷的时候，玛拉参加完治疗会回来了。挂掉电话，我冲了两杯热可可，和她一起坐在床上边喝边聊，她小时候我们经常如此。当然，我们聊了许久她才道出实情。她说她仍然无法和陌生人谈论她的妈妈。
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也不愿以谎话骗她。我这辈子曾经好几次被人催促着去接受治疗，所以我非常清楚，我近期的恐慌症绝对不只是因为内分泌失调那么简单。我的心里有条悲伤的河，它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存在，只是如今它水位上涨，漫过了堤岸。我知道，倘若我继续不以为意，迟早有一天会淹死在这条河里。但我不相信与人谈心能让河水消退，也不相信在回忆中徜徉能够把我拯救。我相信奋起，相信工作。
可现在我成了什么样子呢？
我伸手搂住玛拉，把她拉近一些。我悄悄问她都有哪些事情让她害怕，并告诉她凯蒂一定会希望她留在治疗组中。最后我暗自祈祷，希望这一次我真的帮上了忙，可我又怎么知道身边的这个年轻人想听什么呢？
我们在床上坐了很久，我想我们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个人，那个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离我们而去的女人。
第二天，强尼到了，他试图说服玛拉离开西雅图跟他回洛杉矶，但玛拉留下来的态度十分坚决，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对大学生活期待吗？”星期五下午，玛拉第二次到布鲁姆医生那里就诊之后我问她。我们坐在沙发上，互相靠着，裹着一条奶油色的羊绒毛巾被。强尼已经回洛杉矶了，这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
“说实话，有点害怕。”
“嗯，你妈妈当年也一样。不过我们都很喜欢大学生活，你也会的。”
“我很期待我的创意写作课。”
“有其母必有其女啊。”
“什么意思？”
“你妈妈很有写作天赋，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她的日记——”
“没有。”玛拉干干脆脆地说。每次当我提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她都这样回答。那是她妈妈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记录，现在她还没有做好读那些文字的心理准备。我不能怪她。那些文字对她来说就像一把把尖刀，刀刀戳向她的心口。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总有一天她能够坦然面对。
放在一边的手机响了，我斜着身子查看来电显示。
“嗨，乔治，”我说，“但愿这次不是什么垃圾真人秀。”
“你好，塔莉，我打电话是关于书的事儿，我找到合作方了。”
我不由长松了一口气。这件事我几乎已经不再指望了。我连忙坐直身体，“谢天谢地。”
“我们只找到这一家愿意签协议的。条件还不错。”
我从沙发上下来，不安地来回踱起了步。当你的经纪人开始推销你时，麻烦就来了，“多少钱，乔治？”
“记住，塔莉——”
“多少钱？”
“5万美元。”
我愣住了，“你说5万？”
“对，预付版税。”
我像瘫痪了一般轰然坐了下去。所幸我的身后正好有一把椅子。“哦。”我知道，在常人眼中这5万美元已经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我也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有钱人家。但我毕竟在一个非同寻常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这个价钱还是沉重地打击到了我。它残酷地证明我的名望已经大不如前。你像狗一样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以为自己创造的一切都将永垂不朽，看来那只是痴心妄想罢了。
“面对现实吧，塔莉。不过这本书能让你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你的故事本身就是灰姑娘式的，你一定能东山再起的。”
我忐忑极了。肺里的空气仿佛已经全部排出。我想尖叫，想哭，想发火，想把所有的不公平化作雷霆般的怒吼。可我比谁都清楚，我只有一个选择。于是我告诉乔治：“我接受。”
那天夜里，我兴奋得难以入睡。11点，我失去了耐心，索性翻身下床。我在不开灯的公寓里徘徊了至少十分钟。甚至有一次我差点跑到玛拉的房间把她叫醒，不过我觉得那样做未免太过自私，所以就忍着没有去碰她的门。到11:20时，我决定开始工作。也许写东西能挑起我的睡意。
我又爬回床上，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头，打开了我最近的文档。标题依旧是“第二幕”，下面依旧是一片空白。我盯着标题，集中精神苦苦思索。我过于专注，乃至出现了幻觉。我好像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接着又传来开门和关门的声音，随后一切又归于宁静。
调查。这是我迫切需要的。我必须仔细翻一翻仓储间里的那两个箱子。
不能再拖了。我倒了杯酒，端着下楼。来到仓储间，跪在箱子前，我不断告诫自己务必坚强。我提醒自己，兰登书屋已经买下我这本书，并预付了版税。我需要做的就是写下我的人生故事。我能做到的。
打开“安妮女王丘”那个箱子，我拿出剪贴簿，放在旁边的地板上。我现在还没有勇气翻看。那里面是我曾经所有的梦想与心痛，我无法承受扑面而来的残酷，只能一步一步慢慢靠近。
我趴在箱口往里看，虽然光线昏暗，但我还是一眼看到了那个像老鼠一样肥嘟嘟的玩具兔。
我的玛蒂尔达。
她丢了一只闪亮的黑眼睛，胡须也似乎长短不一。这是外婆送我的礼物，是陪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我把玛蒂尔达放在一边，再次把手伸进箱子。这一次，我摸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拿出之后才发现是一件小小的灰色马吉拉大猩猩[5]T恤。
我的手微微一抖。
我为什么要把这件T恤保存下来呢？
这个问题只在我脑海中闪了不到一秒钟，因为我立刻就知道了答案。这是妈妈买给我的，也是记忆中她送给我的唯一一件东西。
回忆赶跑了别的一切。
那时我还年幼，大概四五岁。当时我正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不好好吃早餐，却玩起了手中的勺子。这时她走了进来。一个陌生的女人。
我的小塔露拉。她说着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她身上有股奇怪的味道，像甜甜的烟味儿。想妈妈了吗？
楼上的铃铛响了。爷爷叫呢。我说。
接下来的情景就有些戏剧化了。她一把抱起我就往外跑。
外婆在后面边追边喊：“站住，多萝西——”
这个女人嘴里说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随后她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我从她的手上摔下来，一头撞到了地上。外婆吓得连声尖叫，我哇哇大哭，女人重新把我抱在怀里。后面的记忆就愈发暗淡，变得朦朦胧胧起来。
我记得她让我叫她妈妈；我记得她车子里的座位特别硬，以及半路上我不得不在马路边上撒尿。还有她车里的烟味儿和她的朋友们。他们真把我吓得够呛。
我记得巧克力小蛋糕。她让我吃了好多，直到后来我的肚子实在装不下而吐了起来，她倒是看得津津有味。
我还记得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胸口的名牌上写着：塔露拉·露丝。
“那女人是谁？”后来外婆把我接回去时，我问。
“你妈妈。”外婆说。我一直记着这三个字，就像昨天才听到一样。
“外婆，我不喜欢住在车里。”
“那就对了，谁都不喜欢住在车里。”
我叹了口气，把T恤放回箱子。也许写回忆录的事原本就欠考虑。我扶着箱子站起来，离开了仓储间。这一次，我没有忘记把它锁上。
[1] 华兹华斯：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此处所指诗歌为《繁花似锦》（Glory In The Flowers），原诗为：“也曾灿烂辉煌，而今生死两茫茫。尽管无法找回当时，草之光鲜，花之芬芳。亦不要悲伤，要从中汲取留存的力量。”
[2]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书中这句诗出自他的《梦中梦》。
[3] 罗德·麦昆（1933—2015）：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他在写歌、录歌和唱歌方面也取得过不俗的成绩。
[4] 卡里·纪伯伦（1883—1931）：美籍黎巴嫩阿拉伯作家，被誉为“艺术天才”“黎巴嫩文坛骄子”。
[5] 马吉拉大猩猩：20世纪60年代美国同名动画片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