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座长沙国丞相墓的发掘,周恩来总理给予了特别关注和重视,当得知墓中除了三颗印章,其他器物全部被盗墓贼劫掠一空时,周恩来专门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问及此事,说:“现在还有没有盗墓的人,全国墓葬破坏情况是否严重?”王冶秋回答说:“旧社会那些专门靠盗墓吃饭的人,长沙一带称‘土夫子’,凡有点真本事的,基本都被各地博物馆和考古部门收编了,成了现代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基本上没有专门盗墓的人了。除了被收编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文物的流通渠道被截断了。董老出任华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第一个命令是征集革命文物令,第二个命令就是禁止珍贵文物出口。现在办的文物商店都是国营单位,盗墓贼从墓中盗出的器物不敢拿来销售。因为社会上已经没有自由的流通渠道,中国的文物出不去,境外的文物贩子又进不来,所以自新中国成立后,盗墓这个行业算是基本消亡了。”
令周恩来和王冶秋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是几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兴起,消亡了几十年的盗墓业再度还阳复苏,盗墓者借尸还魂,于华夏大地山野草泽中活跃起来,大显身手,所向披靡。“要想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诱惑,使越来越多的山野村夫,城市混混,地痞流氓,甚至道貌岸然的政府官员,纷纷加入到盗墓者的行列之中,企图借挖掘地下古物一夜暴富。从关中大地到中原腹地,从燕山南北到长江上下,从作为古蜀王国的川境,到楚地的长沙、荆州,皆有盗墓者活跃其间。短短几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已是千疮百孔,骸骨遍野,其盗掘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被盗古墓之多,为二千年历史进程中所罕见。盗墓者结成团伙,各有分工,有的挖土,有的望风,有的负责现代化设备的运用,有的则专门负责销赃。其盗掘方法、技术、工具越来越先进和专业,如探寻汉墓由原来的洛阳铲演变成重铲,进入墓室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挖掘唐墓时用类似鲁智深的月牙铲的工具——扁铲。再后来,盗墓者甚嚣尘上,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墓葬动用军用罗盘、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大大缩短了以前靠经验找墓、断代等前期的工作时间。盗掘时则使用雷管、挤压式炸弹。此种炸弹作为最先进的武器,本来是装备到各集团军陆军部队,从而避免了士兵在野外作战时挖战壕之苦。在野外作战时,只要在前方几米掷下一弹,就会出现一个几米深的圆洞。洞内的土不是被炸飞,而是通过爆炸力,向四周挤压,因而当炸弹爆炸后,洞外见不到一点土。一连几个炸弹下去,就是一个深井。盗墓团伙认为此法用来盗墓,既省心又省力,于是开始普遍使用这一新式武器。若发现墓葬,只需几个炸弹,即可穿透墓室,盗墓贼可轻而易举进入满藏金银财宝的墓穴开棺取宝。开棺时的工具也渐渐鸟枪换炮,由旧时的刀劈斧砍,换为大型电锯;运输通讯也一跃而变为摩托车、汽车、手机。整个中国每年有千百座墓葬被以这样的现代化方式盗掘一空。如位于浙江的鸦片战争抗英名将葛云飞、《申报》主编史量才等名人的墓葬已被盗掘,清代“辫帅”张勋之墓在江西被掘,位于湖南长沙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墓先后两次被盗,盗墓者劈棺抛尸,墓内文物被劫掠、毁坏殆尽。
据长沙和荆州市文物部门统计,截至2005年,仅长沙郊区、江陵八岭山、荆门市纪山等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中型古墓,就有1300多座被盗掘,其中近1000座被彻底盗毁,大批文物流失或遭到破坏,损失极其惨重。最令人惋惜的是,1994年春,荆门市郭家岗1号战国墓被盗掘,劈棺抛尸。墓主人为一楚国贵族夫人,时间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还要早,虽长眠于地下2300多年,但与马王堆汉墓女尸一样,保存完好,堪称“稀世之宝”。然而,盗墓者为了从墓主的七窍中抠摸金器和玉器,竟对女尸百般作践,女尸衣服被扒光,头发被撕掉,嘴被撬开,牙被敲碎,最后被拖埋到另一穴洞达一个半月之久。待案发时,整具尸体已腐烂不堪,文物价值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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