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墙之隔,不,是一块玻璃之隔的金仙洞。
蔡元培、陈仲甫、钱玄同、王家维、周树人、辜鸿铭、胡适之,正坐在小女子口中的“烈性炸药”之上,更不知道隔壁的雷音洞里有一场谈判。
七个人全神贯注于“云居四宝”的第三宝:宋徽宗镇墓兽。
此物在四宝中最大最沉,藏在顶层秘道中偷看的秦北洋,担心这头镇墓兽会不会把条案压断了。
王家维教授侃侃而谈:“宋徽宗赵佶,北宋的亡国之君。靖康之变,天崩地裂,金人攻占汴京,他与儿子宋钦宗一同被掳到松花江边的五国城,父子二帝被关在一口枯井之下。”
“宋徽宗是文人皇帝,自创‘瘦金体’,花鸟画‘院体’,将诗、书、画、印合一,兼具写实写意,几千年来罕见的艺术天才,比之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不知强了多少倍。但论起治理国家,又不知差了多少倍。宋徽宗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传说中的镇墓兽,均为形象可怖,面容狰狞的怪兽。天下第一大才子皇帝的镇墓兽,却是一只仙鹤。只可惜并不完整,身体中部有大片残损,必须依靠铁架子站稳。
秦北洋居高临下俯视,无法判断镇墓兽的灵石是否存在?但他感觉不到仙鹤的灵性,自己的和田暖血玉坠子,以及九色均无反应。
但它很像在天国悬崖下救过自己的白鹤——飘逸高冷,细长鹤足,犹如翱翔白云的仙子,尖利的鹤嘴直指苍穹,似要引吭高歌,一飞冲天……
长袍马褂的辜鸿铭夹着眼镜赞叹:“清朝内府藏有宋徽宗真迹《瑞鹤图》,盘旋在宫殿上的十余只仙鹤,工笔细腻,形神兼备,充盈皇家之气,乃是宋画精品。”
穿西装的胡适之却提出疑问:“宋徽宗被金人掳到北国而亡,为何还会有镇墓兽?又出现在云居四宝之中?”
王家维答道:“宋徽宗被金人葬在河南。宋金《绍兴议和》,金人将宋徽宗骨骸送还南宋,葬于绍兴永佑陵。南宋灭亡后,元朝盗掘南宋皇陵,这尊镇墓兽必是落入元人之手。”
“元朝忽必烈大帝,将这件宝物赐给云居寺,成为云居四宝的第三宝。”老刺客做了最终解答,“你看这它的残损严重,因在挖开宋徽宗地宫时,仙鹤杀死大量蒙古士兵。元人推出火铳,方才击碎镇墓兽心脏。”
大家围绕仙鹤镇墓兽一圈,发现背面刻满瘦金体书法——天骨遒美,逸趣霭然,如屈铁断金,至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处藏锋,挺劲飘逸。本为“瘦筋体”,但以“金”显尊贵,乃是宋徽宗的独创。
“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钱玄同读出镇墓兽上的文字,“宋徽宗被俘后的诗,时运流转,颇有李后主在汴京做阶下囚之感。”
最后一段瘦金体,出自《论语·微子》——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辜鸿铭大赞:“宋徽宗非但精通书画,亦尊崇礼教,有宋一代,程朱理学发扬光大。”
“存天理,灭人欲,理学贻害中国七百余年至今。”陈仲甫抓住机会反击,“辜先生,您的辫子早该剪了!”
“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您在北大课堂上的讲话,我等早已领教过了。”钱玄同站在陈仲甫一边,“晚生以为,《论语》、《中庸》、《大学》等等,就是中国人心中的辫子。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除孔学,废除汉文!”
胡适之忍不住提问:“钱先生,若真的废除汉文,那该采用何种文字呢?”
“玄同之意,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
“世界语?”辜鸿铭自然明白ESPERANTO之意,“荒唐!”
“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改革中国之语言文字,扫除孔教之千年流毒,任重而道远!”
面对后生可畏,辜鸿铭曰:“从前有户人家,守着老祖宗传下的无价之宝,比如这云居四宝,却看到隔壁家阔气了,便把自家宝贝全部砸烂,以为这样就能跟隔壁同样阔气。”
“任何宝贝沿用两千年,只能是一堆装饰品。即便云居四宝,可当饭吃?可织布穿?只能满足我辈文人的虚荣罢了。”
“我生在南洋槟榔屿,母亲是西洋人。可以说,我辜鸿铭是半个洋鬼子。我十岁时去英国读书,临行前,父亲在祖先牌位前告诫我: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母亲对我关照:记住,中、国、人!”
蔡元培在陈仲甫与辜鸿铭中间说:“借欣赏云居四宝之良机,我们在石经山金仙洞,辩论孔教之存废,对中国未来之命运,一百年后之生活方式,倒是比云居四宝更重要。当年,我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辜先生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请辜先生来北大讲授英国文学,也邀仲甫先生来做文科学长,兼容并蓄,求同存异,请辜先生继续赐教!”
“有如此大学校长,实乃中国大幸!我在欧洲学习生活十四年,掌握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获得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这些年,我又把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让西洋人见识东方文明之精髓。”
“辜先生之精神与毅力,仲甫深感佩服!但东方文明在西洋人眼中,不过是满足其猎奇心的玩物罢了。”
纵然,陈仲甫战斗精神十足,面对辜鸿铭这样的大家,也要客气三分。老刺客抱着双臂,同样听得饶有趣味。
“三年前,辜某英文拙作《春秋大义》在欧洲出版,阐明中国人具有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君不见,欧洲大战已过四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西洋也在反思,为何会爆发一场自相残杀的浩劫?仅仅是德奥集团与英法俄联盟的矛盾吗?不,我必得从文明领域寻找,如何解决西洋人的问题?我给出了答案——孔孟之道,儒家文明。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早已指出了这条明路。”
“辜先生说的有理。”王家维摆出和事佬的态度,“西洋人有科学作为武器,而我们中国人既要学习科学,但也不能放弃固有之文明。”
“您所言固有之文明,却又被袁世凯捡回来,不但恢复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辜鸿铭笑着说:“君不知,我曾当面顶撞袁世凯。当他死后,北京全城哀悼,唯独我请了戏班子庆贺三天!”
“诸位,在云居四宝面前唇枪舌战,倒是让我这小辈开了眼界。”胡适之开腔了,面对蔡元培毕恭毕敬,“校长先生,我建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安福俱乐部问题到欧洲大战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二十八年后,胡适之成为北大校长,当年即已锋芒毕露。
眼看这场讨论绵绵无绝期,王家维打圆场道:“哎呀,都忘了千辛万苦爬到这山洞,只为一睹云居四宝的风采——第一宝,金仙公主手书《心经》;第二宝,吴道子画终南郡王李隆麒像;第三宝:宋徽宗仙鹤镇墓兽;那第四件宝贝?”
刺客“老爹”早已收起仙鹤镇墓兽,从密室里取出第四宝——却是个沉重的石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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