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冬天，仿佛连日子也变得慢了起来。
农耕得等天气变暖才能开始，这是一年中难得的农闲时光，不过邵州城依旧熙熙攘攘，往来商贸并不因季节而停顿，受南平局势的影响，更多人选择往邵州这边而来，但凡到茶馆饭庄这些地方去，时常都能听见商贾旅人在抱怨，说是越往易州一带，路途就越不安全，盗匪也越来越多，还不如索性离邵州近一些。
顾香生依旧忙碌，这些天她除了照旧要帮忙处理邵州的事务之外，又多了两桩事情。一是帮碧霄筹办婚事，丘家是土生土长的邵州人，家境小康，不至于娶不起妻子，丘书生父母都已亡故了，剩下一个守寡的姑母在县城里，不与他一块儿住，丘元本人还有个妹妹，年方十岁，与他住在一起，他们现在住的那屋子原先是他姑母的，姑丈去世之后，姑母也不想在那里住了，就与丘元兄妹俩说了一下，让他们搬过来，也方便丘元在府学上课来回，她自己则回县城去住，图个清静。父母早亡对丘元兄妹而言，自然算不上好事，但对碧霄而言，男方人口简单，她嫁过去之后也不需要处理太多的人际关系，只要与小姑子处得好便够了。最难得的是，丘家就在焦府隔壁，嫁人之后也不影响碧霄过来串门。
另一件事，则是孔道周临走前托付给顾香生的，让她撰写奇女子列传。
这不是一桩容易完成的差事，甚至比为碧霄筹办婚事还更难，顾香生拟了草稿，修修改改，几番重写，才勉强将谢氏一人的内容写好，然而就是这一份草稿，在放到袁臻等人面前时，却几乎遭遇了众口一词的抨击。
当然碍于她的身份，其他人的措辞不像袁臻那样直白，但也透露出那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她写的这份传记，与以往史书里的女子传记都不同。所谓“不同”，肯定不会是褒义。
遍观史书，女子在里头篇幅所占最多的，无非就是“后妃列传”了，汉高祖的皇后吕雉与唐代的武则天是例外，她们没在后妃列传里，而出现在本该由帝王占据的“本纪”里，但归根结底，仍旧与她们本身的地位有关。
谢氏不是后妃，只是一名大臣的妻子，即便这名大臣是名留青史近乎完人的刘宗怡，按照规矩，谢氏也只能出现在刘宗怡本人的传记里，就算才华横溢，顶多就多写几笔，这已经是能够给她的最高待遇了。
但孔道周现在居然想要单独为这些不是后妃的女子立传，而非让她们附庸于男人的传记里，这本身就已经违背了常理，不为袁臻等人接受。
如果孔道周对他们提出这件事，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并且拒绝提笔，但现在这件事情被交给了顾香生，袁臻、郑敦谨他们也只能捏着鼻子视若无睹，想着反正就算顾香生写成，他们也不会同意将其并入前朝史的，于是就任由顾香生去折腾。
但顾香生写出来的谢氏传记，依旧超乎众人的料想，让袁臻他们无法接受。
因为时下史书对于女子的评价，一般都是从“贤良淑德，宜家宜室”这样的立足点来出发的，即便是像武则天这样被列入“本纪”里的女人，依旧被描述成“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即便后来“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但也要在前面加一句“牝鸡司晨”。意思就是：虽然你当皇帝勉强还算合格，但不能掩盖你本来就是女人的事实，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的。
而顾香生写谢氏，则通篇很少提及刘宗怡，反而围绕她本身的才华，以及门下弟子的成就来说，赞美之词跃然纸上，却半点不写她作为刘宗怡之妻对丈夫的默默支持与奉献，刻意淡化她的贤淑形象，这是袁臻等人所不能接受的。
但顾香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既然为谢氏立传，那么谢氏首先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出现，而非谁的附庸，就算刘宗怡再有名，成就再大，那也不应该出现在谢氏的传记里，否则又何必让谢氏等几人单独成卷，直接放入列女传一卷不就行了？既然如此，她作为妻子的那些品德，便应该尽可能地淡化，再不然，也应该与刘宗怡放在一起，而非在她本人的传记里大书特书，这就不是立传的本意了。
两者相持不下，官司一度打到了徐澈那里，顾香生坚持己见，徐澈也不可能强迫她修改，袁臻等人没有办法，只得悻悻离去，并且撂下话，顾香生那几篇传记，是绝对不可能被编撰入史的。
顾香生也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此时与她身份有关的谣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邵州城内众说纷纭，有说顾香生不守妇道的，也有感念她为邵州城百姓做了不少，认为此事不算什么，反觉得顾香生不慕富贵，品行高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袁臻郑敦谨等人因此对她的态度也转变了不少，这让顾香生感觉滑稽。
徐澈查来查去，发现源头居然出在自己身上，这让他震惊万分，深觉愧疚。
然而顾香生碍于朋友情面不予追究，他却不能装作没有发生过一样，徐澈与崔氏摊牌，后者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实在抵赖不过，方才含糊承认下，又说如果不是徐澈和顾香生暧昧不清，她不会出此下策，原意只想逼顾香生主动离开邵州，谁知对方脸皮厚，压根就不将名声当一回事，任由外面谣言四起，兀自躲起来若无其事。
二人大吵一架，徐澈身心俱疲，最后给了崔氏两个选择：要么回京，要么在刺史府旁边的小院里住下，没有他的命令，不得踏出小院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