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平川日报》工业口记者王大瑞是在看到“中国平川纺织机械集团总公司”的醒目大牌子后，才走进平川纺织机械厂大门的。可进了厂门，上上下下找遍了厂部四层的办公楼，就是没找到这个庞大集团的总部。后来，还是经人指点，才在厂办公楼后面一排破车棚里见到了集团老总，他在部队里的老战友张大同。这个“集团”可真够寒酸的，连老总张大同在内，20多个人全挤在三间连在一起的破车棚里办公。办公桌也不知从哪找来的，各式各样，甚至还有两三张中学生用的破课桌。尤其让王大瑞感到好笑的是，每张破桌子上竟还放有纸牌子，什么财务部，商务部，生产部，国内开发部，国际开发部。张大同的办公桌上放着两块纸牌子，一块是“总经理”，另一块是“党委书记”。
    王大瑞在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办公桌前坐下了，带着一些不屑的口气说：“老战友，就这个样子，你也敢称自己是集团呀？我想替你吹吹都吹不起来哩！”
    张大同这时正在接电话，一听王大瑞这话就笑了，用手捂着电话，忙中偷闲地说了句：“谁叫你王大吹替我吹了？你老兄只要替我一吹，我准要难受好几天。”
    王大瑞可不管张大同的电话，指着张大同的额头直叫：“大同，你不凭良心！你说说，我这个工业口的首席记者对你咋样？你哪个伟大时刻没有我王大瑞在场？这回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成立集团总公司，我不又给你写了一大篇？！”
    张大同挥挥手，示意王大瑞不要说了，自己对着话筒从容不迫地谈起了集团的工作：“……好，好，王厂长，你不要和我扯皮了，市委、市政府的文件早就发给你们了。我在公司党委会上和董事会上也都已说得很清楚了，我这个集团公司不是翻牌公司，也不是个管理机构，我是一级法人，你们集团的成员厂只能是二级法人！我受平川市政府的全权委托，经营本集团这四个亿的国有资产。我说话就要算数。你们今天12时前不把原法人执照送到我这里来，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这边电话刚放下，另一部电话又响了。
    张大同仍是那么从容：“哦，是许书记？怎么？集团的13号文件你也看不懂？看不懂不要紧嘛，多看几遍总能看懂的。我告诉你，这不是我张大同个人的意思，是市委、市政府的意思。这不叫权力上交，这叫规模经营。前几年企业权力下放是对的，是改革；今天成立集团公司，对纺织机械行业的国有资产经营进行全面统筹，攥成拳头，形成规模，也是对的，也是改革，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改革。这话也不是我说的，是吴明雄书记和束华如市长反复说的，你要还不懂，可以直接到市委、市政府去咨询。”放下电话，张大同挺感慨地对王大端说：“如今做点事真难哩，许多厂子连工资都发不了，他那小官僚和一级法人当得还有滋有味。你不给他动硬的，他就敢不睬你。”王大瑞这才对张大同有了点敬意，口气也变了，说：“老战友，没想到你这破地方还挺牛呀？还真就管着四个亿的国有资产了？！”
    张大同说：“可不是么？集团的20多家成员厂，现在都归集团统一经营。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精神，有些厂子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有些厂子要关掉，还有些厂子要转产。在这种情况下，不把权力收上来怎么行？”王大瑞说：“这也叫改革？这不是改革了半天又转回来了吗？过去我们老说要尊重企业的自主权，要政企分开，权力下放。你老兄做纺织机械厂厂长时，还怂恿我写过文章为你呼吁呢！”张大同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现在，像我们这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应该有点新思路了。我这两年常到国外去谈项目，走出国门才知道，人家美国一个公司的经营规模超过我们中国几百家同类公司和工厂的总和。我们还各自为政，在这里小敲小打地瞎折腾，哪辈子才能走向国际大市场？哪还有可能去占有国际市场的份额？机械行业更不同于一般行业，没有规模是不行的，是非亏不可的，尤其是在这种经济滑坡的时候。还有汽车行业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为平川，也为中国纺织机械工业杀出一条血路来。你王大吹可以在这方面好好替我们吹吹。”
    王大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没问题，你说咋吹，咋就咋吹。我王大吹本来就是改革的吹鼓手嘛！”
    这时，胸前别着生产部标志的一个女同志，带着一个满头大汗的中年人过来了。
    生产部的女同志说：“张总，第二铸造厂和三纺机厂的合并谈判进行不下去了。第二铸造厂变卦了，硬说这不是合并，是被三纺机厂吃掉了，一个正科级厂变成了人家的一个车间。”
    满头大汗的中年人是三纺机厂的刘厂长，刘厂长跟上来说：“张总，实在不行，我看还是摆一摆吧。说实在话，我宁愿新建一个铸造车间，也不想要这么个亏本的破厂。”
    张大同光火了，命令道：“集团定下来的事你们都要执行！生产结构必须调整，你们谁说了都不算。你们现在都是二级法人，对外没有独立地位，集团对你们的合并是内部事务，谁不干就撤谁！”
    刘厂长说：“张总，你最好亲自到第二铸造厂去解释一下。”
    张大同不理，对着破车棚的另一角叫了一声：“冷书记，你过来一下。”
    集团党委副书记冷海生过来了。
    张大同对冷海生说：“你马上和刘厂长到第二铸造厂去一下，再次宣布集团的合并决定。如果二铸还不干，你立即按党发2号文的规定，将二铸的厂长、书记就地免职！二铸搞成这个样子，这两个人还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这样的干部我看早就该下台了！”冷海生应了一声，带着刘厂长和生产部的女同志走了。
    这时电话又响了，张大同对着电话“喂”了一声，听听没声音，便又和王大瑞说起话来：“你这大记者找我干啥？是不是真想替我吹吹？帮我的集团造造革命舆论？”
    王大瑞刚想开口说明自己的来意，张大同却又对着电话说了起来。
    电话是市长束华如打来的，了解集团近来的整组情况。
    张大同说：“束市长，你放心，有你和吴书记的全力支持，这块骨头我张大同啃定了。集团所属单位的所有人员，我一个不会推给市里。我还有些野心呢，如果市里同意，我还想把平川机械一厂和钢结构厂也并到集团里来。”
    束华如在电话里说：“我看可以考虑。这样既扩张了你的集团，也帮助市里解决了两个困难企业。不过，这事还要找曹市长和严市长具体商量，听说严市长正和台湾华氏集团谈着机械一厂的兼并问题哩，不知进展如何。”
    张大同很高兴，说：“好，有你的话，我明天就去找曹市长和严市长。”临放下电话时，张大同才用开玩笑的口气问了一句，“束市长，你们市里可能已接到不少告我的信了吧？！”
    束华如问：“你害怕了？”张大同说：“只要你和吴书记都不糊涂，我才不怕呢！”这回放下电话后，张大同肃静了一会儿。
    王大瑞不敢怠慢，忙把自己这次的来意说明了：“老战友，我这次来还真就是想替你们集团造造革命舆论哩。我们报社和市企业家协会联合编了一本书，书名叫《平川明星企业与平川企业明星》，顾问是市委陈忠阳书记，主编就是我。我做主编，能不想着你这个老战友么？我就把你这个著名企业家和你们这个著名集团都排在里头了。”张大同乐了：“你还真给我认真吹上了？我现在有啥可吹的呢？集团刚建起来，关系还没理顺，一大半成员厂亏损。你亲眼看到的，我尽在发火骂人，浑身冒烟。”王大瑞说：“这正是你和你们集团的可贵之处呀。刚才看着你工作的时候，我就想，你真是一个90年代的乔厂长，我真是服了你了。所以，我已把文章的题目想好了，就叫《新乔厂长上任记》。”
    张大同手直摆：“不行，不行，我又不姓乔。”
    王大瑞以为有门，又说：“那就叫《破车棚里的集团公司》。”
    张大同说：“这更不行！你是吹我还是损我呀？我的集团正在谋求和美国KTBL集团公司合作，你说我在破车棚里办公，那美国佬还相信我呀？！”
    王大瑞不愿在这种枝节问题上多费口舌，便说：“好，好，题目你定吧，只要给我一万块钱赞助，我负责给你老战友吹好点。”
    张大同愣了：“什么？什么？一万块钱赞助？你老兄看看，我这三间办公室里的全部家当值不值一万块？不行，你就把我这个老总拖出去卖了吧！”王大瑞点着张大同的额头直笑：“看看，小气了吧？小气了吧？手头玩着四个亿的国有资产，问你要一万块的赞助你还叫！别说我还在书里吹你，就算不吹你，让你赞助一下文化出版事业，你也得够点朋友嘛。”
    张大同说：“老战友，我不和你开玩笑，这四个亿可没有一分钱是我张大同个人的。而且，现在也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已三个月没拿到工资了，我也请你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晚几日，等把我养肥了点再宰我，好不好？”
    王大瑞没话说了，干笑了半天，起身告辞。
    张大同在送别王大瑞时，开玩笑问：“老战友，没有钱给你，你还替不替我们集团吹呀？”
    王大瑞一本正经地说：“这叫什么话？没有钱，该吹也得吹。我说过嘛，我王大瑞就是改革的吹鼓手！”
    张大同乐了：“好，你这老战友既有情义，又有艺术良心，等我真肥起来了，准让你第一个下刀！”
    张大同话一落音，三间办公室里就响起了一片压抑不住的笑声。
    在笑声中，副市长曹务平走了进来，见到王大瑞就说：“哦，王大吹也在呀？怪不得这么热闹。这回你王大吹是吹改革之风，还是吹不正之风呀？”王大瑞苦笑道：“曹市长，你看你，做领导的也和我们小记者开玩笑。”转过身，又郑重地对张大同说，“张总，你定个时间，我来采访你，题目我又想了一个，就叫《杀出一条血路》。”曹务平拍手赞道：“好，这题目准确有力，不但是一个张总和一个纺织机械集团，我们平川的工业几乎都面临着怎么杀出一条血路的问题！”三十一见一见民营亚太集团公司董事长柏志林真是很不容易。进了亚太公司小楼门厅，王大瑞把印有“国家职称记者”的名片递给门厅的公关部小姐，小姐只在名片上扫了一眼，就笑笑地，却又是冷冷地问：“王先生找我们董事长有事么？”
    王大瑞说：“我是《平川日报》的王大瑞，要和你们柏总谈点很重要的事情。”
    公关小姐仍是笑笑地、冷冷地，问：“您和我们董事长预约了么？”
    王大瑞真有些火了，又一次重申说：“我是《平川日报》的王大瑞，著名工业口记者，文章经常上一版，有国家职称，小姐你都没听说过？”
    公关小姐这才把拿在手中的名片认真看了看，看过后仍是摇头，还笑着问：“什么叫国家职称记者？我们所有职称系列不都是国家规定的么？”
    王大瑞的眼睛在小楼内四处看着，不屑地说：“我不和你说，你不懂。”
    公关小姐淡淡地说：“我在工院做过讲师，也有您说的国家职称呢。”
    这让王大瑞极是窘迫，他没想到，亚太的公关部小姐竟有讲师职称。过去王大瑞只听说柏志林是博士生、副教授，不知道亚太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是高学历、有职称的年轻知识分子。
    王大瑞的口气一下子谦和起来，以商量的口吻说：“要不，小姐您把我的名片送给柏总，请他约个时间，我来采访他一下。”
    公关小姐这才说：“先生请等一下，我去问问董事长，看他现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和你谈谈。”
    过了片刻，小姐回来了，说：“先生请稍候，我们董事长正和台湾华氏集团女老板商量点事，马上就好。”
    果然是马上就好。没一会工夫，亚太董事长柏志林就从楼上下来了，很热情地握着王大瑞的手摇着说：“欢迎，欢迎，著名的大记者能到我们民营公司采访，是我们亚太的荣幸。”继而，又反过来向公关小姐介绍说，“王记者不是一般的小记者，是很有名的工业记者，文章经常上一版，是平川的大名人哩。”王大瑞受了公关小姐的冷遇，现在真有点受宠若惊了，也对柏志林赞道：“你柏总更是大名人呀，不但在平川有名，在省里也有名呢，连省委书记、省长都知道你。”
    柏志林握着王大瑞的手哈哈大笑：“这么说，王大记者对我和我们公司的情况还有些了解了？”
    王大瑞极自信地说：“岂但是有些了解？是非常了解哩。早先关于民营公司的讨论我就参加过，在报社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做了全面支持您和贵公司的长篇发言。我说了，中国工业的真正希望实际上就在你们这帮敢想敢干的年轻人身上。我当时就想给您写文章，因为工作太忙，拖到了现在。现在呢，我们报社想编本书，为咱市的企业鼓与吹，我头一个想到了你们亚太。我想提出一个很深刻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在全国和全市经济都普遍滑坡的情况下，你们民营企业仍能高速发展呢？”
    柏志林说：“好，好，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可以让我们这位马小姐和你好好谈谈。”
    王大瑞明显有些失望，带着一脸的困惑问：“这位马小姐是？”
    柏志林说：“马小姐可不是一般人物，是我们公司公关部经理，一直代表我和我们公司对外发布新闻。去年在省里，还主持过我们公司的新产品发布会呢。”说罢，柏志林当着王大瑞的面，很坦然也很大方地把公关部马小姐叫到了一旁，低声交待说：“快把这几天的《平川日报》都找来，看看有没有这个王记者什么狗屁文章？另外，王记者开口要赞助时，不论数目大小，你都先答应着。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来要赞助的。”
    马小姐不解地问柏志林：“平白无故，我们还真给他赞助呀？”
    柏志林说：“你不懂，我是想让他好好吹吹我和我们公司，让华娜娜小姐下定和我们合作的决心。这意思我不好说，得由你透给他。可以和他说清，只要吹得好，啥都好商量。谈好条件后，就带他上来见我和华小姐。我再强调一下，一定要他当着华小姐的面吹他那句：‘中国工业的真正希望在咱们亚太这帮年轻人身上’。”
    马小姐笑道：“柏总，你也真就好意思。”
    柏志林苦苦一笑，说：“我真是没办法了，华小姐实在太难对付。”
    交待完，柏志林让王大瑞和马小姐在公关部办公室亲切交谈，自己又急匆匆上了楼，说是不能冷落了台湾客人。走进办公室，再见到华娜娜时，柏志林重又把一个男人的自信写到了脸上。坐在真皮高靠背的转椅上，看着华娜娜和华娜娜的女秘书吴小姐，柏志林说：“华小姐，我看，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
    华娜娜笑着说：“算了吧，柏总，你还是去接待《平川日报》记者吧，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
    吴小姐也说：“柏总，你冷落了著名记者可不好，在台湾，这种有名气的大记者，你送大红包请都请不来。”柏志林摆摆手说：“什么大记者、小记者呀？对这些记者我都烦死了，三天两头来，我们公司做点什么都是新闻，根本不让你有片刻安宁。我敢说，只要我们合作搞国际大厦的风声一透出去，明天《平川日报》头版就会发消息，电台、电视台也会拥出一大堆记者来采访。”
    华娜娜笑问道：“柏总不是在做秀吧？”
    柏志林说：“做什么秀？你们不要小看了我们亚太。我们和华氏集团虽然不能比，可我们毕竟是平川最大的民营公司，是平川乃至全省民营经济的一面旗帜。市委、市政府对我们一直采取扶持政策，新闻舆论对我们的动向也十分关注。所以，你们下决心和我们合作是不会吃亏的。”
    华娜娜说：“给你们5％的股份，你还说我不真诚，咱们怎么谈得下去呢？”
    柏志林说：“我又不是问你要干股。我在合作意向书上写得很清楚嘛，在建国际大厦的三年中，亚太保证按双方议定的计划和方式投足3000万。3000万咋着也得占10％到15％嘛。”华娜娜直摇头，说：“你哪来的3000万呀？我可提醒你，柏总，房地产利大风险也大。万一大陆的房地产在谷底徘徊三五年，你的期房卖不出去，你咋和我们华氏兑现你协议书上的诺言？”
    柏志林说：“我可以向银行贷款嘛。”
    华娜娜挥挥手说：“算了吧，柏总！我可是摸过底了，大陆银行对你们这种民营企业在贷款上控制得本来就很紧，对你们搞固定资产投资，控制得就更紧了，对不对？所以，我劝你们再想想，还是量力而行为宜。”
    柏志林说：“我再重申一下：我们亚太公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营公司，是民营公司的一面旗帜，不论是政府还是银行，对我们都是扶持的。”
    这时，公关部马小姐带着王大瑞来了。
    柏志林做出一副不快的样子，对马小姐说：“马经理，我叫你和王记者谈，你咋又把王记者带到我这儿来了？”
    王大瑞知道女儿对自己年轻厂长田大贵的那一份深情，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作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好，好，你这一票很关键。我们报社评职称，评委会投票时，有的人就差一票没被评上国家记者职称。”
    父女俩挤在厨房弄晚饭时，女儿又说：“一宣布投票结果，大贵哥可高兴了，厂里的姑娘、小伙子们也当场欢呼起来。还唱起了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嘿，每天每日工作忙’。只有老厂长和那个副局长挂着脸。听说市里深化改革的文件已下来了，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都要搬走，谁有真本事谁上，我们这个小厂子看来也有希望了。”
    王大瑞一边洗着菜，一边想：女儿一颗心都在田大贵身上了，根本不清楚这种改革对她意味着什么。是的，田大贵这小伙子很能干，碾米厂在他手里可能会有起色，可对女儿来说，却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女儿工作不到两年就得了白血病，现在已病休了一年多，能保住每月100元的生活费和一点可怜的医药费就不错了。
    于是，他便叹口气说：“媛媛，大贵当厂长是好事，可你要记住，这与你关系并不太大，你主要还是养病，不要对大贵和厂里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女儿很懂事地点点头：“我知道，厂里很难，大贵也很难。深化改革对我这个治不好的病人来说，可能一点好处也没有，可它对我们厂肯定有好处。我相信，大贵哥他们会靠这些改革措施在平川创造出奇迹来！也许到那时……到那时，我们的日子也、也会好过些，再也不用爸爸您四处拉赞助，为我筹集医药费了。想到爸爸您身为党报记者，为拉点赞助四处求人，我心里就难过得想哭。我就想，如果我的病能好，如果还有下一辈子，我就守在爸爸您身边，伺候爸爸一辈子。”
    王大瑞心里一酸，禁不住落下了两行热泪。
    为怕女儿看见，王大瑞忙用衣襟揩了揩脸。
    王媛媛点着煤气炉，开始炒菜时，王大瑞才缓过点情绪，故作轻松地说：“媛媛，你是不知道你老爸哩。其实呀，你老爸拉赞助挺容易的。你老爸是国家职称记者，又是党报工业记者，认识这么多厂长、经理，到哪儿开开口不能要个三万、两万呀？今天我随便走走，就要了两万五，咱能提2500元，加上报社同事们捐的钱，下月的医疗费不就够了？！”
    王媛媛说：“下月不一定去了，我觉得还好。”
    王大瑞生气了，说：“胡说！你比医生高明？叫你去你就去，别烦。”
    王媛媛哭着说道：“爸，您别瞒我了，谁不知道现在经济滑坡？咱市哪有多少效益好的企业呀？您那赞助好拉么？您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厂长、经理们都叫您王大吹，骨子里都看不起您呀！所以，爸，能省一点，咱还是省一点吧。既是绝症，咱就认吧！我不能把您的身体和名誉都拖垮掉。”
    王大瑞把两只颤抖的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痛地说：“媛媛，我的好女儿，你既知道爸爸这么难，就得好好治病，好好活下去。”
    这话题太沉重，父女二人后来都不谈了。吃饭时，女儿又谈起了田大贵和田大贵身边那几个年轻朋友。女儿带着陶醉的神情说：“爸，您不知道大贵哥他们对我有多好，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的病全忘光了，一起笑啊，唱啊……”说着，便唱了起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么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哦，在梦里，梦里见过你。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有人鼓起了掌，掌声很响。
    含泪沉浸在女儿动人歌声中的王大瑞这才发现，原本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碾米厂厂长田大贵，带着他两个年轻同伴走了进来，三人都在鼓掌
    女儿不唱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招呼客人们在屋里惟一的一张沙发上坐下。王大瑞只认识田大贵，起先还以为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碾米厂的年轻工人，听女儿介绍才知道，那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厂总支副书记，一个是副厂长。女儿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们厂这个新班子怎么样？大贵厂长兼书记26岁，汤副厂长23岁，俞副书记24岁，平均年龄24．33岁，只怕整个平川市也找不出这么年轻的班子了吧？”
    王大瑞习惯地说：“好，好，太好了，有时间我就写篇文章给你们吹吹。”
    女儿冲着父亲嗔道：“又来了！你就不能说宣传吗？老是吹吹。”
    王大瑞笑了：“对，宣传，有机会我就帮你们宣传。”
    田大贵很认真地说：“王老师，您还真得帮我们宣传一下呢！不要看我们只是个100多人的小厂，我们和纺织机械集团一样，也是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的头一批试点单位哩。我们这个小班子的构成，不但是市粮食局，连市委组织部孙部长都亲自过问哩。没有市委组织部的全力支持，我们那个只会喝酒的老厂长和那个只会卖计划粮的副局长没准真会把我们搞垮呢。”
    王大瑞问：“你咋得罪他们了？”
    田大贵说：“我哪得罪他们了？我是按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精神办事。其一，把市委、市政府深化改革精神变成具体措施，一一落到实处；其二，走得更远了一点，打破了国营企业的用人机制。我们一上台就宣布了一条：凡是企业急需的人才，不管户口，不论级别，不拘性质，都可以来我们厂工作。不到半个月，真就来了一批能人干将，有农村乡镇企业的采购员，有集体厂的技术员，还有河南的大学生。我们就想筹资改造现有厂房和设备，上一条豆奶粉生产线。这下子不得了了，老厂长四处告，四处问‘这个平川碾米厂还是国营企业吗？田大贵和他那两个穿开裆裤的小伙计想干什么？’”汤副厂长也说：“粮食局有些领导也说话了，说是碾米厂不是幼儿园，不能让田大贵带着这么几个毛头小伙子胡闹。”
    俞副书记说：“最有意思的还是今天，赵副局长以为田厂长的民意测验票过不了大半数，没想到田厂长竟得了95票。这就说明，厂里有2／3的同志拥护我们的改革，这就是人心。”
    田大贵站起来，在屋里踱着步说：“也不想想，不改革还混得下去吗？过去搞计划经济，你投多少粮，我碾多少米，吃不饱，也饿不死。现在国家把粮价放开了，谁还到你这国营厂来碾米？价格贵不说，态度又不好。好，厂子没活干了，从老厂长到工人，都抄起手做国家主人公，这就年年亏损，三年下来这么个小厂竟亏了280万！还有脸说是政策计划性亏损！我在上任前一天的会上就说了，现在没有计划了，只有政策，市委给我们的是深化改革的政策，市场经济的政策！不走向市场，我们这个厂子就没有出路，大家就得失业！现在组织上和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带大家去闯市场。即使我田大贵不中用，撞得满头是血，大家还得闯下去，一定要为我们这个国营小厂闯出一条血路来！”
    王大瑞也激动了，大声说：“小田厂长说得好！闯市场就得有这种不怕撞得满头是血的勇气，就得有这种前仆后继的决心。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话：‘螃蟹有人吃，蜘蛛也一定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就不吃了。对这种人，我们是应当极端感谢的。’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都年轻，就是闯出点乱子，也理应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尊敬。”
    说这话时，王大瑞就想，怪不得女儿对田大贵这么一往情深，原来这个田大贵不但相貌英俊，还是个有思想、有气魄的厂长。
    三个年轻人和王大瑞谈了很多，不知不觉已是夜里11点多了，起身告辞时，田大贵才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悄悄放到桌上。
    王大瑞问：“这是干什么？”
    田大贵说：“这是我们三人的一点心意。目前厂里要上豆奶粉生产线，资金很紧张，再也拿不出钱来了。我们凑了4000元，给媛媛先应应急吧。”
    王大瑞忙把钱塞还给田大贵，说：“这不行，媛媛已经拖累了厂子，哪能让你们个人再掏这么多钱？！”
    田大贵说：“王老师，过去，我们和媛媛在一个班组干活，和亲兄妹一样；今天，我们又成了媛媛的领导，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不关心媛媛。你说是不是？现在厂子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媛媛也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阵子顶过去，大家都会好起来。到那时，我们一定要把媛媛送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疗。”
    女儿失声哭了起来。
    王大瑞眼睛也湿润了。
    透过朦胧的泪眼，王大瑞看到，女儿郑重地接过了钱，贴在自己胸前摆了一会儿，又把钱还给了田大贵，哽咽着说：“这些钱算我收下了，现在，我就用它缴厂里上豆奶粉生产线的集资款吧。”
    田大贵怔住了。
    汤副厂长忙说：“媛媛，你又不是不知道，厂里规定的，离退休职工和重病号一律不搞集资。”
    王媛媛噙着泪说：“我希望咱厂快好起来呀！咱厂好起来了，我才能好起来！大贵哥不是说了么，到咱厂好起来了，就能送我到北京、上海最好的医院去治病。”
    田大贵从汤副厂长手里拿过钱，点点头说：“好，媛媛，你就等着吧，我田大贵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就……”
    田大贵说不下去了，眼内噙满泪水扭头就走。
    王大瑞没去送，也没让女儿去送。他知道，田大贵不愿让媛媛看到他这个年轻厂长的眼泪。这天夜晚，王大瑞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天中经历过的事情，见过的脸孔，全于黑暗中扑拥到眼前。从老战友张大同的纺织机械集团，到头一次接触的民营亚太公司，到女儿所在的小小碾米厂，和厂里田大贵那三个年轻人，无一不让他感慨万分。一种激动而又颇有些悲壮的情绪携雷挟电，呼啸着鼓胀在他心中，这种感觉已是许久没有过了。大睁着两眼，看着发黄的蚊帐顶，王大瑞对自己说，王记者，你太渺小！你太庸俗！人家张大同在三间破车棚里，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为中国纺织机械行业的明天，不顾一切地拼争着，像打仗似的。亚太的柏志林，为了自身的发展，也为了替平川的民营企业争口气，绞尽脑汁，忙个不停。只有你，王记者，眼睛光盯着人家的钱袋，为了拿那两个提成四处跑去凑热闹。你王记者别说和张大同、田大贵这些人比，就是和自己女儿比，都俗不可耐。女儿病成这样，还关心着她那小小碾米厂的命运，还把朋友们送她的救命钱交出去上生产线。而你呢，王记者！你这个平川工业口的资深记者，就不该为这些在改革第一线上冲杀拼搏的同志们做些什么吗？你当年的激情哪里去了？女儿尚且知道工厂好了，她的命运才会好，你王记者难道就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吗？平川的工矿企业不走出整体滑坡的谷底，你们《平川日报》的广告赞助都拉不着，每月的奖金都没着落。
    里外是睡不着，王大瑞索性从床上爬起来，站在窗前去抽烟。
    拉赞助的经历，让王大瑞于不经意中窥见了平川的工业现状，这现状颇像一幅悲壮而有气势的图画。困难重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要杀出一条发展壮大的血路，失去了计划经济保护的国营小厂也要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吴明雄这个市委书记和今日的平川市委确是有胆识、有气魄的，竟在全国第一个进行这种深化改革的试点。还有抓大放小的政策，也实在是聪明。他王大瑞完全可以通过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写出一篇好文章。坐在破写字台前，拧亮桌上的台灯，王大瑞想都没想，就信手写下了文章的标题：《杀出一条血路来———平川市深化改革纪实之一》。
    文章从纺织机械集团三间破车棚里的紧张工作气氛写起，到重病的女儿为了一个小小碾米厂的命运，把4000元救命钱交给自己新上任的年轻厂长结束。文中夹叙夹议，洋溢着一种少有的激情。
    王大瑞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一些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被打破了，试点企业干部群众的商品经济观念、改革开放观念增强了。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的命题。平川严峻的经济形势逼出了平川改革的新思路，试点企业的干部群众无不认识到，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平川碾米厂重病女工王媛媛含泪泣血说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正代表着人民群众欢迎改革、支持改革的心声。”把写好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王大瑞颇为得意，在朦胧的灯光下自己对自己说：很不错嘛，王记者！你还是有记者良心的，你还有热血！你写自己真心想写的东西还是能写好的嘛！这篇文章不但能在《平川日报》上发，也许还能被国家级大报转载呢！
    考虑到可能会上国家级大报，王大瑞格外慎重起来，又用挑剔的眼光把文章重读一遍，这就读出了点问题：文章中几处提到的王媛媛可是他女儿呀，自己这么写好么？知道内情的同志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他王大吹吹到自己女儿头上来了？
    文章中关于女儿的几处文字十分精彩，可以说是这篇文章中最感人的地方，只有对病弱女儿倾注了深深父爱才能写得出来。
    王大瑞想来想去，还是没下笔改掉这些文字，心里想，他写的都是事实，不是编造的，也不是要替女儿吹嘘什么，他吹嘘女儿有什么意义呢？女儿重病在身，既不想出名，又不想做官，谁爱说什么就让他去说好了。
    他和自己挚爱的女儿也要在未来的生活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