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工作有三方面可说：一是史料方面，过去帝王起居注一类的无意义史料，已经删除，另外却发现许多新的史料，例如：（1）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发掘，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都有研究报告。如王之《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足证《世本》及《史记》的殷商帝系为实录，又王氏的《殷商制度论》也很重要（参看第三〇节）。（2）西域考古的种种发现，罗振玉曾根据它编成《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古续编》。（3）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此物首先是罗振玉氏在北平市肆中发现，正有一批档案已作废纸出卖，将运往造纸工场去作原料，罗氏出重价收买之，编《史料丛刊》十册。另一批未卖掉的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整理，曾编成《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册。（4）各民族文字的发现。中国史上若干民族的语文，现在已不可通晓，如辽、金、西夏文字，近年从北方各处石刻及地下发掘，逐渐发现，而且在西北各地发现了佉卢文、回鹘文、粟特（康居）文等。西南边疆民族文字，有丁文江氏《爨文考释》一书。（5）吉金文字的研究，见前第二八节。（6）无文字史料的采获，即各地发掘的铜器、陶器、石器等。
一是研究工具方面，比过去扩大加多，如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解剖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等科学，都能帮助我们鉴别种种史料。某次一德国地质学家在北平见市上有卖龙骨治病的，他买来研究，发现似乎是第三纪人类的化石，可见随处都是史料。
一是著作方面，综合性质的有新通史的编著，章太炎曾拟《通史略例》而未写，现有邓之诚、章嵚、吕思勉、周谷城诸氏先后发表的著作，分析性质的有学术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思想史、音乐史、美术史、文学史、哲学史等等的专史产生，商务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包括专史至四十余种，而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尤其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和讨论。
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以疑古精神为中心的国故整理，对于中国古代史曾尽了一种开辟道路的职任。过去一般好古崇古的学者，无论是理学家或考证学家，都相信古书上三皇五帝尧舜的故事为完全真实，因为他们不敢怀疑经典。自顾颉刚氏《古史辨》的皇皇大著出版，许多迷信古书的人为之震惊。比方说“禹是虫”之类，这是过去考证家所不敢说的。这些疑古的学者，认为那些可作古代史料看的六经也不可靠，如《尚书》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也没有信史的价值，至于《易经》乃是一部卜筮之书，更不能作上古史料看，因此对于唐虞夏商的历史，只好存而不论，要作史只可从春秋时代起。
这种存疑的态度为另一派新史学家所不满，于是他们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最初的一部著作就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利用《诗经》、《书经》、《易经》中的史料，又根据铜器铭文及殷墟甲骨文字的考证，旁采《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里面的神话，而加以合理的解释，使那些荒诞不经的传说，都成为古代历史事实的说明。过去周秦诸子以至司马迁一直到清代朴学大师们都不曾理解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因为他们都是用后世封建国家的制度去想象古代，而把古代传说描写成为帝王的故事。现在新史家根据社会由野蛮进文明的发展法则去分析那些传说，便知古代没有帝王，只是共财同居的部落的酋长。
继郭氏而发表古史研究文字的是吕振羽，他应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古物，配合着民俗学的知识，而同古书上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写出一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最近又有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出版）。郭、吕两氏的意见虽然还不足为定论，但比之仅仅存疑的学者们是进了一大步，是表现了更深刻的见解。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时期区分，各史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如郭沫若把殷商看做氏族社会，西周看做奴隶社会，春秋以后看做封建社会，但吕振羽则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西周以后为封建社会，这是比较合理的两派，还有种种离奇的意见，兹不赘述。
总之，这些新史家的观点，与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实斋、章太炎诸氏以及怀疑古史不可靠的胡适之、顾颉刚诸氏，都有所不同。章氏过于相信古书，胡、顾则过于排斥神话传说，但郭、吕诸氏能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那些荒诞的神话与不可靠的传说（参看第三四节）。他们的古书新读法，是从来一般国学专家所不曾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