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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离娄章句 下

圣道无非是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

原文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华杉详解

诸冯、负夏、鸣条、岐周、毕郢,都是古地名。诸冯、负夏、鸣条在东方,山东一带。岐周、毕郢在西方,陕西一带。符节,是古代表示印信之物,一般用玉、角、铜、竹做成,形状也有虎、龙、人的区别,一般可剖为两半,各执其一。比如用于调兵的虎符,将军带兵出去,带走虎符的一半;国君如果有军令,传令人带另一半去,如果合得上,就可传令,调兵遣将,甚至把那将军斩了都可以。

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之后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他是东方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方人。两地相距千里,两人的时代相距一千多年。但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治理中国,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一模一样,就像符节那样严丝合缝,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可见古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其揆一也。揆,是道理、准则,就是说,他们的道理和准则是一样的。

这就叫“千载一揆”。

王阳明说,人人皆可为圣人。怎么修行做圣人呢?其实很简单,圣道无非是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想一下,如果是圣人遇到这事,他会怎么做?你就和他一样去做。那么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圣人了。

比如说送客。孔子送客时,一定是站在大门口目送客人远去,一直到客人走远了,不再回头招手,他才转身进屋。那么你在送客人的时候,也别在客人刚上车的时候就转身回屋,要一直等客人的车开走看不见了再回。那被送的人呢?也不要一上车就低头看手机,而是把车窗摇下来,跟主人道别,车开走了,要回头致意,看着送你的人,直到看不见为止。

好了,如此这般,在送别这件事上,你的处理就和孔子一模一样了,那你在这件事上就是圣人了。

好的政治,人人自便,都感觉不到领导人存在

原文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zhēn)洧(wěi)。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华杉详解

子产是郑国的执政,也是春秋时期有名的贤相。他执政期间,郑国气象一新,国泰民安,他也深受百姓爱戴。不过,这里孟子抓住他一件小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件事本来是人们传诵的一件美事。那时,郑国境内有两河交汇,一条溱河,一条洧河。一个冬天,子产从两河交汇处经过,看见有老百姓涉水渡河。冬天水寒,冻人彻骨,子产看了于心不忍,就招呼老百姓上自己的车,把他渡了过去。这个人被感动了,传诵子产的事迹,说他是百姓的好父母官!

可是,河上没有桥是谁的责任啊?还是子产的责任。他该做的,不是拿自己车去渡人,而是在河上修桥。所以孟子说:“子产渡人是小恩小惠,这不是政治家该做的。如果十一月修成能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能走车的桥,那百姓就不会为过河发愁了。你把政治搞好了,出门鸣锣开道,让老百姓回避你都可以,用不着你搞这些亲民表演。如果搞政治的人,一个个地去讨人欢心帮人渡河,恐怕你的时间也不够用吧?”

这里的十一月,是周朝的十一月。我们现在用的阴历,是夏历。而周朝的历法,正月比夏历早两个月。所以这里的十一月,就是今天阴历的九月,十二月就是阴历的十月,刚好是在秋收之后,农闲时节,天气开始转凉的时候。这时候,就应该赶紧组织民力修桥。徒杠,是修到人可以走的程度;舆梁,是可以过车了。

诸葛亮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张居正说,为政不必人人问其疾苦,而需事事立有规模。你把制度搞好,就公平正大,不要拿你的车去载老百姓渡河。

好的政治,领导人并不会让百姓感动。而是法制健全、建设完备,人人自便,百姓都感觉不到领导人的存在。

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级,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华杉详解

《论语・八佾》中,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间的关系,不是无条件的,而是相互的。国君对我好,我就在这儿干;国君对我言不听计不从,也不尊重我,我就到别的国家去了。

孟子也说了这个问题:“要让臣忠于君,那也得看君王对臣下如何。如果君王对臣下,能隆之以礼貌,推之以至诚,言听计从,情投意合,看他就似手足一般,一刻也离不开,如此则为臣者莫不感恩图报,矢志尽忠。一定会爱养君德,使之愈加清澈明亮;保护君身,使之愈加强健坚固。就像腹心一般,与君王相依为命,终身休戚与共。这是上下一体的恩义兼隆,明良相遇。

“相反,如果人君待臣下,就像犬马一般,只是豢养他,让他奔走效劳而已,那么人人都会疏远他,不和他亲近,也没什么怨恨,就像对不相干的路人一般,只是干活挣钱而已。

“更有甚者,人君视臣下如泥土草芥,随意践踏斩杀。如此则人人自危,离心离德,把那君王看得像强盗仇人一般。”

曾子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人君对臣下,是以师道相处,还是以朋友之道相处,还是只看作听话的犬马,都能看出区别来。

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现实问题,领导招聘人才的时候,都当手足腹心去招,人才进来之后就成了犬马土芥。所以今天费了挺大代价招进来的,明天就走了,领导自己还感觉不到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上下级关系。在今天的知识社会,一般来说,下级是专家,上级是外行,下级是上级的顾问。所以对于上级的君道来说,以师道待下级,尤为重要。而下级的臣道呢?儒家说是匡正君非,爱养君德,用今天管理学的话说是“管理上级”。如果不懂得管理你的上级,你就做不好工作。

原文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仇。寇仇,何服之有?”

华杉详解

齐宣王看孟子句句都在说他,有点疑惑,就问:“按礼制规定,臣下即使离开主君,转投他国,当遇到旧主去世的时候,他还要为旧主服丧三月。这离开的人都这么大规矩,在我朝中的人反倒可能视我为路人、寇仇。那些离开了还为旧主服丧的人,他的主君是怎么待他的呢?”

孟子说:“要想别人对您尽礼,您要先以礼待人。当他在您这儿工作的时候,如果对您有所规正,您不要认为他冒犯您,而是改正自己;当他向您陈述建议,不要觉得他啰唆迂阔,而是言听计从。这样他提出的方略,就能够一一实施,惠及百姓,这样君臣之间就相得益彰。

“如果因为相互议论不合,观点想法不一样,所以他要去别的国家,为别的君主工作,那就好合好散,派人送他出境,保护他的路途安全。同时,派人先到他的下一任老板那里,推荐他的好处,为他开辟新的仕进之路。

“在本国给他的田宅封地不要收回,给他留着,意思是你随时可以回来。这样保留三年,他若仍然没回来,再收归国家。

“这就叫‘三有礼’,在这儿的时候、走的时候、走了之后,三个阶段都有礼。”

孟子所说的道理,现在还真有企业家这么做。海底捞的老板张勇就有规定:一个店长离职,只要任职超过一年以上,就给八万块的“嫁妆”,就算这个人是被竞争对手挖走了,也给。如果离职的是小区经理(大概管五家分店左右),给二十万;如果是大区经理,就送一家火锅店,大概八百万。我想张勇这种做法,也不是跟孟子学的,还是千载一揆,人同此心,则行同此礼。

孟子接着说:“如果他在这儿的时候,你对他言不听、计不从,从而做不成事,不能有惠于民。等他失意要走,你又马上翻脸成仇,要把他拘禁起来,还要想办法让他在下个地方也干不下去,或者走的当天就把他的房子田地都收了,这就成了寇仇了。有谁会为寇仇服丧呢?”

对于君子来说,礼就是礼,义就是义,不能变成恩怨相报。

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上行下效

原文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华杉详解

大夫比士级别高,士又比一般老百姓级别高。一个人出生成长在一个国家,没人会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但是,当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就要赶紧离开,提前行动,否则祸到临头就来不及了。人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主要是国家的司法不公正。如果君王妄行诛杀,士本无罪,他乘一时之怒就杀了,大夫进谏也救不了,那大夫自己就要赶紧走,因为等杀到你头上,也没人救得了你。再往下推,如果一个老百姓无罪而被杀,那士也可以赶紧跑了。不要认为杀不到你这个级别的人头上,没有司法公正,任何人都不安全。

朱熹注解说:“君子当见机而作,祸已迫,则不能去矣。”

孔子曾经想去晋国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传来晋国贤大夫窦鸣犊、舜华被赵简子诛杀的消息。孔子临河而叹:“黄河之水洋洋壮美哉!我不能渡此河,是我的命啊!”子贡问他原因。孔子说:“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未得志时,是依靠他们才得以执政。可得志之后,他却为了政治目的而杀掉他们。君子物伤其类,也要懂得避开不义之人。”

原文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

华杉详解

孟子说:“君主若仁,就没有人不仁。君主若义,就没有人不义。”

上行下效,这是个生物学问题。法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90年写了一部世界名著《模仿律》。里面的核心观点是:模仿是先天的,是我们生物特征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模仿而使行为一致。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在模仿中长大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模仿。而模仿律的第一定律,就是社会下层人士对上层人士的模仿。

原文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华杉详解

孟子说:“不符合礼的‘礼’,不符合义的‘义’,有德行的人是不会做的。”

张居正讲解说,礼义贵乎中正不偏。比如礼尚敬,但不能谄媚;礼贵有文,但不能流于虚文;义贵在勇,但不能以奋激为义,行其所不必行。总之要把握中庸之道。焦循举了一个“借交报仇”例子,舍身替朋友报仇就是不义。朋友的事是朋友的事,你拼自己的命去替朋友报仇,将自己的父母家人置于何地?

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

原文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

华杉详解

朱熹注解说:“无过不及之谓中,足以有为之谓才。养,谓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中,是中庸的中。程颐注《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就是极致完美的意思。后人以为中是中等水平,庸是平庸,这样就把中庸之道全理解反了。

中是不偏不倚,没有过分一点点,也没有一点点达不到,妙不可言。德行中和,则待人接物处事,无不恰到好处,既能让人舒服,又不会丢失原则变成好好先生。

张居正讲解说:如果父兄自己有中和之德行,而子弟的德行有偏,则能抑制他过分之处,引导他不及之处,让他也能致中和;如果父兄自己有干济之才,而子弟之才或有所短,则能开悟其昏昧,警醒其懒惰,一点点引导他,让他自己成才。如此,对不中者有变化气质之功,又不会因为急于求成而起反作用;对不才者有开发聪明之益,又不会压迫他激起他的叛逆。

所以人们也乐于有好的父兄啊,不仅能生养我,年长于我,而且能成就我。如果为父兄者见子弟之不中不才,就严加督责,以求其速成。等看他不成器,又放弃他不教了。那他们自己也只是不中不才罢了。那“父兄之贤”与“子弟的不肖”之间也没多大差距。其间不能以寸,意思就是,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近到不能以分寸来衡量了。

看了张居正的讲解,深叹知行合一之难!他讲得如此透彻,自己却完全没做到,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他上面这段话所批判的。他是幼年丧父的小皇帝的老师,也相当于是父亲,同时又是帝国的实际执政者。他对小皇帝教育之严厉,几乎让皇帝战栗。再加上那位望子成龙的太后,不仅违背易子而教的道理,而且时刻威胁小皇帝:“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张伯伯就可以为了国家,行伊尹、霍光之事,把你给废了,另立明君!”于是,小皇帝在压抑恐惧中长大,不仅没能致中和,没能成才,而且在张居正死后,对他的家族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原文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华杉详解

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程颐注解说,所谓作为,是一种选择。只有选择了不做什么,才能选择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无所不为,那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这一点,现代管理学也有讲:战略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选择不做什么;营销不是选择谁是我的客户,而是选择谁不是我的客户。如果你做一大堆事,等着东边不亮西边亮,那肯定没有一边会亮。如果你不懂得要做哪些客户、不做哪些客户,那你必然不能服务好自己的客户。

所谓有为,就是在一个地方压倒性地投入大量的时间。所有成功靠的都是时间的投入,所以你必须坚定地在其他地方都不花时间,才能把时间集中到你需要有所作为的地方。

张居正还讲了另一层意思:大凡天下之人,有才能、有力量的,才肯有担当。但如果见之不明,守之不确,则可能轻为而取败,或者锐进而无成。所以平时要涵养精深,深藏不露,执持坚定,什么也不干,然后干济自有余才,担当自有全力。一旦到了那事理当为,则重大艰难之任,毅然以身当之,而无所顾忌;遇到事机可为,则祸福利害之冲,慨然以身赴之,而无所畏缩。举世皆不敢为、不能为之事,他独能为之。他这样有为,不就是靠之前的不为养成的吗?如果一路都无所不为,他哪有机会有最后的作为呢?

张居正讲的是从政的道理,如果一路无所不为,事事志在必得,就相当于是个开放的风险敞口,随时会被人挑落。而涵养精深,深藏不露,执持坚定,什么也不干,就能不犯错,从而等到大权在握、经世济国的机会。

不要讲别人坏话,也别在意别人讲自己坏话

原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华杉详解

孟子说:“说别人的坏话,招来后患怎么办呢?”

张居正讲解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所以当别人有过失,往往要帮他掩护,不要到处播扬。这是一番忠厚之心,也是避害远祸之道。如果听到别人一点不好的事,就喜闻乐道,以快一时之口,不肯掩人瑕疵,那首先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同时,《大学》说:“言悖而出,亦悖而入。”今天你说别人,明天别人就说你。

谁在人后不说人?人性的弱点,就是喜欢说别人坏话,同时又受不了别人说自己的坏话。所以,君子的修为,应该是尽量不要说别人坏话,而听到别人说自己坏话,就当没听见。

原文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

华杉详解

孟子说:“孔子不做什么过头的事。”

杨时注解道:“圣人做事,本分之外,不加毫末。”

张居正讲解说,天下之道,大中至正,圣人也不能把它加高。圣人如孔子,天下人皆仰望以为不可及者,但他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高世绝俗之行。你看他平时的言行,也只是在日用常行之间,合于天理人情之正。他说出来的话,都是大家一听就明白的平常道理,没有过高之谈;他的行为也都是人人都可以去做到的,没有过激之行。所以说他不做什么过头的事,因为一旦过头,就超出性情本分之外,不合义理了,那怎么能做圣人呢?

圣人是大中至正之人,而不是世外高人。

世上没有“高论”,高论都是哗众取宠,以惑下愚。

但是人们总会被“高论”所迷惑,趋之若鹜,如痴如醉。其实,天下的道理,就那么简单几条,关键是要做到这些道理,而不是去听新道理。对于追新逐异,孔子有个说法,叫“索隐行怪”,就是专研究谁都不知道的,专做谁都不会做的,以求名声,以惑下愚。圣道不传,就是因为追新逐异的人太多,没有人去听老生常谈了。

正因为圣人不做过头的事,所以王阳明才说“人人皆可为圣人”。因为圣人之道,就是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这些事我们每天都要处理无数次。而我们和圣人的区别,就在于他怎么说就能怎么做,我们偶尔能做到的,他却能坚持一生都做到,以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真正的天壤之别。

“言必信,行必果”,原话是批评人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华杉详解

孟子说:“有德之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贯彻始终,与义同在,依义而行。”

张居正讲解说:君子对于言行,要随时顺应。不可先有成心,认为一定要达成。客观上达不成,或者达成已经不合于义,就不要浅薄固执地坚持。如果言贵于信,则不择是非,明知错了还不改;如果行贵于果,则顽固不化,明知走错路还不回头。对君子来说,言非不信,但并不死守于信;行非不果,而未尝有心于果,只看于义理上如何。

孔子还提出“意必固我”,要勿意、勿必、勿固、勿我。不要凭空猜测、主观臆断;不要期必,认为一定会怎样;不要固执己见,听不进别人意见;不要我执,要无我。

孟子说,善莫大于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不是对人善,而是舍己从人,善与人同,懂得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做法。

孔子还有一句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当然是好的品德,但是发现自己不对,还要坚持做,那就是浅薄固执、意必固我的小人了。我们时常引用“言必信,行必果”,却不知道孔子、孟子的意思都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这也是中国讲结果正义,不讲程序正义的文化根源了。

心学的宗师是孟子

原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华杉详解

赤子,是刚生下来的婴儿。大人,可以说就是圣人。

朱熹注解说:“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张居正讲解说,人们都以为那些所谓的大人,都是盛德大业高出天下,非常人所及。殊不知大人之所以为大,不过是不失赤子之心而已。因为那赤子之心,没有丝毫人欲之蔽,是心体之本然。长大后,学了知识,有了物欲引诱,就失去了那赤子的纯一之心。而世间所谓大人,涵养极其精纯,操持极其坚定,内不藏于私欲,外不夺于物诱,所以从小到老,时时刻刻,只有这一点纯一无伪之心,没有一点间断或丧失。所以智周万物,无所不知,就是赤子的这一点点良知;道济天下,无所不能,就是赤子的这一点点良能。并没有什么心体之外的穿凿之智、机械之巧。

孟子的这句话,和朱熹、张居正两位老师的讲解,信息量太大了。可以说,整个王阳明心学的思想,都在上面这三段话里。也可以说,心学的宗师是孟子,而陆九渊、王阳明是总结提炼,重新发明之。

孟子说的不失赤子之心,就是王阳明说的致良知。

朱熹和张居正的讲解里有五个关键词:良知、良能——扩而充之——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几乎就是心学的整个方法论了。

良知是什么,是生而知之,你天生就知道的;良能是什么,是不学而能,你本来就会的,也就是本能。那我们为什么不知道了?为什么不会了呢?就是因为学了太多没用的。为什么要学没用的呢?因为那有用的,没人肯下苦功去练习,老想学点新的、奇的、巧的,就走到王阳明说的断蹊僻径去了。脚下的大路,但很多人都不愿意走,因为他们知道那要下苦功,要花时间,老想去找捷径,或者为物欲所牵引,志无定向,随波逐流,在每件事情上投入的时间都不够,当然一事无成了。

朱熹和陆九渊是同时代人,两人有著名的鹅湖之会,在江西鹅湖寺辩论得天翻地覆。但是在朱熹注解《孟子》这一句话上看,他和陆九渊的思想没区别,用的词都一样。朱熹说把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陆九渊则曾经说自己:“我在那无事时,只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而到那有事时,我便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这就是良知良能的扩充。

王阳明说:“我等用功,不求日增,但求日减,何等洒脱!”每天学习,不是为了要去学新东西,而是要把几千年圣人传下来那一点真骨血,反复修炼,在自己的良知良能上找,再扩而充之,就能实现陆九渊说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能实现王阳明说的“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什么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左右逢源呢?我们说,当你心中装着问题,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是答案,就在你的左右,往你身上撞。找不到答案,是因为你没找对问题。找问题靠什么?就靠赤子之心,靠良知。

历史就是文明,仪式就是文明

原文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华杉详解

孟子说,奉养父母还算不上大事,为他们送终才算得上大事。

或者说,能奉养父母者,未必能担当大事;能为他们送终的人,才能担当大事。

朱熹说,奉养父母,自当爱敬,但也是人道之常,什么地方没做好的,还可以弥补。至于送死,则是人道之大变,如果有一个地方没做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只能留下永远的遗憾。所以这是最大的事。

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变是什么呢?就是亲人的离去。亲人走了,从此世间少了一个和我最亲的人。几十年的朝夕相处,却突然再也见不到了。孝子当此人伦大变,就要为父母送最后一程,在悲痛之余,筹划周详,礼仪完备,样样安排,都要符合死者的心意。人死了,我们说他“永垂不朽”。垂,就是留传后世。留传下什么,就在这葬礼上总结;如何留传,这葬礼就是仪式;谁来留传,就是由孝子来留传,让子子孙孙都铭记逝者对家族的贡献。

能理解这些,能做到这一步,你就是能担当大事的人。不管你在父母生前如何尽孝,如果对葬礼草草了事,只有钱财供养,没有礼节仪式,那就还不算一个文明人,更不用说能担当大事。

孔子还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去世三年之后,都还能坚持他的作风和规矩,那真算是孝敬了。对一个人敬不敬,当面的表现都不算,背后尊敬才是真的敬。同样,对父母孝不孝,父母生前如何奉养都不算,死后依然孝敬,那才是真的孝。

什么是文明?历史就是文明,仪式就是文明。没有历史,没有仪式,就没有文明。慎终追远,是一个家族的文明,那就是文明的起点。

学习是一个包围战

原文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华杉详解

孟子说的这一段,把学习的本质讲得很透彻,这也可以说就是心学的源头。“取之左右而逢其原”这句话,也是王阳明讲课时喜欢引用的。

朱熹讲解说:造,是造诣;深造,是进而不已;道,是进为之方。君子依靠正确的方法来得到高深的造诣,就是为了自己能得到那道理。

什么叫自得之呢?朱熹说,就是默识心通,得到自己心里去。张居正说,“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的“原”,就是心。因为“天下无心外之道,亦无心外之学”,学习义理之道,一定是学到自己心里去,等你的心和这义理一致了,就叫心与理一、理与心会,精神凝定,外物不能摇夺。如此则居之安、资之深,意思就是,那义理在你心里牢固地被掌握,住得很安稳,积蓄很深。如果你的造诣不够,没有真正学到心里去,那就居之不安,你不能按那义理要求的去做,不能知行合一,等于没学到。

自得之,就是学到心里去,学到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条血管里去,如此则“取之左右而逢其原”,事感于外,理应于中,上下左右,无往不利。就好比,当你心里装着正确的问题,满世界都会给你答案。

相反,如果没学到心里去,就像我们学这《孟子》,只是站在外面看,你只会觉得“嗯,孟子讲得不错”,但其实跟你没关系,你也不会按他说的去做。不去做,是因为心里没有,读书也就是看看热闹。

原文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华杉详解

孟子说: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解说,是为了在融会贯通之后,再回归到最简约的总结。

大道至简,就是几千年来圣人传下来的那一点真骨血。但是,这一点真骨血,你不是直接拿来就会,而是要靠广博地学习,最终自己再由繁而简地总结出来。

张居正讲解说,天下之理,不求于博则识见浅陋,不能触类旁通;不反之于简约,则功夫汗漫,无所归宿,不知道你这人到底是学啥的。所以君子治学,凡天地民物之迹,诗书六艺之文,无不旁搜远览,偏观尽识,学之极其博矣。这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者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或者百战归来再读书。学习之余,又对那所学的东西,无一事不究竟其道理,无一物不穷尽其变化,或者向老师请教,或者与朋友交流,辨析得非常详细。这样学习,不是为了夸耀自己学识渊博,而是因为义理散见在万事万物之中,要一点点把它收拾起来,由支派而穷其本源,由节目而得其要领,反之于简约之地。这样由博到约,由繁到简,才是我真正学到了。

学习是一个包围战,义理就是中间那一点点。但是你一定要画一个大大的包围圈,广博地去学习才行。所谓“触类旁通”,没有“旁”就没有“通”。你不可能盯着一个点死学,就能把它学通,而是要旁敲侧击,从旁边敲通。读一本书,听一堂课,往往并不能弄懂,不懂没关系,学习的过程就是埋下一个个伏笔,播下一粒粒种子,这些埋下的东西会潜伏,会生长,会与你之后看到、听到、学到、遇到的东西互动。在这互动之中,就功到自然成,总有一天自然会通。通了之后,这事对于你来说就简单了,这就是由博到约。

经常有些同学参加了一堂课,就不满意,表示“没学到什么东西”。这其实就是不懂学习,才一堂课,你想学到啥?就算“学到”了,下课铃响的时候,也已经忘记70%了;到第二天,95%都还给老师了。能记住一句话,就一辈子受益了。学习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要终身持续不断。

话说回来,如果上了一堂课,就觉得“学到了很多东西”,那反而更可疑。或许只是追新逐异,听到了很多哗众取宠的新鲜词罢了。

向领导推荐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绩

原文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华杉详解

这里的“以善服人”和“以善养人”有什么区别呢?朱熹说,以善服人,是要以善来取胜于人,意思是,我比你善,你服不服?而以善养人,是要熏陶教养对方一起同归于善。心态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差别,别人对你的人心向背就相差毫厘千里,所以一定要审慎注意!

张居正说,善虽然有服人之理,但是你自己拿善去要别人服,那就已经有自矜之心了。如果有了一善,就要恃以骄人,那么人家即使服,也是表面上的,并不是心服。真正的善,是必善而不独善,要推己及人,熏陶教养,让别人也同归于善。这样以曲成万物为心,兼善天下为度,才真正可以令天下心悦诚服,从而王天下。不能使天心服就能王天下,那是从来没有过的。

焦循对“养”的解释有所不同。他说“养”就是“养之以仁恩”:我既然要善,就要对人好,要有仁有恩,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让大家都因我而得益。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所以,“以善养人”有两个层次:一是真心对人好,利他,助人为乐;二是教养教化,让天下同归于善,和我一样善。而“以善服人”就有一种道德优越感,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德压人。服,应该是人家自己服,而不是你去要人家服。

任何时候,你要别人服你,他肯定不服。当你没有服人之心,只有纯粹的善意,别人才会服你。

原文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华杉详解

张居正讲解说,人的言语如果招祸启衅,就是不祥之言。这样的不祥之言,往往没有事实依据,只是信口传谣,说人是非。不过,不祥之言在一般人身上,也只是止于他自己的吉凶,而无关于国家之利害。真真正正最不祥的,是蔽贤者,也就是那些嫉贤妒能、遮蔽贤者的奸臣小人。他们一看见别人有善行,就遮蔽他,不让君王知道;一看见别人有才干,就排挤他,不让他得位任事。这些人说的话,下蔽士庶之公议,上蔽人主之聪明,真是巧言足以乱德,利口足以覆邦,贻害深而流毒远,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

《晏子春秋》说:“国有三不祥,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国家最不祥的是三件事,一是有贤能之人,国君不知道;二是知道了,却不给他官做;三是给他官做了,却不给他权力和信任,让他真正能担当任事。

《汉书・汉武帝纪》说:“进贤者受上赏,蔽贤者受显戮,古之道也。”发掘人才,培养人才,向领导推荐人才,是人臣最大的功绩。而嫉贤妒能,遮蔽人才、排挤人才,是国家最不祥之事,也是奸臣最大的恶。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别人跟前凑,往自己身上找

原文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华杉详解

徐子,就是徐辟,是孟子的弟子,在前文出现过。

徐辟问老师:“孔子数次称赞水,总是赞叹:‘水哉!水哉!’这孔子到底觉得水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孟子说,有源之水,滚滚流出,昼夜不停。把沟坎注满,再继续往下流,渐进而流入江河,注入大海。有本有源的事物,就是这样子,孔子就取它这一点罢了。假如没有本源,就像那七八月间的骤雨,一下起来,哗啦哗啦,大小沟渠都满了,但是不一会儿就干涸了。所以名声超过了实际的,君子引以为耻。

人呢,实胜于名为善,名胜于实为耻。设工作目标,要跳起来够得着的;追名逐誉,则千万不要跳起来去够。如果道德才能都本不足称,却获得了超过实际的虚名,虽然一时可以掩饰,时间长了必然败露,就像暴雨后的大水退去一样,之前的声名,都成了一场事先张扬的丢脸事件。

君子重本,得不到不往别人跟前凑,往自己身上找,反身修德,养深而蓄厚。然后实大声宏,而名誉随之,有本有源,渐进不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管他有多高的声名,他都还有更大实力在后面!

这一点,还要结合《论语》里学的“人不知而不愠”。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低看了自己而不爽,而君子是很注意要保持别人对自己的“低看”,这才能实胜于名,源远流长,源源不断,不可限量。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决策树,有数万个决策点

原文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华杉详解

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一般老百姓放弃了它,而君子保存了它。”

这一点点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人性、善恶、良知、品德、志向。

一般人放弃了它,而君子保存了他,这就形成了人和人的巨大区别。

有人仁义,有人不仁义;有人有想法,有人没想法;有人有志向,有人没志向。虽然刚开始只有那么一点点差别,但随着人生道路的不同,差别一路放大,三十年后就变成天壤之别了。

张居正讲解说,“几希”之介,间不容发,就那么一丁点儿,如果能择之唯精、守之唯一,则“几希”之理,自能常存。“此圣学之渊源,而孟子独得其传者也。读者宜究心焉。”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张居正却把它提到了圣学之渊源的高度,而且说只有孟子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意,要我们潜心研究。那我们就再对这句话仔细玩味一下。

圣学的渊源,一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王阳明说的,几千年圣人传下来的那一点真骨血,也就是致良知;二是“扩充”,要把这最简单的道理,最基本的原则,在修养中不断扩充,在日用常行每一件事上知行合一,几十年扩充下来,就能参与天地之化育,入天人合一之境。

人生就是一棵巨大的决策树,有数万个决策点。你要把自己的日用常行,应事接物待人,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看作是一个决策。每一个决策,都会对你的人生有不同的影响,把你引向不同的道路。如果在每一个决策点都把握住那“几希”的区别,认真对待,这就是善的扩充、成就的积累、圣学的渊源。

做事不看尽没尽力,而看尽没尽心

原文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华杉详解

庶物,就是万事万物。焦循是直接将庶物解作“禽兽”的,因为前面的话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所以这里接着说舜对禽兽和人类都了然。而张居正说是“世间万物,飞潜动植”,不光是禽兽,植物也包括进来了。《庄子・渔夫》里有一句:“寒暑不时,以伤庶物。”意思是,季节错乱,就会伤害庶物,这里也是指动植物。

不管是人,还是禽兽,甚至植物,都懂得趋利避害,都是一样的。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在于物有物理,人有人伦。舜对于这些都明白,对万物之理,物尽其用;对于人,明察人伦之序,教化天下。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句话很重要。前面孟子说了:“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舜就有一颗赤子之心,仁义就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的脊柱神经里。遇事接物,不需要经过大脑思考,他的行为反射就是仁义。他本性中的仁义,慈祥恻怛,从心上生发出来,自然无所不爱。而他的行为,无论对何人何物何事,都是仁义。这就达到了生知安行的境界,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仁义自己就会不安。这就是由仁义行。

如果说由仁义行,是仁义在心中,那行仁义,就是仁义在大脑里,是学知利行。学而知之,利而行之,学习到了,知道仁义有利,就会为了仁义的好处而行仁义。甚至是困知勉行,困而知之,勉强行之。因为吃了不仁义的亏,知道自己必须行仁义,所以勉强自己去行。

可以说,由仁义行,是心性;行仁义,是理性。孟子说要“尽力知性”,由仁义行,是尽心;行仁义,是尽力。尽力去做,怎么也不能跟尽心去做相比。唯有尽心,才能无微不至,无所不达;而尽力,总是力有不足。张居正说,舜这是继承帝尧精一之统,开万世心学之传。

做一件事,不能说我尽力了,而是要问自己尽心没有,这就是心学。

你心里装着,就自己会生发

原文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华杉详解

旨,是美味;旨酒,就是美酒。大禹讨厌美酒,却喜欢有价值的话。

《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尧帝的女儿令酿酒官仪狄酿出美酒进献给大禹。大禹喝了之后,觉得美味无比,于是疏远了仪狄,戒了酒,说:“后世一定会有因酒而亡国的。”

干吗要戒酒呢?少喝一点不就行了吗?因为恶和善一样,都会扩充,会放大,所以要把危险的欲望消灭在摇篮里。大禹一方面不认为自己有自制力少喝一点;另一方面,也不愿意有示范效应,让大家都跟着喝,小欲变大恶。

反过来说,小小的善言也有巨大的价值,取而行之,扩而充之,也能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尚书》记载说:“禹拜谠言。”对正直无欺、恰当中理的言论,禹马上就拜谢。这并不是夸张,一者,处在天子的高位,别人不敢跟你说真话,不敢顶撞你,不敢批评你,所以一定要用很鲜明的态度和很夸张的肢体语言来表示诚意,鼓励大家说真话;二者,知道正直当理的话有巨大的价值,只要落实它,扩充它,就能治国理政造福天下。

原文

“汤执中,立贤无方。”

华杉详解

商汤执中庸之道,提拔人才却不拘一格。

朱熹注解说,方,是类。立贤无方,就是选拔人才的时候不问出身,不问他是哪一类,唯贤是举。商汤立的最大的贤才,就是伊尹,他辅佐商汤完成了建国大业,并在商汤死后,辅佐他的子孙,一共做了五朝执政宰相。而伊尹的出身本是一个奴隶、厨师。

原文

“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华杉详解

那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周文王却还是觉得他们受了伤害,还要想怎么保护照顾他们,怎么让他们过得更好,其爱民之深如此。不如此也不行啊,政教一有未修,刑罚一有不当,不就妨碍民生,伤害百姓了吗?周文王敢说自己没伤害任何人吗?但是别的君主不会想这事,只有周文王能感受到,能仔细努力地去对待,因为他心里真正装着百姓。唯有百姓各得其所,他的心才安。

同样,他也有一颗求道之心,他已经是圣人了,自己却不满足,觉得道无终穷,学无止境。不断点检反省自己,只要学习进修一时懈怠,就可能与道背驰。看见自己已经达到道了,还不满足,就像没看见一样,继续精进,必欲无一理不造其极,才能放心。

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经有人比你聪明

原文

“武王不泄迩,不忘远。”

华杉详解

朱熹注:泄,狎也。人对自己身边的人容易放松,亲昵而不庄重,又或者有情绪时拿他发泄出气。周武王心思缜密,志虑周详,可他对身边的人也不敢有一毫轻忽,而是始终保持尊敬;对离得远的远臣,也不敢有一些疏略,而是怀远为近,咸正无缺。

对身边人保持庄重,是德之甚;对远方的人保持关怀,是仁之至。所以武王才能成就王天下的事业。

原文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华杉详解

三王,是夏商周三代之王。四事,是上文说的禹、汤、文王、武王所行之事。

武王去世后,周公辅佐成王,天下的担子都落在他的肩上。他不但继承文王、武王的遗志,也远求于上古,学习大禹、商汤,把三代圣君的德行,一一措之施行,无所遗失。禹的恶旨酒、好善言,汤的执中道、立贤无方,文王的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的不泄迩、不忘远,他都一一照做。

但是古今时异势殊,推移变化。有些事情和三王四事的经验合不上,他就仰头思索,夜以继日。幸而半夜想通了,他就干脆不睡了,坐起来,等到天亮付诸实行。

对前人经验的尊重,是人生的大智慧。儒家说“善为天下公”,不要“任其私智”。不要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要明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有人或曾经有人比你聪明。我们每天处理的事情,没有什么是别人没遇到过的。既然前人有无数的经验,就把这些经验找到、学习、照做。如果实在找不到、合不上,再自己去探索。

真理都是普世的,不仅普世,而且跨越时空,这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要反复体会,自己落实。

历史是国家的圣经,是凝聚一国的精神纽带

原文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táo wù),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华杉详解

孟子说,圣王之道不行,诗就没有了。

诗,是《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民间的,包括十五国风,也就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这十五个诸侯国的民歌;雅是贵族的,是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颂是国家的,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

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每年秋收之后,百姓无事,男女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政府就派人走访乡里,收集民歌。乡里汇报到邑,邑汇报到国都,再汇报给天子。这样,一方面,天子足不出户,就能体察民情;另一方面,也将民间之风、列国之雅挑选整理出来,加上朝廷所作之颂,再推广到全国,这就是治国之礼乐。

可以说,《诗经》是国家的精神,是国家的文化,可以陶冶情操,教化民俗,确立礼仪规范。在西周,《诗经》扮演了宗教般的作用,《诗经》就是“圣经+法典”,我们是以诗治国。

周平王东迁之后,进入东周时期。从此,政教号令不及于诸侯,政府也不组织收集诗歌,自己也不写诗了。于是,礼崩乐坏,上下陵夷,名分倒置,天下之乱,将不知所止。孔子看着觉得担忧,就写了《春秋》,详述鲁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使王者之政虽不能行于当时,也可昭示于后世。所以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他寓价值观和刑罚标准于历史。这样,“以诗治国”就变成了“以史治国”。

史书并非只有鲁国有,各国都有其史,只是名字不同。晋国的叫《乘》,乘是兵车,寓意记载田赋乘马之军国大事;楚国的叫《梼杌》,梼杌是一种恶兽,以恶兽比喻凶人,记之以垂戒。

《春秋》虽然是鲁国之史,也不限于记鲁国之事。周室东迁之后,王室衰微,五霸迭兴,齐桓、晋文功业鼎盛,所以《春秋》也大量记载了齐桓、晋文征伐会盟的事迹。至于文辞之体,都是当时史官根据列国互相通告的策书以记于年月日期之下,本来没有什么褒贬。但孔子却假其旧文,加以笔削,明典定礼,命德讨罪,申明大义。我们常说春秋大义,是指《春秋》本是按日期记事,而孔子则以史事明大义。这不是天子交办给他的任务,而是他自己去做的,所以他说:“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思是,这是我私自定的。这是他的谦辞,而他也因此成为“素王”,因为修史定义是王者之事。

历史就是国家的圣经,是凝聚一国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是人与人最紧密的关系。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却有“历史独立”的精神,历史甚至高于司法。比如著名的“崔杼弑君”的故事。齐国的崔杼成功发动政变,杀死了齐国国君。官方史官秉笔直书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毫不客气地把他也杀了。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哥哥的事业,依然如此书写,也依次被崔杼杀了。第三个弟弟又站出来,继续书写,这下崔杼无可奈何,不杀了。其实杀了也没用,因为有个叫作南史的史官,听说崔杼连续杀死史官,就准备好笔墨竹简,前往齐国宫廷。后来听说还是如实书写了,他才中途返回。

史官记录的不仅是历史,也是政治。同时,历史也是习惯法,什么是习惯法呢?从法社会学的视角考察,法律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有组织的有序体,也可以是无组织的松散体。在没用成文法可循的情况下,那些长久的习惯常常被当作法律来遵守。而从法人类学、法史的视角考察,习惯法是法律的最早渊源形式,它先于国家的存在而存在。有国家以前的社会,以及初期的国家,习惯几乎占法律之全部。

我们今天,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还是习惯法社会,还是在按过去的老习惯办事,大家也都能接受,至少能顺从。为啥?都习惯了。

没成功的人关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后关注的是传承

原文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华杉详解

君子,是有官职的大人物。小人,这里是指没有官职的小人物。泽,是流风余韵。世,父子相继为一世,或三十年为一世。斩,是断绝。淑,这里是“取”的意思。

孟子说,圣贤之生,其建立在一时而遗泽在后世。故在上而有位者,其功业闻望传于后人,差不多到第五代,影响力就断绝了;那在下而无位的,其道德声名垂于后人,也差不多能传五代。

从孔子到孟子,还没有到五代人。孔子逝于公元前479年,而孟子生于公元前372年,毕竟相距不足百年。在五世之内,孔子遗泽尚存,微言未绝,渊源所自犹有可承,所以能私闻孔子之道于人,而自善其身。

为什么说五代呢?这是宗法社会的规矩。五代之后,民间叫“出五服”。五服,是根据亲疏远近五种等级的丧服。过了五代,就亲尽服穷,不算一家人了。过了五代,同姓都可以结婚了。

无论是君子之泽,还是小人之泽,要想超过五代,传诸后世,就要靠载道,要著史。前面说了国家以史治国,民间亦以史治家。国家有经史,民间有家谱,家史就在家谱里。

没成功的人关注的是成功,成功之后关注的是传承。家族的传承,最低层次是传下家财,给子孙留下钱财;再上一层是传下家业,有事业能持续生财,可持续发展;再上一层,就是传下家风,家族文化。要传承,首先要有家史,有家史,才有家风。

取利、分配和献身的逻辑

原文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华杉详解

孟子说,可以拿,可以不拿的,拿了对廉洁有害;可以施与,可以不施与的,施与了对恩惠有害;可以死,可以不死的,死了对勇敢有害。

我们先说第一点,见利而动是人之常情,但见利之时,要仔细思量,是否合乎于义。如果不义而取之,就成了见利忘义,伤害了自己的廉洁。当无所谓义与不义的时候,就可以取,也可以不取。你选择不取,就不担那不义不廉的风险。

人有两种:有的人怕吃亏,有的人怕占便宜。怕吃亏的人,一旦觉得自己吃了亏,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各种难受,一定要找回来,心里才平衡;怕占便宜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可能占了别人便宜,也像吃了一只苍蝇,各种难受,一定要吐出去,心里才平衡。

一般来说,怕占便宜的人,乐意与人分享利益,乐善好施。如果你是乐善好施的人,就要注意这第二条。你可能会认为,可给可不给的,就给别人算了。但孟子认为,你还是要认真对待,不要随便给。张居正说,施不必博,惠不必众,尤其是不要“市恩”而给。

市恩贾义,和沽名钓誉一样,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是你把对别人的施与,当恩情出售,要别人记你的好。如果你对领导有影响力,能帮人升官,就运用这种影响力去施恩,那更是出卖了领导,成了奸臣了。

在一个组织里面,也不可优崇过度。华为任正非就提出,高层员工要有使命感,中层员工要有危机感,基层员工要有饥饿感。如果全都吃得饱饱的,都不想干活,以后拿什么来给大家施惠?

最后一条,见危授命,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是勇。但如果白白牺牲,仁未必成,义未必取,轻身而死之,这血气之勇,就不足为勇。子贡之死,就是这种情况。不该他死的,他自己去找死,这就不仁不义不勇,白白让家人和师父悲伤。

如果你的朋友或属下背叛你,那你有两条罪

原文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华杉详解

逢蒙跟羿学射箭,学会了羿的全部技巧后,他觉得天下只有羿的箭术比自己强了,于是便杀死了羿。孟子说:“这事也有羿自己的罪过。”

公明仪说:“羿好像并没有什么罪过啊。”加害者有罪,被害人也有罪吗?

孟子说:“罪过不大罢了,怎么能说没有呢?从前郑国派子濯孺子侵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够拿弓,我死定了!’又问其仆,他的车夫说:‘追我的人是谁呀?’车夫答道:‘是庾公之斯。’濯孺子便说:‘那我不会死了。’车夫说:‘庾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说不会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跟我学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端正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也一定端正。’庾公之斯追上来了,问:‘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疾病发作,不能够拿弓。’庾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反过来害您。不过今天这事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于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打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发了四箭之后就回去了。”

孟子说的道理是,如果你的朋友或属下背叛你,那你也有罪。罪之一,是交友不慎,自己择人不当。焦循说:“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获患。”对坏人好,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变成农夫与蛇的故事。罪之二,恐怕就是你教坏的,你自己没做出善的示范,徒弟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论语》里孔子说的“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就是这个道理。季氏成天和家臣们密谋怎么篡夺国君的权力,家臣回家也和他的家臣毫不愧疚地密谋怎么篡夺你,所以季氏后来就被阳虎篡夺了。

我们研究“谋”,主要是判断“天谋”是啥

原文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华杉详解

西子,是西施。恶人,是丑陋的人。

孟子说:“如果西施身上沾染了肮脏污秽之物,别人走过的时候,也会捂着鼻子走。而一个相貌丑陋的人,如果他斋戒沐浴,也可以祭祀上帝。”

这是孟子勉励人去恶从善,善恶虽有一定之质,但其变化之机,在于人如何自处。善者当兢兢业业以求保全其善,恶者当洗濯自新以求去其恶。

原文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

华杉详解

《中庸》第一句就是“天命之谓性”。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是自然规律,是人的人性,物的物性(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故,是所以然,是自然之理,已然之迹。

事物之理,虽然好像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可循。所以天下之言性者,当在日用常行之间,随感而应,把那已然可见的行迹,发之端倪,顺其所以然。

其故,是出于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为之勉强。一有人为之勉强,就不是“故”了。

故者以利为本,循其自然之理,则有利。我把这称为“有理原则”和“有利原则”。当我们和人有争执,有冲突,我们都认为自己“有理”,然后在“我有理”原则下行事。事实上谁有理呢?都没理,只有天有理,就是天理。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根据“有利原则”行事,判断怎样做对解决问题有利,就比较容易能遵循天理。

张居正说:不以人谋为能,而以天谋为能,顺其自然之性以任事,则无所处而不当,何必任术以扰天下哉!

孟子说,我之所以厌恶使用聪明,是因为自作聪明,便穿凿附会。

穿凿附会,索隐行怪,拔苗助长,这都是自作聪明的人干的事。

穿凿,是把讲不通的硬要讲通,那本来不通的,他也要穿个洞把它打通。附会,是把不相干的事硬拉在一起。把讲不通的或不相干的道理、事情硬扯在一起进行解释,就是穿凿附会。

索隐,是专门探索那偏僻的、谁都不知道的事。比如孔乙己,连“回”字有四种写法他都知道。行怪,是行怪迂之道,特立独行,不走寻常路。

拔苗助长,是对抗自然规律,贪巧求速,不愿意等待。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也可以说“谋事在天,成事在人”。所有的成功都是靠时间,你若知道那“天谋”是什么,则投入时间、下笨工夫就是了。等时间到了,成果自然结出来了。若你的“人谋”和“天谋”不一样,那你怎么干也成功不了。所以我们研究的“谋”,主要是判断天谋是啥。

原文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

华杉详解

孟子说,我之所以厌恶使用聪明,是因为聪明的人容易陷入穿凿附会,如果聪明人都像大禹使水运行那样,我就不讨厌聪明了。大禹治水,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使水顺势流泻。如果智者能行其所无事,不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智慧也不小了!

智贵于顺,不归于凿。务为穿凿是小聪明,行其所无事是大智慧。

行其所无事,就是没有废动作。自作聪明的人,喜欢穿凿附会,索隐行怪,拔苗助长,这都是废动作、反动作、破坏性动作。我们平时做的事,80%都是不应该做的,或者是可以不做的。排除废动作,是组织永恒的工作。这也是个管理会计的问题,通过砍掉作业,来砍掉成本。

原文

“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华杉详解

日至,是冬至。天空那么高,星辰那么远,但是,只要能推求它们固有的运行规律,以后一千年的冬至,也可以推算出来。

参加葬礼,就要与家属同悲

原文

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右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

右师不悦曰:“诸君子皆与驩言,孟子独不与驩言,是简驩也。”

华杉详解

齐国大夫公行子的儿子不幸去世,诸大臣都前往吊唁,右师王驩也去吊唁。他的官最大,又是齐王的宠臣,所以他一进门,大家都争相趋附,以通殷勤。有看见他进门就迎上去打招呼的,也有他坐定之后走到他的席位和他说话的。只有孟子坐着不动,不和右师说话。右师很不开心,说:“各位大夫都和我说话,只有孟子不和我说话,这是简慢我啊!”

原文

孟子闻之,曰:“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不逾阶而相揖也。我欲行礼,子敖以我为简,不亦异乎?”

华杉详解

孟子听到后,回应说:“咱们来这儿,是干吗来的呢?我们是来出席葬礼的,不是来聚会交际的。这是大夫家的葬礼,同僚们来出席,就遵循朝廷之礼,百官有位次,也按位次入座吊唁。人臣在朝廷,有各人站立的位次。位次既定,不可历位,就是不可跨过位次来交谈,也不可逾阶,就是不可跟隔一行的人打躬作揖,这样威仪整肃,才是个朝廷的样子。否则朝廷上大家相互招呼交谈,还有什么体统呢?

“在别人家葬礼上,与家属同悲,抚慰丧亲之痛,这是礼。在百官的班次中,谨守自己的位置,不要交头接耳,更不可越过位次去跟别人招呼作揖,这也是礼。我来参加葬礼,就是来行这礼。王驩却认为我对他无礼,这不是奇了怪了吗?”

君子活在历史里,因为他想活进历史

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华杉详解

孟子说,君子和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存心不一样。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仁者爱人,对别人有真诚的爱;有礼者敬人,无论对方地位高低,他都恭敬地对待。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就是,见到每个人都像见贵宾一样以礼相待,使用民力就像祭祀一样慎重,这就是仁和礼。

如果你是一家企业的领导,一来对每个人都要尊敬,二来安排工作给属下,要考虑他的辛苦,不要过于劳累。如果把工作不要命当“企业精神”,那就是不仁无礼。

存心,又叫居心。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你的心就住在里面,仁和礼就在自己身上。孟子说舜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他的心是仁义的,行仁义是由内而外的。一旦到了不仁不义的边缘,自己心里的“保险丝”就烧断了,自动跳闸了,所以他做不出来。如果不是居心于仁,而是努力去行仁义,那是做不到的。

原文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华杉详解

请先回答三个问题:

一、你爱别人吗?你对别人有礼吗?

二、别人都爱你吗?别人对你都有礼吗?

三、你是君子吗?

如果你对第一个问题回答“是”,对第二个问题回答“不是”,那说明你第一个问题回答错了。因为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的检测标准。你爱大家,大家一定都爱你;你尊敬大家,大家一定都尊敬你。如果别人不爱你,不尊敬你,一定是因为你先不爱他们,先不尊敬他们。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逻辑,刚才的第三个问题怎么回答的?你是君子吗?不同意这个逻辑,就不是君子。因为这就是君子的逻辑,是“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

原文

“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

华杉详解

假定确实有个人,他对我横蛮无理,跟我对着干,那君子一定反躬自问:我一定是什么地方对他不仁,对他无礼,否则他怎么会这么对我呢?反躬自问之后,我实在有仁,实在有礼,但他还是那样横逆,那就再反求诸己:我是不是还不够忠呢?我是不是尽力了,但还没有尽心呢?虽然爱他,可能还少一点恻怛之真心;虽然敬他,可能还少一点退让之实意。总之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反省之后,觉得自己已经尽心尽力了,他却还是那么横逆地对我。这时候君子就说:“这是妄诞之人罢了,这么狂妄荒诞,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我跟一个禽兽较什么劲?论什么是非曲直呢?”

君子对人最坏也就是不跟他计较而已。因为他对别人没需求,也不去争啥,他不会说:“你不仁,莫怪我不义。”因为君子的仁义在心里,如果要不仁不义,就是掏空了自己的心,那他是受不了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人有了“你不仁,莫怪我不义”的念头,那一定是自己不仁不义,别人是否真的不仁不义,那还不一定。

原文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

华杉详解

但凡对外遇到什么事变,则忧患交攻于内,这是人之常情。君子则不然,无论别人把什么加之于我,都反思自己,这志气一点也不松懈,像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一辈子都在反省,还每天三次,这就是终身之忧。

君子这么反省自己,这么对人有爱有礼,本身就是远祸之道,所以他没有祸患。人有祸患,都是自己找来的,拿了不该拿的,谋了不该谋的,所以才有祸患。一切自足的人,友爱退让的人,能有什么祸患呢?君子在生活中,爱人敬人;在事业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素位而行,明哲保身,他是很难招祸的。就算碰到那横逆之人,把意外之患加之于我,我置之不理,相安而不争,他也就自己消停了吧。

君子志向宏大,哪里会去跟妄人计较得失?他心里比对的是舜!他就想:这舜是人,我也是人,舜在我这年纪的时候,已经成为天下人的模范,声名传诸后世;而我却还只是个普通人。这才是真正值得忧虑的事。

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不是说人不要攀比吗?其实君子也攀比。只是一般人的攀比是跟身边的人比,而君子的攀比,不在当世,而是跟上下五千年的杰出人物比。这就是境界、视野的不同。君子活在历史里,因为他想活进历史。

发现自己不如舜,怎么办呢?如舜而已矣!向舜学习,照着舜那么做呗!

怎么照做啊?舜是天子,你又不是天子,怎么照做呢?

其实不是舜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是在日用常行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想想,如果是舜,他会怎么做,那我就也这么做,那么我就赶上舜了。这就是王阳明说“人人皆可为圣人”的修炼心法,全在每天做的每一件小事,而不在大事。至于能不能有舜那样的际遇事功,则人各有天命。

不是仁爱的事不干,不是合于礼节的事不做。即使有意外发生的祸患,君子也不以为痛苦。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原文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

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

华杉详解

这是在比较两种圣人:一种是得位行道者,一种是隐居乐道者。儒家的价值观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命在我,我就行道以利天下;天命不在我,没有机会,我也不会志在必得,而是卷而怀之,一身本事带进棺材,也不觉得遗憾。得位行道者,是大禹、后稷;隐居乐道者,是颜回。

大禹和后稷生活在尧舜治平之世,都身居高位。大禹受命平治水土,后稷则教民稼穑,两人都是走遍全国,不辞辛劳,三过家门而不入,忧国忧民,奋不顾身。而颜回居于春秋乱世,隐于陋巷之中,一筐饭、一瓢水,别人都受不了那种困苦的生活,他却自得其乐,孔子也称赞他。孟子说:“大禹、后稷、颜回处世的态度虽然不一样,但他们所守之道却相同。”这个“道”,就是“时可以行则行,时可以藏则藏”。大禹、后稷碰到的是前一种情况,所以进而救民,功盖天下;颜回碰到的是后一种情况,所以退而修己,善只一身。虽然结果不同,但道是相同的。

大禹负责治水,这是他的职责,所以天下哪怕还有一个人被水淹,他也觉得这是自己推下水的;后稷负责农业,所以天下哪怕还有一个人挨饿,他也觉得是自己害的,所以他们如此急迫。这是一种担当的精神,遇到问题,把自己的责任担起来。

如果把大禹、后稷和颜回换一个位置,他们的做法也是一样。颜回若有济世安民之位之责,他也会像大禹、后稷一般废寝忘食;大禹、后稷如果遇到颜回那样的乱世,穷居陋巷,他们也一定会自得其乐。

所以圣贤之心本无偏倚,随感而应,随遇能安。用之则行,但并不非得用不可;舍之则藏,也不是故意要藏起来。假如我自己家里的两人打起架来,这就是我自己的家事,我就算是正在沐浴,披头散发,来不及系上帽带,也要出手相救,把他们拉开,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如果外面乡邻打架,那是他们的事,他们自己负责,我如果也披头散发跑去拉架,就太糊涂了。我闭门高卧就可以了。

大禹、后稷为天下负责,则天下就是家,天下人都是家人,所以急于救民。颜回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则视天下如乡邻,而身居乱世,更是视祖国为他乡,所以他安于修己。

齐威王对匡章绝对信任,是完全准确的判断

原文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华杉详解

公都子问孟子:“匡章,整个齐国的人都说他不孝,您却和他交游,而且相信敬重他,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一般人所谓不孝的事情有五件:四肢懒惰,不奉养父母的生活,一不孝;好赌博喝酒,不管父母的生活,二不孝;好钱财,只顾妻子儿女,不顾父母的生活,三不孝;放纵耳目的欲望,使父母因此受到耻辱,四不孝;好勇斗狠,不顾自己安危,从而使父母有失去儿子、成为失独家庭的危险,五不孝。这五不孝,匡章有其中一条吗?

“匡章的问题,不过是父子之间以善相责而把关系搞坏罢了。以善相责,是朋友之道。父子之间,应该以恩养为主,父子责善,是最伤感情的事。匡章难道不想和父母妻子团聚住在一起吗?只是因为得罪了父亲,所以不能和他亲近,又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赶出去,不和他们亲近,以此来处罚自己,终身不要他们侍奉。他心里觉得,如果不这样做,自己的罪过就更大了,这个就是章子的为人啊!”

前面我们学过,孟子说“君子易子而教”。因为父子不责善,你若管教儿子太严厉,就容易伤感情,所以把严厉管教的事给别人做,自己对孩子以恩养为主。匡章就是遇到了父子相责的问题,但是,他的问题没那么简单,而是巨大的家庭悲剧。

匡章的母亲启是他父亲的妾,因为和他父亲起冲突,被他父亲杀了,埋在马棚下面。所以他没法再跟父亲住在一起,也做不到给父亲养老送终了。或许是他做不到,也或许是他的父亲不允许他回去。总之父子俩是决裂了。

匡章遭遇丧母之痛,而凶手就是父亲。那么他也失去了为父亲尽孝的资格。既不能保护母亲,又不能为父亲尽孝,于是他就以自虐来平衡自己,所以又做了一件恶事,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撵出去,不要儿子侍奉,孤独一生。

孟子并非赞同匡章的行为,只是同情他罢了。

还有一位同情匡章的人,是齐威王。匡章后来就成为了齐国名将。一次和秦国打仗,匡章率军冲到前面,却不见了踪影。探马看到他换了秦军军服,混进了秦军队伍里去,于是几次回报说匡章投降秦军了,请齐威王发兵攻击。齐威王坚决不信,让大家等着。齐威王跟身边的将领讲了匡章的一个故事:“有一次出征打仗,寡人对匡章说:‘匡章,今日如果你立了战功,回去后寡人就隆重改葬你的母亲!’可他却拒绝了寡人的好意,他说:‘我的母亲因为得罪了我的父亲被处死。如果我改葬母亲,又是欺瞒死去的父亲了。’你们想,他连死去的父亲都不敢欺瞒,会背叛寡人这个活着的君王吗?”最后,匡章果然得胜回来。

匡章惨烈的家庭悲剧,和他极端的自虐行为,是严重的心理问题。后世儒家没法把他作为榜样来表扬。杨时注解说:“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孟子也不是赞扬他,只是哀怜他、安慰他,不和他绝交罢了。他都已经把自己搞成这样,大家还要指责他,和他绝交,不是太残酷了吗?更何况,他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就更需要组织的接纳和信任,来作为一种亲密关系的替代。齐威王对他绝对信任,是完全准确的判断。

君子处世,唯义所在

原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

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于不可。”

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

子思居于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

子思曰:“如伋去,君谁与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则皆然。”

华杉详解

曾子在鲁国设教,居住在武城。越国的军队攻打过来。有人说:“敌军打来了,何不离开这里?”曾子马上就撤,交代留下的人说:“不要让人住我的房间,恐怕毁坏了我院子里的树木。”敌人退兵之后,曾子准备回去,又先派人回去交代说:“长时间不住,又经历了兵灾,恐怕墙屋有毁坏的吧?赶紧给我修好,我要回来了。”曾子回到武城后,左右有不理解的人,议论说:“武城的大夫,对咱们家先生是这样的忠诚恭敬,并且以先生为人师表,为众望所归的榜样。可是这敌人一来先生就撤了,敌人一退就回来,对武城之患漠不关心,这不太好吧?”

沈犹行是曾子的弟子,也是鲁国贵族。他给大家解释说:“这真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以前先生住在我们家,也和今天在武城差不多。当时有个叫负刍的人作乱,跟随先生的有七十个弟子,先生都带着他们早早避开了,没有一个参与平乱的。”

子思在卫国做官,齐军打过来了。有人对子思说:“敌军来了,赶快撤吧!”子思说:“我走了,君主和谁来守城呢?”

孟子说,曾子和子思同道。曾子在武城的身份,是宾师,是客人,是老师,就如父兄一般。敌人打过来,参战不是他的责任,他既然是被保护对象,自己撤退,不麻烦主人保护,这就是道义。而子思在卫国,是臣子,以臣事君,身份微贱,奔走御侮就是他的职责。假如把曾子和子思换一个位置,子思在武城,他也一定马上就撤。曾子在卫国,他也一定身先士卒。

君子处世,唯义所在,不拘泥于行迹,也不怕别人说。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若是正人君子,时间长了,人人都知道你是怎样的人,知道你的原则,知道怎么和你打交道,你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果你迁就别人,怕别人的说法,照顾别人的感受,于是勉强自己做一些事,不但还是会有误会,而且你的原则形象还模糊了,自己也不自由,不自在了,这又何必呢?

圣人威仪、英雄气象,主要是看气质

原文

储子曰:“王使人瞷(jiàn)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

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华杉详解

储子,是齐国大夫。瞷,是偷看。

孟子刚到齐国,住在宾馆里。齐宣王听说孟子以圣人之徒、王者之佐自任,心想他是不是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就派人来观察回报。

储子就问孟子:“大王打发人来窥探你,你真有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吗?”

孟子说:“有什么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呢?尧舜也同一般人一样呢!”

这段对话让我想起《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曹操的故事:

匈奴来使,曹操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帅,不够威武,不足以扬国威,就找了一个最帅的替身——崔琰,来代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他自己持刀站立旁边。接见完毕,他叫人问匈奴使者:“魏王何如?”对方回答说:“魏王雅望非常,然旁边捉刀人,此乃英雄也。”曹操一听,演砸了,这样回去汇报,匈奴王不认为我政局不稳吗?于是就派人在半路把匈奴使者杀了。这就是把替人代笔称为“捉刀人”的来历。

孟子有没有圣人威仪,曹操有没有英雄气象,主要看的是气质。

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

原文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

华杉详解

良人,是古代妇女对丈夫的称呼。餍(yàn),是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