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不是去做不寻常的事，而是在寻常的事上，付出不寻常的努力和坚持
原文
《子路篇第十三》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华杉详解
子路问如何治国理政。孔子说：自己给百姓带个头，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工作，别让他们闲着。
“先之”，《礼记》：“夫躬行者，政之始也。”又说：“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躬身亲自去做示范，是为政之始。你要想你的政策措施能得到最快推行，没有什么比自己先做到更有效的。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仿率”一贯道理，讲过多次了。今天重点讲讲后一个，“劳之”。
《国语》敬姜论劳逸：“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
敬姜，中国历史著名贤母，齐侯的女儿，嫁到鲁国，季氏公父文伯的母亲，和孔子同时代人。有一天，公父文伯退朝回家，见敬姜在纺线，就说：像我季氏这样的人家，我妈妈还要亲自劳动纺线，是我不能孝敬母亲吗？
敬姜大怒：“小子！鲁国要亡国了吗？让你说出这样的话！过去圣王统治天下，选择贫瘠的土壤来让人民定居，让他们迎接大自然的挑战，发挥他们的才能，辛勤地劳作，君王才能长久地统治天下。人民辛劳，就会思考，寻找改善生活的好办法，才能建立良善的社会。如果生活太安逸，没有挑战，只会享乐，就会忘记美好的品行，就会心生邪念。所以，居住在肥沃土地的人民，劳动水平不高，没有才能，因为生活太容易了。而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人民，没有不讲道义的，因为他们勤劳啊！”
两千五百年前一位中国母亲的话，说出了两千五百年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不朽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文明产生于挑战，富饶的土地不能产生文明，只有贫瘠的土地能产生文明，因为挑战才能使人类进步。
我们今天看以色列的文明和创新精神，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它既没石油也没水，啥也没有，只有勤劳、智慧和勇敢。如果地下全是石油，就没有强大的以色列了。那地下全是石油的国家，就像敬姜说的，劳动水平不高，没有才能。资源是财富，也是诅咒。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司马迁讲这个，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什么地方吃不上饭，什么地方出的富豪就多，比如广东潮阳。汤因比讲的文明产生于挑战，就和司马迁及敬姜说的一样。当然汤因比也说了，有一个限度，挑战太大也不行，太大，则人的全部财智和精力用上，也刚好够生存，发展不出更高文明，比如爱斯基摩人，北极圈生存挑战太大了。
敬姜接着教训她儿子：
天子穿着礼服隆重地祭祀太阳，让三公九卿，熟悉农业生产，中午考察政务，交待百官要做的事务。京都县邑各级官员在牧、相的领导下，安排事务使百姓得到治理。天子穿着礼服祭祀月亮，和太史、司载详细记录天象；日落便督促嫔妃们，让她们清洁并准备好禘祭、郊祭的各种谷物及器皿，然后才休息。诸侯们清早听取天子布置事务和训导，白天完成他们所负责的日常政务，傍晚反复检查有关典章和法规，夜晚警告众官，告诫他们不要过度享乐，然后才休息。卿大夫清早统筹安排政务，白天与属僚商量处理政务，傍晚梳理一遍当天的事务，夜晚处理他的家事，然后才休息。贵族青年清早接受早课，白天讲习所学知识，傍晚复习，夜晚反省自己有无过错，直到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然后才休息。从平民以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一天懈怠的。王后亲自编织冠冕上用来系瑱的黑色丝带，公侯的夫人还要编织系于颌下的帽带以及覆盖帽子的装饰品。卿的妻子做腰带，所有贵妇人都要亲自做祭祀服装。各种士人的妻子，还要做朝服。普通百姓，都要给丈夫做衣服穿。春分之后祭祀土地，接着开始耕种，冬季祭祀时献上谷物和牲畜，男女都在冬祭上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有过失就要避开不能参加祭祀。这是上古传下来的制度！君王操心，小人出力，这是先王的遗训啊。自上而下，谁敢挖空心思偷懒呢？如今我守了寡，你又做官，早晚做事，尚且担心丢弃了祖宗的基业。倘若懈怠懒惰，那怎么躲避得了罪责呢！我希望你早晚提醒我说：一定不要废弃先人的传统。你今天却说：为什么不自己图安逸啊？以你这样的态度承担君王的官职，我恐怕你父亲穆伯要绝后了啊。
从天子，到嫔妃，到三公九卿百官士人全国人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个也不能让他们闲着！
一个公司也一样，日子不能太安逸，钱太多你就把它都花掉，不要关心资产积蓄，要前进奋斗，所有人不能松懈。人一闲着，就出毛病，生是非，什么乱七八糟事儿都有。
子路问孔子政事，孔子就回答了他“先之”“劳之”这两条。
子路不满意，就这两条？这么简单？“请益”——益，是增加——老师能再多教我两条么？
孔子一听，就知道他的毛病，总以为还有什么绝招。这世上哪有什么绝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千百年圣人传下来那一点真骨血，都告诉你了，你还要“请益”！孔子看了子路一眼，说了两个字：
“无倦！”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子路的性格，开始时都能锐意进取，但难免懈怠，不能善始善终，老想要“绝招”。子路啊，你就照我说的去做，不要倦怠就行！成功不是去做不寻常的事，而是在寻常的事上，付出不寻常的努力和坚持！
向内的工作做好了，天下人才会趋之若鹜地来，做不好，在这儿的也会离开
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华杉详解
仲弓要去季氏领地费（bì）邑做邑宰，临行向孔子问为政之要。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先有司”，“有司”，就是“有关部门”。什么事，要信任下属，让下属各具体负责部门去干，然后你考核他，这样就可以不劳而事毕。你别说他能力不行，不用他。领导嘛，总是能力比下属强些，常常自恃才能：我有那工夫交待他，我自己早干完了！那一件事可以，十件事，一百件事，你自然就干不过来，只能交给别人去干，干得不如你，你也得当“代理成本”，忍了。再者，如果你自以为本事大，什么事都好自己动手，则上下职责不清。那“有司”，也是一级领导，被你弄得啥也不是，他在他的下属面前也没权威，整个组织就乱了。《吕氏春秋》说，那会造成“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此亡国之风也”。管点事儿的，都很受困扰，因为本来他管的事，随时要被你亲自管，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管。他的下属，也不服他，想越过他自己跟你对话，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此亡国之风，后果很严重。
“赦小过。”既然把事情交给别人管，就要接受代理成本，有些小的差失，就不要计较，要容忍别人犯点小错。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否定人：我本来一直认为他不错的，但是有一件小事，就让我看出他这个人！这是我们对人苛刻的毛病，假设每个人都应该百分百对得起我，一件小事惹我不爽，就把人给否了。你干吗不假设每个人都应该是“坏人”呢：“我本来一直以为他是坏人，但是有一件小事，让我发现他是好人！”这样好人就多了嘛。有朋友给我抱怨招聘找不到“好人”，我说这好办，我有一个办法，马上解决。问什么办法？就是降低期望值。咱们别都想吃现成的，期望值降低了，就都是好苗子了。咱们自己又有多“好”呢？不要对别人要求那么高！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甚至对自己，也不要太严，多接受自己，接受他人。
“举贤才”，当然，还是要多招“好人”呀！那德才兼备的人，把他放到领导岗位上，工作不就好干了么。
仲弓听了，老师说得那么简单，前两条提不出问题，这第三条我要问问：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怎么去选拔呀？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上哪儿能招到好人呀！我们公司招不到人呀！还有好多老板，号称花80%的精力在找人，人才！人才！关键是找人！
听话听音，仲弓一提问，孔子就知道他的毛病，一句回答，就棒喝了：你只管提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不知道的，难道人家会把他埋没么？
你恨不得天下之才都归你用，总觉得你还没把他们找到。你找到一个没有？你手下有一个没有？有的这一个，你把他用好没有？安排好没有？帮助他进步没有？我们总觉得要向外去找人，却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要向内找，向自己找，你把向内的工作做好了，全天下的人才都会趋之若鹜地来，向内的工作做不好，在这儿的他也会离开。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公司，比如有十年历史的公司，数数曾经在这儿工作过的人，如果全留下给你挑，一定能挑出一个全明星队来，为什么没能留下呢？都是自己的问题。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三条结合起来，就是我手下就这些人，就用这些人。都是人才，如果还有不是的，是我没教好，没带好，没用好，要不惜代价投入去培养他们，不怕损失大胆去任用他们，要破格提拔去催化他们成长。
不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劝诸公重抖擞，不惜代价育人才”。说美国用了全世界的人才，不是人家来抢的，都是那人自己去的。我们的所谓招聘，所谓人力资源，花那么多钱给猎头公司，无非是猴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公司没有人力资源工作，只有员工发展工作，眼光向内，则天下归心。
万事开头难，修行在个人
凡事开头错了，往后怎么你也对不了。你前面做下了，后面就无解了。很多人不明白这道理，不懂得世间有无解之事，老想求解。他的“解”，就不仅解不了，还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看见不对的事，一开始就不要参与。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华杉详解
子路问孔子：卫君希望您出山执政，您会先从哪些事情着手呢？
这里的卫君，是卫出公姬辄。当时子路在卫国，为卫国大夫孔悝家宰。孔悝的父亲，就是《论语》前面提到过的孔文子——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因为子路是孔文子家的家宰，所以孔文子去世，子路还和孔子商量他的谥号，定了“文”字。
孔子回答说：先正名吧！
子路一听就急了：有这么做的吗？老师也太迂了吧！这名，怎么正啊？
子路跟老师说话这口气，有点不对劲！直接说老师“迂”！就差没接着说出个“腐”字！他是不是潜意识里，因为领了君命，把自己当面试官了，说话口气也大了。“迂”，也解释成远，老师您扯得太远了吧！
卫出公得位不正，孔子说要先正名，就是说你要先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子路说老师您扯得太远，就是说这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解决不了，或者说，只有姬辄自己下台才能解决！这不是扯得太远了吗？这“面试”肯定是通不过啊！所以子路急了，对老师不尊重的话，也就脱口而出。
这事，咱们还必须扯远一点，不扯远，就扯不清！
上文说过，卫出公的父亲蒯聩，本是卫国太子，蒯聩的父亲卫灵公，夫人就是著名的南子，之前“子见南子”那个南子。南子和宋国公子宋朝私通，卫灵公不计较，蒯聩却觉得耻辱，想刺杀南子。阴谋败露，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前，曾经对他的小儿子郢说：我将来让你继承君位。郢不接受，不愿参与君位之争。所以卫灵公临死前，并未正式废除蒯聩的太子之位，也没立新的太子。卫灵公死了，南子要立郢，郢还是不接受，说：“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就算太子流亡了，他的儿子姬辄还在，我不敢当。南子没办法，就立了姬辄。这时候姬辄还小，最多十岁左右。蒯聩要回来奔丧，当然也要以太子之名继位。卫国发兵，拦着不让他进来。南子是卫国“实际控制人”，让姬辄“以王父命拒父命”，称爷爷为王父，对亲生父亲就不认了。卫国宗庙祭祀，和出政施令，都称灵公为父，不认蒯聩。
所以姬辄之名，蒯聩之名，灵公之名，各种不正，全乱套了。但这已经乱了好些年了，现在是姬辄要请孔子您老人家出山。您要他正名，这正得了吗？您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子路跟老师急了，脱口就说老师迂腐。
“野哉！由也。”你放肆！你粗野！孔子骂子路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就暂时存疑，以待考问。我说的话，你不理解，你可以问我，怎么张嘴就说我不对呢！
这个毛病啊，我们也有，经常我们抨击一件事情，不过是因为我们不懂，却不能做到不懂就问，常常表现出不懂就骂，要自省！
孔子接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为政之道，就是名分先正，然后施政才有合法性。正名，才有正义。君主制的王者，父死子继，以孝治天下，所以以父子之伦为重。如果自己父子之名就不正，如何正一国之父子？自己没做到的，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忌讳谈论的隐私，却要求别人做行事准绳，这没法说呀！礼乐刑罚，是国之大事，而礼莫大于父子之孝，乐莫大于父子之和，刑罚莫大于不孝，这三条你都有问题，你干什么事，你也干不成！所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名实不符，言行不一致，事就干不成；做不成事，什么事都苟苟且且，社会就没有伦理秩序，就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则法度乖张，小人得志，君子遭罪，那刑罚也不中。刑罚不中，就是选择性执法，人们不知道怎么能行，也不知道怎么不行，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则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没有安全边界，不知道哪儿能安身，也不知道哪儿能躲避。
“所以呀！”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理不直则气不壮，不可收拾。君子之名，一定是光明正大，说得明白的，不仅说得明白，理直气壮，而且一定做得成事。君子对于自己以什么名，说什么话，是绝对不会马虎苟且的！”张居正说，一事得，则其余皆得；一事苟且，则万事都苟且。若一国上下，万事都扭曲苟且，那还谈什么治国呢？
孔子这番宏论，震古烁今，不能名正言顺，个个浑水摸鱼，则一国手足无措，人人都不安全。
名正言顺，也是一个语言哲学问题。词语是能动的，词语不仅说事，也做事。先有那词，然后有那事，这也是历代执政者，或者要夺天下，要建政者，最关心的国之大本。
那么问题来了，孔子准备如何为卫国正名呢？《论语》没有记载，或许孔子子路师徒二人，也没有就这话题再往下谈。于是，后儒就讨论了两千多年，孔子怎么给这卫国正名。朱熹引用了胡安国的注，说蒯聩欲杀其母，得罪于父，姬辄据国拒父，都是无父逆子，都不可能名正言顺。如果孔子执政，以正名为先，一定将事情本末，告诸周天子，请教各方诸侯，共立公子郢，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孔老师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子路却不明白啊！
胡安国这个方案，万万不可行，孔子也不可能有这方案。这方案说出来，隔墙有耳，孔子和子路自己性命都难保，更不用说，子路是代表姬辄来找老师的。
有人提出第二个方案，姬辄迎回父亲，让蒯聩继位，他做太子。这样或许是最名正言顺的？但这也不可能，南子不会答应，姬辄也不会答应吧。
那孔子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或者，孔子他老人家有什么办法，让姬辄名正言顺呢？
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果有可能有，子路自然会请“老师教我”了。此事根本就无解。孔子实际上是拒绝出山，不愿参与。子路也明白，没法往下谈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前面做下了，后面就无解了。有人不明白这道理，不懂得世间有无解之事，老想求解。他的“解”，就不仅解不了，还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看见不对的事，一开始就不要参与。
但无解，是人无解，时间会给出他的解。卫国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后来是怎么发展的呢？又得回到孔悝家事说起。孔悝的母亲，孔文子的妻子伯姬，是太子蒯聩的姐姐，孔文子死后，她就跟一个长得很帅的仆人浑良夫私通。蒯聩利用了这层关系，说服浑良夫支持他政变，答应事成之后把伯姬嫁给他。于是蒯聩和伯姬，以及浑良夫合谋，于卫出公十二年（公元前481）劫持了孔悝，胁迫他参与政变，孔悝屈服入伙，政变成功，卫出公逃亡。蒯聩继位。子路就死于此次政变。蒯聩夺权后，第一个杀了南子。策动政变的关键功臣浑良夫，也被他杀了，大概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姐姐嫁给一个家奴。
蒯聩在卫国君位上也只坐了三年，就被赶下台，流亡中被杀。姬辄于一年后回国复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道理，孔子懂，公子郢懂，但是子路不懂，蒯聩不懂，姬辄不懂，伯姬不懂，浑良夫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利令智昏，心存侥幸。
蒯聩发动政变，子路本来在城外，他若直接逃回鲁国，还可再侍奉老师，但他要主动回去求死，他说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难。胡安国评论说：子路知道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难为义，他怎么不知道，吃姬辄之食，本身就是不义呢？
凡事开头开错了，往后怎么你也对不了。子路自以为是慷慨就义，但是他这义，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他的主公是孔悝。孔悝在政变中站队已经跟了蒯聩。子路忠于姬辄，便已经背叛了孔悝。下令杀死子路的，正是新君蒯聩。当初老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他说老师扯远了。而他自己，却没逃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魔咒。老师教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也没学懂，那君已经不君，你如何能臣？你赶紧跑啊！
领导人的信用，就是民众的安全感
原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华杉详解
这樊迟挺另类的，他有一天，突然找老师教他怎么种庄稼。孔子没搭理他，说：种庄稼这事，我不如老农。樊迟还不甘心，又让老师教他怎么种菜，孔子又把他挡回去了：种菜我不如菜农，你找错师父了。
种粮种菜孔子会不会呢，当然会，孔子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小时候家里穷，啥粗活都会干。若是换一个师父，可能兴致勃勃表演一番。就像我们现在好多领导老板，都喜欢展示自己不仅学富五车，而且还会干粗活，再能玩一件两件乐器，总之是全知全能，多才多艺。你只要一展示，别人肯定比你差，游泳没人敢游你前面，踢球全是你射门进球，拉琴整个交响乐团都给你伴奏，有意思吗？孔子不秀这个，他自己聚焦，也要弟子们聚焦，来老师这里，是学道德学问，讨论种粮种菜干啥？前面《泰伯篇》，孔子还说过：“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之事”，是具体礼仪程序的事，孔子是专讲礼仪的，但具体仪式程序都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说那是有司，是礼宾司的事儿，他怎会跟你讲种粮种菜？
那么孔子关注的是什么呢？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迟碰了钉子，出去了，孔子还不解恨，骂他不识事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说的小人，一是说他识见小，格局小，二呢，小人是指体力劳动者。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之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人之事，种粮种菜自食其力。樊迟问的是小人之事，那就是小人了。
同学们来跟孔老师学习，学的是成己以及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有志于大人之事，行义达道，以教化人民。怎么能去学种粮种菜，那不是我们来这儿学习的目的啊。我们是来学礼、义、信的。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孝经》说：“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言思可道”，言语要谨慎，说得越多，错得越多；说得越多，信用越少。还有一点一般不太注意的，说得越多，别人对你的关注点越分散，比如领导者，你最需要的是别人关注你的信义，关注你的政策，不是佩服你的各种本领。才艺展示多了，格局就小了。观众注意力分散了，话题就多了，不喜欢你的人发挥的材料也多了，还生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口水来。孔子不展示他的种粮种菜技艺，也是这道理。若弟子们兴奋地讨论老师菜种得真好，这讨论学问的工夫不就被耽误、被干扰、被稀释、被淡化了么。
“行思可乐”，就是现在说的，做事要考虑人民高兴不高兴。“德义可尊”，你的品德道义，值得人尊敬；“作事可法”，你的做事方式方法，值得人效仿；“容止可观”，你的仪表风度，令人欣赏；“进退可度”，你的一进一退，能被人引为尺度。这样，人们对你又敬又怕又爱，以你为法则来模仿你，你才是领袖，才有领导力，才能施教化，成一方之德，行一方之政令。这是领导者的礼。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荀子・王霸篇》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义，是基础，是根本。靠权谋，要自取灭亡；靠信用，能称霸一方，唯有仁义可以王天下。义，也是原则，是过程导向，不是结果导向，不是功利导向，如果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也不能去做，这有点类似现在“程序正义”的思想。如果领导者遵循程序正义，无论结果如何，人民没有不服的。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果领导人好信用，则人民不敢隐瞒真情，不敢说假话。《国语・晋语》箕郑对文公问，讲了一个饥荒的故事：
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
晋国闹饥荒，文公问箕郑说：用什么来救饥荒？箕郑回答说：用信用。文公问：这是饥荒啊！信用怎么救饥荒？箕郑回答说：国君之心要讲信用，名分职权上要讲信用，实施政令要讲信用，安排民事要讲信用。文公说：讲了信用又会怎样？回答说：国君之心讲信用，那善恶就不会混淆；名分职权上讲信用，那上下就不会侵犯；实施政令讲信用，那就不会误时废功；安排民事讲信用，那百姓从业就各得其所。这样一来，百姓了解国君的心，即使贫困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收藏的财物用来赈济，如同往自己家里送一样，那又怎么会穷困匮乏呢？
箕郑的回答很有意思，没有直接回答，却触及了根本问题。赈灾靠什么，靠粮食，粮食不够，就要借，不管是向外国政府借，还是向本国私人借，都要靠信用。平时有信用，这就不是问题。平时没信用，这回吸取教训，也比继续犯错强。
领导人的信用，就是人民的安全感，人无后顾之忧，就不需要用欺瞒来保护自己。所以国君讲信用，人民就讲真话。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做到礼、义、信，四面八方的人民，自然会把襁褓中的孩子都带着来依附，你是来学当领导的，还用你去学种庄稼吗？
读书是极为聚焦之事，志向越清晰，越不会“博览群书”
原文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华杉详解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首，交给他政务，他却不能通达。让他出使外邦，他又不能独立应对。那他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
钱穆注解说，《诗经》“风雅颂”三百首，实际上是西周一代的历史，内政外交，风土民情，无所不包。其治闺门之道，在《周南》《召南》；农事富民之道，在《豳风》；平天下、接诸侯，待群臣之道，在《大雅》《小雅》；而《颂》的部分，是政成事定后而作，得失治乱之情，尽在其中。所以，求通上下之情，制礼作乐以治国安民之道，尽在《诗经》。读通了《诗经》，就应该能通达治国理政。
“专对”，《公羊传》：“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受命出访，不能主君一句句教你怎么说话，那没法教，因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你必须自己下判断，自己应对，不辱使命。可以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训练，去邻居家送个东西，回来妈妈问你，阿姨怎么说的呀，你怎么说的呀，那时候就开始被训练“专对”了。现在公司派你出去见合作伙伴老板，回来领导也要一句句问怎么说的，也是专对。《诗经》的内容，言语温厚和平而不激昂，但又立场坚定，意指准确，暗藏机锋，读通的人，一定会长于外交。
春秋时代的名臣，留下了大量“专对”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和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名臣晏婴，我们从小就熟悉各种《晏子使楚》的故事，无论楚国君臣如何想办法捉弄他，最后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晏子的外交，不仅让别国占不了嘴上便宜，还留下了一个“折冲樽俎”的故事，晋国想攻打齐国，派使臣来试探，晏婴在酒席上就以各种外交哑谜，向对方展示了齐国的凛然不可侵犯，晋国就放弃了发动战争的打算。而在场一起喝酒的齐景公，从头到尾都没看懂！晏婴的外交，是不是在《诗经》上学的呢？史书上没说。但是，当他面临人生最大生死考验的时候，《诗经》，正是他的精神武器。那是齐国权臣崔杼（zhù）发动政变，杀了齐庄公，把满朝文武集中到姜太公庙里，要大家歃血为盟效忠他。好几个不服的都被杀了，轮到晏婴，他从容说：“我只忠于君主和国家。”拒绝盟誓。崔杼用剑顶着逼他发誓。晏婴说：“崔杼，你读过《诗经》吗？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葛藤一片到处长满，蔓延缠绕树枝树干。和乐平易好个君子，求福有道不邪不奸。）”崔杼也不敢杀他。因为他杀齐庄公，是庄公无道，国人反应不大，而杀晏婴，政治影响就太大了，于政变也不必要。晏婴不参盟，但他也会忠于新君景公。
《诗经》是西周文明之集大成，《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学诗有诵、弦、舞之法，朗诵、歌唱、舞蹈，潜移默化，修养每个人，教化全天下。同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到不同的东西，恋爱的人读到恋爱，就像人人最熟悉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搞政治的人读到怎么搞政治，搞外交的人读到怎么搞外交，搞环保的人读到怎么搞环保。总之一国之事，无论大小，都在里面，关键你读的时候，你自己在想什么。你自己没想到的、没关注的，你肯定视而不见、读不到！
读书啊，人们只能读到他本来就懂得的东西，不懂得的，就读不出来，因为你不懂得，就不会有反应。那不读，又怎么懂得呢？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一定是在实践中有体会了，你才能在书本中，在前人的总结中去学习提高。读书的时候，切己体察，事上琢磨，放自己身上对照，放具体事情上琢磨，这才叫读书。这书上，自己身上，具体事情上，不断推循环，就是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否则，也是王阳明批评的，叫徒事讲说，成天跟别人“交流”读了什么书，就跟说买了什么包、买了什么车一样，都是虚荣。这就是儒家常批评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本来读书学习是为了自己要用，却成了为和人讲说炫耀消遣，帮别人读了。
怎样才能读书有用呢？关键在于立志。立什么志向，就读什么书。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读书是极为聚焦之事，志向越清晰，越不会“博览群书”，因为必须要读的书都读不完，绝对排不上别的。所以啊，不要自以为读书多，孔子说了：“虽多，亦奚以为？”读那么多有什么用。无论你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还是过目不忘，经常在别人面前大段背诵名篇名句，儒家说了，那都叫玩物丧志，没有志向，还特爱到处学习，那“好学”，也是一种贪玩，或者是一种“知识落伍焦虑”，读书，也只是把书当玩物罢了。人家玩车，你玩书，都是一样的，玩。
这种读书病患者，挺多的。
但凡有任何事，你没做到，没得到，或别人对你不好，你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原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华杉详解
孔子说，领导者如果自己行得正，不待下令，那事自己就行了。领导者如果自己行不正，他下命令，也没人听。
这个是反反复复讲多次了，后面还要讲，重要的事情讲一百遍。所谓“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自己没做到的，要求别人做到，自古没有这回事。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但凡有任何事，你没做到，没得到，或别人对你不好，欺骗你，你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或许你认为不是自己的原因，或许真的不是你的原因。但是，在对方身上找原因，反正也是没用——因为你管不了他，只能管自己。要想管得了他，先得管好自己。
《淮南子》：“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是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有诸己不非诸人，自己有的毛病，你就不要去批评别人。这点特别要注意。
再看看《圣经》上那个妓女的故事：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有诸己不非诸人”，我们对别人的错都历历在目，对自己的错却不太记得。别人的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儒家也说了，是用来规正自己的，看见别人犯了某错，第一反应不是批评指责，而是赶紧想一想，他这是提醒我了——这错我有没有？要不要改？这才是修身进步的心法。
所以很多简单的道理，要是拿来说别人，都觉得对，当然对，太对了！但是认真往自己身上一想，就不一定愿意受那约束了，凡事最怕知行合一，说别人容易，自己做到就很难！
“无诸己不求诸人”，自己没有做到的，不要去要求别人做到。“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给下面人立的规矩，在上位的人要先做到。“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禁止人民干的事，自己也不要去干，你不能跟大家讲价值观，自己却没有那价值观。“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亡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君，是因为没有法治。“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要变法，要建设法治社会，不是说现在法律不健全，而是现在明摆着有的法律，得不到施行，那就跟没那法律一样。“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是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所以人主立法，先检查自己，做出表率，才能施行于天下。所以说，你把自己管住了，你的政令就人人都听从了。你要想不受约束，收放自如，人民也个个狡黠奸猾。你把自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了，人民也全都规矩了。
治不了天下，主要是因为不愿意管住自己。
原文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华杉详解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呀！就跟兄弟一样！
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卫国是康叔的后代，两位开国之主，本是亲兄弟。现在呢，两国政治都一样衰乱。鲁国是季氏执国柄，臣强君弱，君不君臣不臣。卫国是儿子把老子拦在国外流亡，自己霸了君位，称爷爷为王父，父不父子不子。所以孔子说，这哥俩，真是兄弟之国。
原文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华杉详解
孔子说，卫公子荆善家室，家中人事财务器物之类，很善于治家。刚刚开始宽裕一点，他就满足地说：差不多也就够了。再宽裕一点，开心！说：这已经算是完备无缺啦！后来升了官，家境变得富有，他说：这简直是华美啊！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人怎么能知足呢？人一定是不知足的，不知足，才能向前进啊！知足了，就停滞了。关键是你觉得自己什么东西不足。觉得财富不足，就追求财富；觉得知识不足，就追求知识；觉得健康不足，就追求健康；觉得这世界这么大，没看足，就走出去看看；觉得自己品德不足，就修品德。你的关注点，决定你的态度，和时间精力资源分配的决策。卫公子荆，显然追求不在财富上，所以在他进步的过程中，财富的每一次增加，给他带来的都是惊喜，而不是更大的贪心。
真的！咱家真有钱！前面说过了，德、智、体、美，都缺，就是钱不缺。
对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认识永远不够
原文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华杉详解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仆”，“仆”，是仆御、驾车，冉有给他驾车。孔子在车上说：“庶矣哉！”“庶”，是人口众多。冉有问：那人口多了，该怎么治理呢？孔子说：让人民富起来！我们现在常说一个地方富庶，就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人又多又富。冉有问，那人民富起来之后，又怎么治理呢？孔子说，办教育，施以教化。
前面孔子说熟读《诗经》就能治国理政，《诗经》就有这么一句：“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管子也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人民富裕了，就容易治理；人民贫困，就难以治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富了，他就“安乡重家，敬上畏罪”，安于乡里，看重家庭，他就不会乱来。如果他穷困，他就“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乡里待不下去，家里也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
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庠序”，地方学校。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种礼仪。十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富民政策，教育政策，是中国几千年治国思想的主流，周文王就是以富民政策、教育政策，再加上移民政策起家的。别国一家给一百亩地，移民到周的，他一家给一百五十亩，而且只要有才干，被选拔做官的，无论从哪国来，什么出身，都给予世袭贵族待遇，这样大量吸引移民，周越来越富庶，最终兼并了商朝三分之二的土地，并在他儿子周武王任上推翻了商朝。
杰出政治家的八条素质标准
原文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华杉详解
“期月”，是一周年。孔子说，如果有人给我机会，让我治理国家，只需一年，就可初见成效，三年一定会有大成就。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据《史记》记载，这话是孔子在卫国说的，孔子第一次在卫国，卫灵公只是把他当门面人物，并不真正用他。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离开了。过了几年又回来，还是希望能在卫国施展抱负，卫灵公也很高兴，但是卫灵公老了，没有心气儿干事业了。《史记》说：“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孔子只能又离开了。
一年见效，三年有成，什么标准呢？张居正说：“一年则弊政革除，良政复兴，纪纲法度渐次就理，皆有可观者矣。若至于三年之久，则教化行而风俗美，礼制齐备而音乐和，民生富足，民德一新，治功有成。”
这个标准很高啊！第一条，弊政革除，就做不到！因为弊政的背后，是利益集团，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孔子不是没有得到过执政机会，他在鲁国被委任为大司寇，他一上任就励精图治，非常激进地革除弊政，但很快就因触动利益集团而被排挤走了。所以孔子希望的，在“苟有用我者”——国君绝对支持下的改革施政环境，是不存在的。况且孔子和商鞅不同，商鞅是一切服务于国君，孔子呢，他给国君也定了道德行为准则，限制国君。
孔子啊，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理想社会，基于所有人的美好心灵，这是宗教的工作，但是孔子又不愿意给大家树立一个神。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没见过神，他就“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也就没有神的加持了。摩西上了西奈山，见到了上帝，上帝给了他十诫，所以他说的话都是代表上帝的。佛家也讲“方便法门”，哪个门方便，就从哪里领人进门。孔子却也不要方便法门，他只是修身。孔子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宗教先知，他就成了独一无二的至圣先师。但他又不甘于只做老师，还是想搞政治实践。
孔子其实没有政治家的能力，像商鞅那样的人，真是有一套政治家的能力，他以一套超乎想象的、颠覆式创新的、魔鬼般的治国逻辑，把秦国所有人变成君主的农业生产机器和战争机器，最终统一了天下。不过商鞅没能让自己善终。那杀人的，也被人杀，他就被杀了。
张居正也有政治家的能力，他是儒家，却能和太监结盟，他在执政期内，成了大明国的“实际控制人”，他的改革也颇有成效。但他生前极尽尊荣，死后却遭到清算。
孔子确实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始祖，但是，他确实没有政治家的性格和能力。三年有成，操之过急，如果第一次在鲁国执政，不要指望“期月而已可，三年有成”，而是慢一些，多观察，将目标定为十年有成，结果或许有所不同。鲁国的试验失败了，终其一生，孔子颠沛流离，非常急切，希望抓住任何一个施展机会，但各国大小君主领主，最终对他都敬而远之，孔子也就只能以精神遗产，传诸后世了。
达成仁政的标准：三十年实现理想社会
原文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华杉详解
善人，指良善之人，是好人，但比圣人又差一个档次。如果接连一百年都是善人统治天下，那也可以做到胜残去杀了。“胜残”，“残”，是残暴之人，残暴之人不能尽绝，但是善人的政治可以胜过他，百年和气，残暴之人也被感化了，不做坏事了；所以能够去杀，去除死刑，没什么犯大罪的人。
“诚哉是言也”，这话说得对呀！看来这句话是孔子引用一句古话，表示同意。
什么样的人，达到了这善人之治的标准呢，程颐说：“汉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几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汉朝从汉高祖刘邦、惠帝到文景之治，四代都是仁厚善人君主，以致民风醇厚，刑法都快没用了，就差不多达到这种情况。
原文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华杉详解
“王者”，是圣人受命而兴，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为一世。圣人比善人更伟大，孔子说：善人要一百年，但如果有圣人，那三十年一定可以仁政有成。
成仁政的标准是什么呢，《汉书・平当传》引用过这一段，解读说：“三十年之间，道德和洽，制礼兴乐，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汉书・食货志》有更详细解读：三年耕种，能有一年的余粮，“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所以叫三年考绩。对统治者，或对地方官，是三年一考核。孔子前面说的三年有成，这是“成”的标准。三个三年，九年达到这标准，有三年余粮，叫“登”，五谷丰登的登。两个九年，还这么好，有六年余粮，叫“平”。三个九年，二十七年，还能可持续发展，有九年余粮，叫“太平”。德化流洽，礼乐成焉，这就是太平盛世了。儒家志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标准，二十七年，差不多三十年实现理想社会。总之是一代人能看得到，不能说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孔子到现在才七十多代呢，那太遥远了，想不了。咱们今天也是三十年一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现在人人都期盼这下一个三十年。
那中国历史，谁达到了这标准呢？
郑玄说，从文武周公，到成康之治，达到了这标准，这是四代领导人。周道至美，周的政治是最好的，行仁义而天下归心，到武王伐纣，通过革命取得天下，统一后又平叛，再安定下来，到成王六年，开始制礼作乐，到周成王、周康王，天下大治。所以三十年不一定是一代君主，也是前后相继。荀子说：“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成康则案无诛已。”文王时代有四个死刑判决，武王有两个，周公完成仁政大业，到成王、康王两任，一个死刑犯都没有了。
晋平公和师旷的故事：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就会铸成大错
原文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华杉详解
正人先正己。如果自己行得正，治国理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去正别人呢？这个道理，前面反反复复讲了多次了。不过，所有简单的道理，你若没有实际体会，翻翻就过去了，不觉得有啥。只有照那样在日用常行中去做了，有了体会，才知道其深不可测。
原文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华杉详解
冉有退朝回来，孔子问：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看来孔子师徒，亲如一家，大概也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冉有每日退朝回来，要先给老师报到请安，再回到自己房间。今天回来晚了，老师就问。冉有说：今天有政务要开会，所以回家晚了。
孔子纠正说：你那不是有国政，是有家事。如果是国政，虽然我从大夫岗位上退下来了，我也会知道。我都不知道的事，就不是什么国政，是季氏的家事！
这是孔子批评冉有了。周礼：“大夫虽不治事，犹得与闻国政。”不担任具体领导职务了，但是只要还在那级别，还能够看相应级别的文件。文件还送来，就说明你虽然不在班子里了，但还在圈子里。所以有老干部回忆录说，开始还送文件来，后来不送文件了，再后来，文件不送了，但还有《内参》。再后来，连《参考消息》报纸都不送了，这是真“打倒”了。
当时冉有做季氏家宰。而孔子呢，是退休老干部，还被尊为国老，国政都要咨询他的。孔子都不知道的事，一定不是国政，是季氏自己在家，与家臣谋私利于私室。孔子不给冉有面子，给他指出来，就是敲打他。
不过冉有紧跟季氏，帮他出谋划策，谋权夺利，横征暴敛，孔子后来骂他：“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原文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华杉详解
鲁定公问孔子：“我听说一言可以兴邦，有这回事吗？”
孔子回答说：“不能对一句话寄予这么大期望，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那做臣子的，都知道为君之难！兢兢业业报效君王。对自己，不敢有一点放肆；对工作，不敢有一点放松，个个勤修职业，不遗余力，都能听话，君王一句话，就个个励精图治，奋勇争先，那不就是一言兴邦了吗？”
鲁定公又问：“还有一句话说一言可以丧邦，有这回事吗？”
孔子答：“丧邦，是亡国大祸，当然不至于说错一句话就亡国那么严重，但是，这话也有道理！有君王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我觉得做君主也没什么可快乐的，但有一点是真快乐！就是我的每一句话，都没人敢违背！”）君王如果这样来理解权力的快乐，就危险了。如果你说得对，利国利民，大家不违背，那是好了。若你说得不对，祸国殃民，大家也照着做，那不就一言丧邦，走向亡国了吗？”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话谁说的？《韩非子》有记载：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晋平公与群臣饮酒作乐，师旷在旁边弹琴助兴，晋平公喝多了，酒后吐真言，感叹人生，说：“做君主也没什么可快乐的，但有一点是真快乐！就是我的每一句话，都没人敢违背！”师旷听了，操起琴就向晋平公撞过去。晋平公一提衣襟，慌忙躲开，琴撞在他身后墙壁，撞坏了。晋平公大惊，问：“太师！您撞谁呀？”晋平公被撞了还对师旷这么尊重，一来因为师旷德高望重，二来因为师旷是盲人，他想不到师旷撞的就是他，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师旷说：“刚才听到一个小子在这儿说混账话，所以撞丫的！”晋平公说：“就是寡人我呀！”师旷说：“是吗？这不是人君该说的话！”左右说师旷无礼，把他拖出去！晋平公说：“放开太师，我要把太师的话，当成对我的告诫。”
做了君主，别说一句话，放个屁都是香的，所谓“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气”。如果醉心于自己的话没人敢违背，则会为谗言谄媚所蔽，祸患已伏，却没人告诉你，自古丧国之祸，都是这么埋下的。天下大虑，在于下情不通，如果疏于戒备，讨厌忠言逆耳，享受阿谀奉承，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就铸成大错。
国家好不好，移民最知道
原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华杉详解
国家好不好，移民最知道。近悦远来，是儒家对好国家的评价指标，就是近的人，本国人，幸福指数很高，很开心。远的人，国外的人，都想举家搬来。这场对话，《韩非子》也有记载，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在悦近而来远。”这个“悦近来远”，今天世界也是一样，欧洲难民危机的难民们，好多并不真是难民，就是向往美好生活，驾着一条破船，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欧洲去！同样，好多中国人，想要移民美国。而20世纪90年代出国的大学生们呢，发现大多没有国内的同学“混得好”，纷纷要做海龟游回来。这近悦远来的变化，就体现了国家政治的变化。
不要小看“近悦远来”这四个字啊！中国古代讲王道霸道。什么是王道？“近悦远来”四个字，就把王道说透了。孟子讲王霸之辨，说，霸道需要地盘实力，地方千里，雄兵百万，有多大实力，就霸多大天下。王道呢，王道不用，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但修明政治，行仁义而天下归心，最后得了天下。特别是周文王，完全是一套“近悦远来”理念，和具体配套的移民政策。国家如此，公司也一样，你要吸引人才，就抓“近悦远来”这四个字。
前面我们说过，孔子都是高语境沟通，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问，他的回答都不一样，他的所有回答，都是“片面”的，他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对所有病，都是一个定义，一个治疗标准方案。中医呢，是辨症施治，一人一方，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隔三天还要换一次方子，因为三天后的你，不是三天前的你了。这叶公子高先生的病在哪里呢？韩非子说：“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国家不大，但都城很大，所有权力、财富都集中在都城，都城像一个黑洞，把全国人民的财富都吸干了。所以孔子敲打他。叶公最后跟孔子说不到一块儿，没用他。后面还有他俩说不到一块儿的重大价值观问题，下文再说。就因为他高接远迎地请孔子论道，又一句话都说不到一块儿，惹出“叶公好龙”的典故来，那又是后话了。
这段对话很有名，儒家记录了，法家记录了，墨家也有记载，略有不同。《墨子》记载说，叶公问政于孔子：“善为政者若之何？”孔子说：“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这个记录，没有《论语》原文那么尖锐直接了，“远者近之”，是近悦远来的意思。旧者“新之”呢，是讲教化，让他们焕然一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这个意思。
墨子这个药方不对，我估计他自己发挥了。孔子给叶公开的方子，还要过好几个疗程，才会跟他说新民这个事。什么时候呢？等叶公自己明明德做到了，才能去新民，现在还差得远呢！否则你现在跟他说新民，他肯定一拍大腿，先生说得对！要教育人民！因为他正觉得人民不听他的话，需要新一新。这就整反了，本来该自己重新做人，却去改造别人了。
欲速则不达，孔子自己也失败在这句话上
原文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华杉详解
莒父，是鲁国一个小城，子夏做了那里的城宰，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一是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二是不要贪图小利，追逐小利，就干不成大事。
刘宝楠《论语正义》在注这一句的时候，引用了《吕氏春秋》的一段话，也很有教益：“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
凡事说到容易，做到难，知行合一，孔子自己也没做到，就是这个欲速则不达，孔子自己说的话，自己也失败在这句话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孔子由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喜滋滋回家来。门人还提醒他：“老师不是说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吗？我看老师满面春风啊？”孔子说：“是有那么一句话，但是也有另一句话：有机会为民众服务，不亦乐乎！”接着就杀了少正卯祭旗，展开“孔子新政”，三个月之后，市场上卖羊羔猪仔的都不敢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四方宾客来，不用找政府，全都有人接待，宾至如归，鲁国风气一新。
看起来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但齐国宫廷坐不住了，说鲁国强大，不是齐国之福，必须把孔丘弄走。于是给鲁君送来八十个美女的文工团，腐蚀鲁君，离间他和孔子的关系。
鲁国国内呢，之前在大司寇任上，孔子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隳三都”。“隳”，就是毁。周朝有一条规定，贵族诸侯的城墙不得超过18尺，为了防范他们据城造反。但当时鲁国“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城墙都超标，一个比一个高，孔子就要恢复周礼，国君鲁定公开始了“隳三都”行动，也就是推掉三桓家里多出18尺的部分。“隳三都”的行动最终失败，孔子也把三桓都得罪光了。也就是说，在孔子代理国相的时候，国内权臣都已经是他的敌人。他也没有想到齐国宫廷还会参与到鲁国的政治博弈中来。孔子很快就被排挤走了，从此颠沛流离十几年，周游列国，却再也没得到执政机会。
在他“摄相事，有喜色”的时候，结局已经注定，为什么他没意识到呢？就是因为太开心了。权力是利害所系，是祸之所伏，哪里敢开心啊！
“亲亲相隐”不仅是儒家价值，也是普世价值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华杉详解
“党”，乡党的党，“吾党”，我的家乡。直躬者，躬身行直，正直的人。叶公跟孔子夸耀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大义灭亲指证了父亲。”孔子抢白他说：“我们那儿正直的标准和您这儿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一个小故事，却是人类的宏大命题，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律准则。
何为正义？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很多同学在网上看过哈佛公开课《正义》，讲那个扳道岔的假设，中国古代，也很多这样的思辨讨论。而这亲亲相隐的问题，不仅涉及何为正义、何为正直、何为道德，还是一个具体的司法问题：父亲犯罪，儿子知情，儿子到底该替父亲隐瞒，还是应该举报父亲？如果他隐瞒，他有没有罪？
中国古代对这个问题的价值观和法律规定很明确，儿子不仅有权替父亲隐瞒，而且儿子举报父亲，反而是有罪的，这一法律精神一直执行到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宣传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被废除。一直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重新承认了亲亲相隐的权利。
亲亲相隐不仅是儒家的价值观、中国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观。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并且德国和意大利还规定，法官一般不得就有损于证人亲属名誉的事实发问，还应告知其有权拒绝作证，并且不得强迫、恐吓其作证。此外，美国法律中也有对作证配偶特免权的相关规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现代法治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不朽巨著《论法的精神》中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
亲亲相隐是孔子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得到进一步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做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律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今天也是一样，父亲如果在飞机上放了一颗炸弹，不能亲亲相隐。或者父亲强奸女儿，不能亲亲相隐。
张居正说：“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流俗之所慕，而圣人之所不取也。后世论道与论人者，宜以孔子之言为准。”
凡事要符合基本人情和寻常道理。如果一个人，像我们经常看见宣传的，他自己家生活他不管，所有钱拿去捐给别人，这不是圣人，而是圣人深恶痛绝的。圣人强调天理人情，强调道不远人，强调自然之序。自然之序，就是先管自己家里人，再管别人。清儒程瑶田论这一段，说得很精辟：“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先私后公，以私行公，是天理人情。如果一个人没有私，只有公，他的心肯定不诚，心不诚，那就是私。这个私是什么呢？是“意必固我”，就是《论语・子罕》说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个偏执狂。那偏执狂干的事，你不要搭理他，更不要把他当模范来宣传，他好的就是这一口，要的就是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人人幸福和谐，则人人都是圣人，不是人人都是怪人。儒家的基本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愿意干的，也不愿意自己家人孩子去干的事，你不要把他当好人好事宣传。圣人不是做寻常人做不到的事，而是做好日用常行的寻常事。
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原文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华杉详解
樊迟问仁，前面在《颜渊》篇也问过，孔子答了他两个字：“爱人。”这里樊迟又问，孔子从另一个角度给他讲。
“居处恭”，“居”，不是居住的地方，不是在家的时候，是居心的居，你是什么居心，是恭敬之心。心在居处的时候，就是《中庸》里讲“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时候，是在一个“恭”的状态。“居处恭”，也可以说“居心恭”，这是一个出发点。
“执事敬”，“执”，就是行。《汉书・五行志》说：“内曰恭，外曰敬。”做一件事，便要敬那件事，若是敬得不够，就难免懈怠疏忽，事情办糟了，才想起来，哎呀！没注意！我哪里想到会这样啊！如果居心恭而执事敬，就不会没想到了。办任何事情，没有敬，办不好；向人学习，没有敬，学不到。
“与人忠”，对人忠诚。“忠”，主要是两层含义：
第一，尽己之心曰忠，不自欺曰忠。忠首先是不自欺。因为人若欺人，必先自欺，自欺欺人嘛，给自己找到借口了，才能理直气壮去骗别人。能做到不自欺，就能做到对人忠，对人诚，对人尽心尽力，不遗余力，就是实在人。说你这个人实在！这就是忠。
第二层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想要的，让别人也得到。这就是将心比心。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三条，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要遵守。为什么强调到夷狄之地也要遵守呢？因为那夷狄之地，他们不懂我们这些道理呀，那些野蛮人，你跟他讲这些没用啊，所以不能跟他们来文明社会的这一套啊！
这就是自欺欺人，就是不忠了。如果夷狄之地，是野蛮人，就不用跟他们讲文明。这文明之地，也有很多野蛮人，你只需要将对方定义为野蛮人，就不用跟他讲信义了。我们平时不就是这样吗？所谓“你对我不仁，莫怪我对你不义”。对方是否不仁，没有道德法庭来判决，还不一定，而你的不义，已经是自己的决定，铁定不义了。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非常难做到，要把它吃透了，反复琢磨，知行合一，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生的关键在于立志，志向的关键在于有所不为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华杉详解
子贡问老师：“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士呢？”“士”者，仕也，学而优则仕，做官任事，天子诸侯卿大夫，然后是士。士多为卿大夫家臣。孔子的学生，学成的出路，就是士。所以子贡问老师，士的标准。
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他的行为能够知耻。出使四方，能不辱君命，就是士了。
朱熹注解说：“此其志有所不为，而其材足以有为者也。”朱熹此注，说透了士的标准。知耻，则有所不为。不辱使命，是才干足以有为。什么样的人能有所不为呢？是有志向的人！志向的关键不在有所为，而在于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才能聚焦于有所为。有志向的人，不贪心，不会为利益而跑偏。任正非讲华为，说我们艰苦奋斗的时候，中国可是遍地都是鲜花。鲜花是什么？房地产啊！华为要做也很容易啊！为什么没有做？因为有志向，志不在此。志不在此，他再好，也是耽误我干正事，所以不干。任正非，就是“其志有所不为，而其材足以有为者也”，就是士。很多人说拒绝诱惑很难，主要是因为没志向。有志向的人，利益再大，只要不在他的志向上，他根本都不愿意往脑子里装，听都不想听，哪有什么诱惑。
子贡听明白了，这标准挺高，“敢问其次？”那次一等的标准呢？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朱熹说：“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为其次。”宗族都称赞他孝顺，乡党都称赞他友爱。他虽然没有才华横溢，不能成大事，但是能立大本，做一个仁孝之人，也算是士了。
“敢问其次？”再低一等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这里的小人，不是无耻小人，是没见识的人，是识量浅狭的人。硁硁（kēng），是敲打石头的声音，像小石头一样坚硬固执，说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人，虽不能随机应变，但也可以交待些事情给他做。但是，有个问题，言必信，行必果，怎么倒成了小人？这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而已，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大人只看道义所在，不会死守自己说过的话，也不会死守过去定的计划。一件事，发现做错了，难道还要继续吗？还有，上篇说的父子相隐，父亲犯了罪，儿子要替他隐瞒，警察来，我就不跟他说实话，法庭来，我不给他做证，我就不“言必信”了，因为保护父亲是大义。孔子也有一个言而不信的例子。孔子要去卫国，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孔子。孔子的弟子们拼死跟他们干仗，双方搏斗非常激烈。蒲邑人恐惧，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将孔子放出东门。孔子接着前往卫都。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三个层次的标准，都明白了，子贡接着问：“今之从政者何如？”那老师看今天从政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是容器；筲（shāo），是竹编的饭筐。就是说他们的见识器量只有量斗和饭筐那么大，何足算也！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话，说别人，我们都赞同，说得痛快！不过如果换我们上去干干，恐怕还不如人家哦！
中庸不是平庸，是完美到极致，是丝毫不差的至善至美
原文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华杉详解
孔子说，我找不到奉行中道的人来教他，那我至少也要找到狂者和狷者吧。狂者能进取，狷者能有所不为。
“中行”，是行中道者，中庸之道，资质又高，学力又强，无过不及，完美，一点毛病没有。“与”，是传授。孔子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好苗子做学生。但是找不到啊！找不到完美材料，找什么人呢？如果找那谨慎厚道之人，他恐怕也振作提拔不起来！还不如找狂狷之人。
狂者，志向极高，奋发向上。如能因其志节，加以激励裁抑，便能成大器。
狂者得不到，狷者也行。“狷”，洁身自好，性情耿直，特立独行，非礼之事，断然不为。如能多加引导，让他恢弘通达，也能成器。
什么样的人是狂者，什么样的人是狷者呢？钱穆举了两个例子，说伊尹是狂者，伯夷叔齐是狷者。伊尹够狂啊，给他托孤之任，让他做顾命大臣，新君太甲年轻人不懂事不争气，伊尹把太甲软禁三年，让他悔过，改好了再来，成就了又一代有为之君，他也没夺权。伯夷叔齐呢，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有所不为之至也。
孔子最不想要什么样的学生呢，最不想要那没性格的、没特点的、没上进心的，所谓忠厚老实的。你看他平时做事吧，也没什么毛病，为人处世呢，也过得去。但是呢，胸无大志，也没有意志操守，那是平庸，不是中庸。把教育资源，把上进机会，给这样没上进心的人，实在是浪费了。
中庸不是平庸，是完美到极致，是丝毫不差的至善至美。这个误解很大。
儒家总是要解决国家需求，而政治的关键，往往在于解决君王的个人需求
原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华杉详解
南人，是南方人。有人说就是宋国人，因为宋国在鲁国南边，而且宋是殷商后代，殷的文化，是敬鬼神的，这个猜测有些道理。
孔子说，南方人有一句话说得不错：“人如果没有恒心，就做不了巫医。”巫医，不是巫和医，就是巫医一体，能事鬼神，能治病祈福，又通天，又通人，那是很大的本事，由师父一代代传授下来，其术精微，没有恒心意志的人，根本学不了。就像我们现在本科是四年，医学院还要念五年呢！
三国时期，吴国的道家学者杨泉，写了一本《物理论》，说到医：“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古今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又说：“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顺逆之节。”所以这巫医，是“抱道怀德，学彻天人，必有恒之人”，才学得了，做得成！你也别歧视那个“巫”字，当结合心理疗法就好了。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是《易经・恒卦》的卦辞，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能恒久地保持他的美德，就难免遭到羞辱。子曰：“不占而已矣。”郑玄注解说：“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心，做事原则也经常摇摆，不能一以贯之，那你不用去占卜预测你的事能不能成，因为肯定不成！
原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华杉详解
这是《论语》里的名句，朱熹注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心平气和，对人真诚善意，但是，所见不同，看法不一样，要说出来，但只为追求真理，相互规正帮助，并不是争夺利害，所以是和而不同。小人呢，心怀险恶，一心谋利，别人说什么，他都附和，对对对！显得跟你相同，跟你亲近，但一到势利之处，则挟势以相倾轧，争利以相谋害，这是同而不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以说是君子之间和而不同，小人之间同而不和。君子之交，淡如水，和如风，但长长久久，天地人和。小人之交呢，是结党营私，好的时候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利益冲突了，马上视若寇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可以说君子对任何人都是和而不同，小人对任何人都是同而不和。君子对谁都怀善意，说真话。小人呢，不管见到谁都阿谀奉承，亲热得不得了，你说啥他都赞同，你喜欢啥他都跟你爱好一样，先把你迷惑了再说，慢慢再看你这儿能对他有啥好处。
《左传》里面记载晏子论和与同，骂梁丘据同而不和，可为孔子“和同论”之注：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zōng gǔ）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子犹，就是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了。景公说：“还是梁丘据跟我和啊！”晏子说：“梁丘据是和您同，不是和。”景公说：“和与同有差别吗？”晏子回答说：“当然有差别。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过重就加点水。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臣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诗・商颂・烈祖》中说：‘还有调和好羹汤，五味齐备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所以，《诗・豳风・狼跋》说：‘美好音乐，没有瑕疵。’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和而不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还记得这位梁丘据吗？前面我们提到过他。齐景公晚上高兴，酒瘾大发，跑到晏婴家找晏婴喝酒，晏婴不跟他喝，还批评他不成体统。再跑到司马穰苴家，司马穰苴也不跟他喝。景公也不生气，知道这二位跟他和而不同，他去找那同而不和的，驾车直驱梁丘据家，梁丘据张灯结彩陪他喝了一通宵。
人性的弱点，需要相和的人，也需要相同的人，所以这“亲贤臣，远小人”，就说了三千年，还是解决不了小人，因为小人实在可爱啊！世上无小人，生活没意思。儒家总是要解决国家需求，而政治的关键，往往在于解决君王的个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