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彻，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庙号世宗。
原文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尽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直解 广川，是汉县名，在今景州地方。历代天子即位，只纪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原无年号。至武帝即位之初，特起一年号，叫做“建元”。自后每朝都有年号，实始于此。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有司，着荐举各地方上所有德行贤良、操履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士人，都到阙下。武帝亲自发一策题试问，他说：“古今治道，兴废不同，果是天命，抑繇人事？”那时独有广川县人董仲舒对的策好，说道：“臣观天人一体，此感彼应，毫发不爽。有道的，天便眷佑；无道的，天便弃绝。其相与之际，甚是可畏。然天心仁爱，人君若非无道之甚，必不可悛改的。天还留意于他，屡出灾异，以示警惧，要他省改，无不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乱者可治，废者可兴，其事只在人君夙夜强勉，以承天意而已。能强勉于学问，读书穷理，以明此道，则闻见日渐广博，而智虑越发开明；能强勉于修为，反躬实践，以行此道，则君德日渐崇起，而功用自然弘大。强勉之有益如此，且这道理，繇之则治，不繇之则乱，乃是人君所繇以到那治处的路头。其具则仁、义、礼、乐四者是也。自古圣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传及子孙。故身虽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至数百岁。如夏家四百，商家六百，周家八百，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盖此道常在人心，历世不忘，是以享国长久，非天命之有所私厚也。然则仁、义、礼、乐之道，岂非万世人君之所当务者哉？尝观春秋、战国以来，申、韩、苏、张之说，盈满天下。至秦而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教化，荡然无复存者。汉高不事诗书，文帝又修玄默，是以王道废缺，礼乐不兴。”仲舒此策，词若迂缓，而意实醇正。汉家经学，自此兴起，不可谓非其功矣。
原文 “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国家之盛衰，只看人君所行的政事何如。前代长久隆盛的，莫过于周。及传至幽王、厉王，周道遂衰。其实道未尝亡，只是幽、厉肆行暴虐，不肯率繇先王之道耳。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奋发有为，兴其废滞，补其敝坏，以昭明文武之功业，周家治道遂灿然中兴。此乃夙夜不怠，力行善政之所致也。繇此观之，人君欲国家长盛而不衰者，可不以兴道致治为务哉！然治道不可外求，全在人君之一心。诚使为人君者，先能自正其心，虚明光大，不为一毫私意所蔽，则行出来的政事、发出来的号令，必皆合天理、当人心，而可以正朝廷矣。朝廷正，则必能进贤退不肖，使群臣皆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可以正百官矣。百官正，则礼乐教化四达不悖，以正万民，以正四方，无远无近，荡荡平平，自无一人一处之不归于正者矣。君德既正，天心自协，至和薰蒸，无有邪气于乎其间，是以阴阳均调，而风雨时若，群生和乐，而万民滋殖。凡世间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备至，而王道大成矣。盖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事正，则正气应之，善祥之所繇集也；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灾异之所繇臻也。然其本，则在人君之一心而已。所以古语说：‘君心为万化之原，至诚赞天地之化育。’意盖如此。”董仲舒对武帝三策，其正心一言，实万世帝王为治之本。人君果能体而行之，则二帝三王之盛，岂难致哉！
原文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趋利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固在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万民、四方，而诸福皆至矣。然也有圣人在下，势位卑贱，而不得致的。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是得致之位，所操的是可致之势，且有圣德，又是能致之资。即位之初，观其施为，高出世主一等，而恩泽又深厚，智识明达，而意思又美好，怜爱百姓，而好慕贤士，可谓不世出之主矣。然而阴阳或未必调，风雨或未必时，诸福之物或未必至，这是何故？只为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故太平之业，犹未致也。夫常人之情，见利则趋，就如水之趋下一般。水性趋下，必须堤防障御；人情趋利，若不把教化来做个堤防，怎能勾得住？古时王者，晓得这道理，故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所系者大，而专力于此。在京师中，则立太学以教于国；在各郡国，则设庠序以化于邑。这太学与庠序里面，都设师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渐染他，用义去摩厉他，用礼去节制他。所以民都兴于仁义礼乐，不用严刑重罚，而民自不犯法禁。繇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习俗淳美故也。”繇是观之，欲致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当知所务矣。
原文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愿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直解 董仲舒对策又说：“王道之先务，固在于教化矣。况秦废教化而任威刑，汉承其后，不可不变。自古圣王承继乱世之后，必须鉴其失而矫其弊。把那乱世所行的事，一切扫除革去，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建太平之事业。譬如弹琴瑟的，若弦不和调到那极处，必须解下这弦来，从新安上，方才弹得；若为政的，前面的行事，如今若坏到极处，必须从新更改，厘正一番，方才治得。所以汉家自高帝得天下以来，历惠帝、文帝、景帝，都要天下治平，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其失只在于时当更化，而不能更化，尚仍秦之旧故也。古人有言：‘临着渊水，羡慕那游鱼，徒羡何益？不如退去结网来打取这鱼。’如今临政治民，愿治功成就，徒愿何益？不如革去旧弊，从新更化。盖结网则可以得鱼，更化则可以善治。既能善治，则阴阳调、风雨时、群生和、万物殖。天灾人害日渐消去，嘉祥美福日益招来，此国家之所以兴，非独天命，皆人事所致也。”这是仲舒第一策，劝武帝更改秦法，图新治理的意思。然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武帝承秦之乱，风俗彫敝，故仲舒陈更化之言。若承继治世、守祖宗之鸿业，则又当率旧章、遵成宪，而不可妄意纷更矣。
原文 “圣王之治天下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义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直解 囹圄，是牢狱。初董仲舒所对，头一篇策，既已称旨，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殷人执五刑以惩奸恶，然周之成康不用刑而天下治，秦人用严刑而天下乱，所以不同者何故？”于是董仲舒又对说：“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以学校教化为先务。其率教而有德者，则与之爵禄以养其德；不率教而陷于恶者，则用刑罚以威其恶。夫其教化素行，而德刑并用如此。所以那时的百姓，都晓得礼义，而耻于为恶，以犯其上之法。殷人之所以能胜奸恶者，盖以教化为先，而用刑以辅之，非专恃五刑之效也。周武王遭纣之乱，不得已行大义，伐纣而并诛其党，以除天下之残贼。所谓刑乱国用重典，不得不然也。及天下既平，周公即制礼作乐，修明教化之具，以润色太平。驯至成、康二王之时，治道隆盛，刑措不用，牢狱中空虚，没有囚系者四十余年。盖亦本于教化之所渐染，仁义之所周流，化行于上而俗美于下故耳。岂刑威之所能致哉？教化之功，一至于此。今陛下并有天下，殊方绝域，莫不服从，虽三代盛时，无以过矣。然而教化之功，未加于百姓，不能与三王并隆者，只是陛下之心，未曾加意于此焉耳。昔曾子尝说：‘人能于所闻的道理，尊信而不疑，则德日进于高明矣；于所知的道理，力行而不懈，则业日积于光大矣。可见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只在一加意尊行之间而已。’今陛下发策，追慕成、康刑措之隆，其于三王之教化，亦既闻而知之矣。臣愿陛下就把这个治道，立实心于内，而极力以行之，不为慕古之空言，则教化修明、风俗淳美，太平之业可以坐致矣，又与三王何异哉？夫治天下之道，莫要于用贤。而贤才之在天下，又贵于素养。若平时不能作养那为士的，一旦便求其有用，正如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文采，岂可得哉？故欲求贤，必先养士。三代之时，内设太学以教于国，外设庠序以化于邑。然庠序之教，止于一方，人才尚少。若论养士之大者，莫如太学。盖太学聚天下贤士而教之，乃贤才所繇进用的门路。若从这里加意作养，时常考试询问他，以尽其材能，成其德业，则英俊之士宜可得矣。既遍得天下的贤人而用之，繇是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则三代的盛治可以易致，而尧、舜的盛名，亦可几及也。”这是仲舒第二策，劝武帝先教化而后刑罚，兴太学以养人才，可谓得王道之要务。至于“尊所闻”、“行所知”二语，尤为紧切。盖天下事，非知之难，惟行之难。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于古，不亦远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后世人主有志于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原文 “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直解 仲舒既对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题问他说：“三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异乎？”于是仲舒又对说：“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繇的，就使行之万世，岂有弊病？其有弊病，乃是后来人肆意妄行，失了这道故也。如夏禹开国之初，崇尚忠厚，到后来风俗变得都骄恣了，故殷汤继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变得忒质朴了，故周文、武继之，不得不改尚礼文。是文以救敬之弊，敬以救忠之弊，矫偏归正，损益就中，事当如此。至于道，则岂有异哉！盖这道之大原，乃从天出，自然而然。天至今不变，则道亦不变，自古圣王不过顺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继舜、舜承继尧，这三个圣人，以圣继圣，递相传授，守着一个道理，无有弊病。既无弊病，何用救正？故尧、舜、禹之间，不闻有损益厘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这等看来，可见圣人承继治世之后，其道则同。如夏继虞，虞继唐是也。承继乱世之后，其道则变。如周继殷，殷继夏是也。今汉继秦大乱之后，周家所尚的仪文，已流荡浇薄到极处了。今日正该渐渐减损周家的仪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后教化可行而风俗可易。此乃继乱世之道，不得不如此也。大抵世变之日趋于文，如江河之日趋于下。在周末世，孔子已叹其过于文，而欲从先进，况汉世乎？”仲舒斯言，真救时之论也，抑非特汉世为然。自汉以来，虚文日盛，实意渐漓，司教化之责者，宜三复于斯言矣。
原文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直解 六艺，即《易》、《书》、《诗》、《春秋》、《礼》、《乐》之六经。董仲舒又对策说：“《春秋》之义，天下诸侯皆统于天子，禀其制度，无敢违异，叫做大一统。这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不可一日不明者也。如今学术分裂，民无适从；师之所传，各为一道；人之所持，各为一说。六经之外，殆有百家，方术各异，指意不同。纷纷然争立门户，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学。所以为人上者，被诸家的议论说乱了，亦无以主张国是而成一统之治，斯大乱之道也。臣愚以为，天下所当诵习者，止是孔子所删述的六经，其余诸家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如申不害、韩非为刑名家，苏秦、张仪为纵横家，如此等类，都是邪说，该一切禁绝之，勿使并进。凡师之所以为教，弟子所以为学，有司所以荐举，朝廷所以取人，都只以孔子六艺为主。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适从矣。”盖汉家承秦之后，士习申、韩、苏、张之术者，皆在所举。故仲舒第三策篇终，讲禁绝之，使圣道不杂于功利，六经不晦于异端，此其所以为醇儒也。至今百家灭息，而孔子之六艺，如日中天。若仲舒者，不独有功于汉，亦有功于万世者哉！
原文 及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尝问之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伐吴灭之，寡人以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繇此言之，则粤未尝有一仁也。”
直解 勾践，是粤王的名。泄庸与文种、范蠡，都是越王的臣。五伯，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缪公。董仲舒对策之后，武帝除授他做江都国相，出事江都易王刘非。易王，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骄贵，又好勇力。仲舒既为国相，时常以礼法辅导匡正之，易王因此感动，也知敬重他。一日问仲舒说：“昔春秋时，粤王勾践发愤苦志，欲报吴仇，与其大夫泄庸、文种、范蠡三人共图之，竟用这三人的计策，举兵伐吴，遂灭其国。粤王自此强于天下，得与中国之会盟，三人之功大矣。昔孔子称微子、箕子、比干，是殷时三个仁人。寡人观泄庸、种、蠡霸粤吞吴，功业不小，说粤也有三仁，不知何如？”董仲舒对说：“王把仁许这三臣，不过取其功耳。殊不知所谓仁人者，其存心处事，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钝。义之所在，就守正而行之，更无一毫图利之心；道之所在，则秉公而明之，绝无一毫计功之念。纯乎天理，一无所为而为，这才是仁者之心。少涉私意，便是伯道，乃仁人之所深耻者。所以孔子之门，就是五尺童子稍知道理的，也羞称五伯之功，只为他专尚诈力，假借仁义以济其私欲故也。夫五伯之功，犹为圣门所羞称如此。今观泄庸、种、蠡，功既不高于五伯，而任术逞力，灭人国家，覆人宗祀，其专尚诈力，不顾仁义，比之五伯，殆又甚焉。这等看来，粤何尝有一仁乎？”按是时，江都王骄恣不奉汉法，观其羡慕于阴谋并国之臣，则其邪心已萌，故仲舒明正道以阴折之。所谓以礼匡正，即其事也。后其子建竟以谋反诛，岂非贻谋不善，世济其恶，以致此哉！若仲舒所论五伯义利之辨，尤足以见其学术之纯正，汉世儒者，所不及也。
原文 上雅向儒术，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直解 推毂，是推举引荐人，如推转车毂一般。鲁邸，是京师中设有鲁王府第处，如今之诸王馆。历，是历书。武帝平时，向慕儒者的学术。那时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都好儒术。君臣意合，于是窦婴、田蚡共荐举当时名儒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赵绾以古时天子有明堂之制，顺四时月令之宜，以朝诸侯、听政事，奏请立之。但其制度，一时考究未明，以其师申公是当时名儒，博通今古，乃荐之于武帝，请召用之。申公，即是前时与楚元王同学者，此时归老在鲁国。武帝特遣使臣，将币帛一束，加上玉璧，以为聘礼，用蒲轮安车，驾驷马而迎之。申公到京，武帝就延见他，访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已老耄了，言语质直，就对说：“为治也不在多言，只看其力行何如耳。能着实去行，便可以致治；议论徒多，反生惑乱，无益也。”这时武帝正好文辞，见申公对说如此，意向不同，故默然不喜。然心里思量，既已招致他来了，不好就遣去，只着他做太中大夫，暂安下在鲁国府中，与赵绾、王臧等，商议明堂的制度，及天子巡狩郡国、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其实无重用之意矣。夫申公虽非醇儒，然力行一言，切中武帝之病，乃为治者，所当体验也。武帝徒慕儒者之名，而不能用，此岂真能好儒者哉！然束帛加璧，安车驷马，实一时礼贤之盛举，亦后世所仅见者也。
原文 六年，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直解 田蚡，是皇太后之弟，武帝的母舅，初封为武安侯。汉初丞相皆以列侯为之，武帝即位之六年，以武安侯田蚡为丞相。蚡恃其贵戚，习为骄侈。营造第宅，必穷极壮丽，比别人家的房屋独为华美，论甲乙次第，他为诸第之最；买置田园，都拣择上等肥美之地，极其膏腴，以为奉养游观之所；时常遣人市买各郡县中货物，往来道路，络绎不绝。又贪而好利，多受四方贿赂馈赠之物，所以其家蓄积的金银宝玉，与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之物极多，不可记算。其奢侈如此。蚡又以太后之故，得出入宫禁，时常入宫奏事。武帝便与他坐了说话，留连许多时候才出，但有所言无不听从。蚡所荐举的人，不拘资次，或从草野中，径与他做食二千石俸的大官，渐渐使主上的威福之柄都下移了，武帝因此渐不能堪。一日因见他选的官太多，乃责问他说：“你自家选的官吏尽了不曾？我如今也要选些官吏！”盖责其专擅不知有朝廷也。田蚡又曾讨要少府考工的官地，盖造房屋。武帝发怒说：“你这等求讨再无厌足，何不把国家藏兵器的武库都占了去罢！”盖甚言其不可，以折其骄恣之心也。田蚡自后，方才惧怕，稍稍退抑。这一段见武帝之刚明，能制抑外戚，使之不敢为非。然原其本，失在用他做丞相、秉国政。彼富贵骄奢之人，识见短浅，一旦操握权柄，欲其不为非岂可得哉？昔文帝时，后弟窦广国有贤行，文帝欲用之为相，后竟以外戚之故遂舍之而用申屠嘉，故窦氏得长保其富贵，而朝廷亦不至于寡恩。若文帝之防微杜渐，则又过于武帝远矣。
原文 东海太守汲黯为主爵都尉。始，黯为谒者，以严见惮。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
直解 东海郡的太守，姓汲，名黯。武帝闻其在地方，守己爱民，廉能卓异，遂升他做主爵都尉之官。汉时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汲黯以太守而为九卿，盖因其贤而超迁之也。史臣因叙汲黯之为人说道，起初汲黯做谒者之官，主引奏赞礼之事，常在朝廷左右，以严正为武帝所敬惮。曾因河内郡失火，延烧了千余人家，武帝使汲黯持节往那里验看火灾。汲黯还朝复命说道：“这是百姓人家不谨，偶然失火，房屋连接因而延烧，非关天灾，不足忧也。臣经过河南地方，见贫民遭水旱之灾，饥饿流离者，至万有余家，甚者或父子相杀而食之。灾变至此，深为可忧。臣目击百姓困苦，宜行赈济，若待奏闻朝廷，恐缓不及事。谨从权宜，辄自持节发仓中米粟以赈济之。然未奉明旨，擅便行事，臣之罪大矣。今请纳还使节，退而伏受矫诏之罪。”武帝听说，喜汲黯能宣布主恩，全活民命，反以为贤而宥之。按《春秋》之义，大夫繇疆，有可以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今水旱为灾，人民相食，汲黯即以便宜发粟，救万姓之命，消不测之变，可谓得《春秋》之义矣。然非遇明哲之君，鲜不以专擅而得罪者。而武帝乃能嘉其功而恕其罪，不拘责之以文法，其雄才大度，亦于此可见。故观汲黯之事，可为人臣任事者之法；观武帝之赦汲黯，可为人君任人者之法。
原文 其在东海，治官理民，好清净。其治务在无为，引大体，不拘文法。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时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直解 数，是责其罪。请告，是给假。守城深坚，是说人有持守，临大节而不可夺。譬如为将者，固守城池，深沟坚壁，不可攻夺的意思。贲、育，是孟贲、夏育，二人古之有勇力者。汲黯在东海郡做太守时，凡临治官事，统理百姓，只好清净简默，与民相安。其治务在顺着那人情事理之自然，无所作为，不欲多事纷扰。一切设施措置，止是引用大体，不拘那琐屑事例。其为官如此。然汲黯为人，生性倨傲，少有礼文。但闻的人有过失，便当面挫折他，不能含容在心里，必说出而后已。那时武帝方招致天下文学儒臣，会聚在殿廷，讲图治理。武帝是个好名之君，每与群臣议论，必高谈仁义，远慕唐虞。动辄说我要如此、我要如此，其实不能躬行。汲黯当众人面前，唐突对说：“古者帝王之治天下，皆以正心诚意、无私寡欲为本。今陛下心里，声、色、货、利种种私欲，纷扰于中，外面却要行仁义。这等样，却怎么学得那尧舜圣君，而成唐虞之治乎？”武帝因汲黯当众耻辱他，心不能堪，默然不语，发怒变色，因此罢朝。公卿大臣以黯触犯忌讳，祸且不测，都替他惊恐。武帝平素却知道他为人，退去宫中，对左右说：“汲黯为人何其直戆之甚，一至于此！”及群臣朝退，或戒责汲黯，说他言语太直，面斥主上，非事君之礼。汲黯说道：“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凡事正欲其直言尽谏，以共成君德。岂是要依阿从谀，顺承意旨，陷主上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做朝廷的官，须是守正直道，方为称职。若唯务自爱其身，缄默避祸，自己一身虽是全了，却不玷辱了朝廷官职？”夫汲黯之面诤，虽若伤于太激，而其刚方正直之节，则有大过人者，故武帝因此亦有取焉。他平日多病，一日因有疾，同僚官庄助替他请假调理。上因问庄助说：“你评论汲黯之为人何如？”庄助对说：“汲黯之为人，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若使他寻常任职居官，其才能也不见有过人处。若着他辅佐少主，当危疑之际，正色立朝，城守深固，一切祸福利害都动摇他不得。人欲招之，未必能来；欲麾之，亦不能去。其操守坚定，确然不移，就是孟贲、夏育那样勇力，亦不能夺其志而易其守矣。此汲黯之所长也。”武帝说：“此论诚然。古有社稷之臣，为国家所倚赖，国在与在，国亡与亡。至如汲黯之忠直，近于古之社稷臣矣。”夫武帝能容汲黯之戆直，且称为社稷臣，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立朝未几，而即出之于淮阳，不竟其用，则亦何贵于能知哉？《大学》说：“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慢也。”正武帝之谓矣。
原文 二年，李少君祠灶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祠灶则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寿可益，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海上燕齐迂怪之士多更来言神仙事矣。
直解 却老，是养生延年之术。封禅，是祭泰山之礼。加土于山上，叫做封；设坛于山下，叫做禅。安期生，是古之仙人。武帝元光二年，此时即位已八年，颇好祈祷鬼神之事。有个方士李少君，平日会使些妖术惑人，闻武帝好鬼神，乃奉献祭灶祈福却老延年的方术。武帝甚尊信他。少君说道：“祭灶，则可以召致鬼物，点化丹砂便成黄金。把这金炼成灵丹服食之，使人添寿，而东海蓬莱山中的仙人，也可与相见。既见了仙人，因而行封禅之礼，则仙道可成，而长生不死矣。”又说他曾游海上，见安期生。于是武帝慕其术，始亲自祭灶烧炼黄金，又遣方士入海，求蓬莱仙人安期生之类。那海上燕齐等处，妖言怪术的人见武帝好神仙，都欲欺哄朝廷，希图富贵，多更迭而来，争谈神仙之事矣。大抵人主之心，不可轻有所好。所好一见，则小人即以其术投之，逢迎煽惑，无所不至。武帝只为好鬼神、信方术、求长生，而方士邪人遂乘其间。自少君以祀灶之说进，其后少翁、栾大、公孙卿之属纷纷求售。虽其术后皆无验，并以诬罔被诛，而君德为之亏损，海内为之虚耗，末年痛悔，亦无及矣。然则人主之于好尚可不谨哉！
原文 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遣将军卫青出上谷，公孙敖出代，公孙贺出云中，李广出雁门，各万骑击胡。卫青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无所得，公孙敖、李广皆为胡所败。唯青赐爵关内侯。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天下繇此服上之知人。
直解 上谷，即今宣府。代，即今代州。云中，即今大同府。雁门，即今朔州。龙城，是匈奴中地名。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犯上谷地方，官吏百姓每都被其杀戮抢掠。武帝乃遣四个将军，分路出去。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各领一万人马，往塞外征剿胡虏。独有卫青从上谷出去，直到龙城地方，斩获首级并俘虏共七百人，得胜回来。那公孙贺虽不曾败，也无所得。公孙敖与李广都被胡虏杀败了，公孙敖折了七千余军，李广被虏人捉去，全军尽没，单身逃回。以此只有卫青赐爵为关内侯，赏其功也。卫青本是平阳侯家人，出身微贱。然而他平日会骑射，材力过人。一旦贵显，又能接遇士大夫以礼，极其谦谨；抚士卒以恩，致其体恤。那众士卒每都欢喜替他出力，真有将帅之材。所以每次出塞，便有功绩。当时武帝识他于微贱之中，拔用他为将，不待左右荐引，不拘寻常资格，天下繇此都服武帝能知人也。夫材有可用，虽奴隶不弃，真知独断，迥出常情，此可为用人之法。然四将出塞，劳师远征，丧卒几二万，获虏仅七百，得不偿失，此可为黩武之戒。
原文 元朔元年，冬，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当免。”奏可。
直解 武帝元光元年，曾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到元朔元年，已经六载，并不见有举到者。这年冬月，又下诏说道：“孝弟是百行之本源，廉耻乃士人之美节。古先圣王每加意于此，以风化于下。朕前此也曾深切告诏郡国守令等官，务要兴起清廉官吏，荐举孝子顺孙。庶几使人有所激劝，勉而为善，以移风易俗，承继先圣的美业。今却都不举来。孔子说：‘十家的小邑，也有生质美好忠信之人。’况以天下之广，岂无贤人堪以应举的？今乃合一郡之中，通不举荐一人，是守令等官不能宣朝廷的德化，以究竟于下，而使积行之君子，壅蔽而不得上闻也。且朕闻人臣能荐进贤士的，该受上赏，若蔽塞贤路，不能荐进的，该被显戮，这是古道如此。如今何独不然？你廷臣每可议拟那郡国守令，食二千石俸的官员，不举孝廉者应得何罪！”于是有司会议奏说：“前有诏书着各郡国举孝，却乃不行遵奉，便于诏书有违，当以不敬论罪。兴起廉能，扬清激浊，乃郡国守令之任。今不能察廉，便是不称其任，当以不职免官。”奏准俱依拟行。按武帝此举，亦是良法。夫天下贤才，伏于草莽之中，朝廷岂能遍知？而郡国俗吏，但以簿书期会为事，又岂能以举贤为急务？今既责郡国以举贤，而又罪其不举者，则人人畏罪而思自尽，天下贤才岂有遗在草莽者哉！然非明核其所举之是非，而行连坐之法，又或有苟且塞责者，此不可不知也。
原文 五年，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
直解 平津，是乡名。武帝元朔五年，以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汉初丞相必以列侯为之，今公孙弘起自儒臣，原无封爵，武帝乃封他为平津侯，此后遂为故事。凡拜相者，必封侯，实自弘始也。此时武帝方欲制礼作乐，开边拓境，兴起功业。公孙弘自以遭遇异常，责任隆重，恐他识见有限，不足以谋国事、称上意。于是就丞相府东边，立个客馆，另开一阁门，以延见天下之贤人，与之参决谋议。其所得俸禄，多以供给宾客焉。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故人君以之谋于宰相，而宰相又必以之谋于士大夫。集众思以广忠益，尽群议以开聪明，这才是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公孙弘之开阁延贤，庶几有得于是。但史称弘意忌，有隙必报，如出董仲舒，徙汲黯。则其所延者，未必皆贤人，而其所谋者，未必皆正论矣。后之相天下者，惟法弘之延贤，而戒其报怨焉，可也。
原文 正月，上行幸缑氏，礼祭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诏加增太室祠。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公孙卿见大人，迹甚大，群臣言：“见一老父牵狗，忽不见。”上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还封禅。其封禅祠，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天子还，群臣上寿颂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曰：“陛下第还宫，静处以须之，仙人将自至。”乃止。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至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万八千里云。
直解 缑氏，汉县名，在今河南府。中岳，是嵩山，其东一山名太室。八神，是八方之神。宿音秀。留音溜。是等待的意思。封，是加土。禅，是筑坛。泰山，是东岳。蓬莱、碣石，都是海中山名。九原，郡名，即今河套之地。甘泉，宫名。元封元年正月，武帝信方士公孙卿之言，车驾亲到河南缑氏县地方，登中岳太室山，行祭礼。那扈从官员在山下的，都说恰才听得似有呼万岁者三声，这是各官影响附会，以希武帝之意，原非实事。武帝却便信了，就诏祠官加增太室山的祭礼给三百户，以奉祠事。遂往东去巡行海上，以礼祀八方之神。公孙卿持节候神人无验，因诳说，见神人长数丈，尚有足迹在地，甚大。群臣都附和他，也说适间见一老父牵狗，口称要见天子，忽然不见。武帝以众人的言语与公孙卿相合，就信以为诸臣所见者必仙人也，因留住海上，守候仙人来。久之竟无所见，乃回到泰山，加土于山上，筑坛于山下，祭天地诸神，行封禅礼。那封禅的去处，夜间若有光明，昼间又有白云，从所封处腾出，这也是群臣附会欺诳，以此为应验。武帝回还，群臣庆贺，奉觞上寿，都称颂天子的功德。世俗传说秦始皇封禅，沮风雨不得上。今武帝既上封泰山，无风雨，正合方士所谓有封禅则不死，可上接蓬莱神仙者。而海上方士乘机更言，蓬莱山诸神仙若就可立见一般。于是武帝愈惑，心下欣喜，觊望得遇神仙，复往海上等待候望焉。又要亲自渡海，去求蓬莱山仙人所居之处。以万乘之尊，而亲蹈风波不测之险，纵自轻，如天下何？当时侍臣有个东方朔，婉词谏说：“神仙只在人心，心静便得，躁便不得。陛下但回宫去，澄神息虑，静以待之，仙人将自至，何必远求蓬莱？”武帝才止不行，而其心犹未忘，遂去傍海而行。北至碣石，巡辽西，历北边，至九原，经过许多地方，自正月出去，到五月才回甘泉宫。凡行过一万八千里，其远如此，千乘万骑，劳费又可知矣。
原文 上以名臣文武欲尽，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有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直解 泛驾，是马之奔逸，不循轨辙的。跅弛，是落拓不检，遗弃礼法的人。武帝好大喜功，内兴制作，外征伐四夷，纷纷多事，尝欲求文武异才而用之。及在位日久，一时名臣文武之士或以年老物故，或以罪累见诛。看看凋落殆尽，不彀任使，乃于元封五年夏四月下诏，说道：“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待贤臣而建功业者。故人主欲建非常的大功，必得那非常的大才而任用之，然后功名可立。但要用此非常之人，却不可以寻常尺度去论他。譬如养马一般，有一样马，乘之即奔，立则踶人，虽则不甚驯良，却有绝力，能一日而致千里。有一样人，赋性豪荡，不拘小节，往往为流俗所讥刺。虽则不甚谨厚，却有异才，干得事，能立功名。夫泛驾之马，人但见其奔逸不循轨辙，便以为弃物；跅弛之士，人但见其落拓不循规矩，便以为弃人。殊不知，只要自家会驾御他，若御得其道，则马之泛驾者，不害其能千里也，士之跅弛者，不害其为有用也。如今天下的人，岂没有智勇殊绝之士？苦为绳墨所拘，罪累见废，而伏于下位，遗于草野。如千里之马，困于槽枥者乎？其令州郡等官，察吏民中，但有俊茂之才，超出等类，可以为将为相，及奉使远方绝国，不辱君命的人，便有些微过细累，不必苟责，都举荐将来，以备朝廷任使。”按武帝雄才大略，锐于有为，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如公孙弘以海滨牧豕之人，数年而至宰相；卫青、霍去病以侯家仆隶而为大将军；卜式、桑弘羊、孔仅，发于商贾；张汤、赵禹，出于刀笔小吏。武帝驱策而使之，咸得其用，卒以鞭挞四夷，威加海内，亦可谓得用人之术矣。然天下自此日益多事，而士大夫皆驰骛于功名，不复知有名节行检之可贵，以致廉耻道丧，风俗败坏，则其所损亦岂浅浅哉！若古圣王之用才则不然，明教化以养之，表节行以励之，兴之以三物，辨之以九德，贵贤而贱能，先德而后艺，故其风俗醇美，人才茂盛。卿大夫有素丝羔羊之节，而兔罝之野人，皆可以为腹心干城。较之武帝之用舍，不可同日而语矣。后世人主，欲求贤以辅治者，当鉴于斯。
原文 天汉元年，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使匈奴，单于使卫律召武，欲降之。律谓武曰：“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直解 单于，是虏王的名号。窖，是地窖。羝，是公羊。乳，是生育。武帝天汉元年，因匈奴遣使来通好，遂遣中郎将苏武与张胜、常惠等，往使匈奴以答其礼。及到了匈奴国中，那虏王单于却转加骄慢，不以礼相待。又使汉家先降顺的一个使臣，叫做卫律，呼召苏武，以兵威逼胁他，要他降顺。苏武抵死不从。卫律乃将好言语哄他说道：“我先年也为出差到此，只因惧罪不敢还朝，归顺了匈奴。幸蒙单于的大恩，就封我为丁灵王，统领着数万之众，马畜满山，其富贵如此。苏君你若是今日降顺了，明日也就是这等富贵，何等受用？若不降必遭杀戮，空把这个身子糜烂在草地里，有谁知道？死而无名，虽死何益？不如降顺的好。”卫律虽把这话去动他，苏武也只不答应。卫律又恐吓他说道：“你如今不早听吾计，到后面祸迫时，要再见我面，不可得了。”于是苏武大骂卫律说道：“汝本是汉家的臣子，忘恩失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以苟全性命，偷取富贵，乃不忠不孝不义之贼也。这等的人，我要见你怎的！”卫律见苏武志节甚坚，知其终不可胁，乃将苏武的言语回报单于。单于大怒，乃囚闭苏武，放在个大窖里，绝不与他饮食，要饿杀之。苏武手中只是持着那使节，遇天下雪，就取雪和节上的旃毛并吞之，聊以充饥，捱到数日不死。匈奴见饿不死他，皆惊怪之，以为神灵，不敢加害。又迁徙苏武于北海之上，把一群公羊着他牧放。与他说：“待这公羊下羔儿时，才放汝归国。”夫公羊岂能生子？匈奴此言，所以示其终不得归之意也。又分别其同行官属常惠等，各安置他处，不得相近。如此拘囚困苦者，凡十九年，而苏武持节牧羊，竟不肯屈。夫死生在前，不足以动其心，而艰苦久历，亦不能以变其节，古所谓“不辱君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其苏武之谓乎？
原文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才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直解 征和二年，是武帝在位第五十年。武帝早年无子，至二十九岁时，才生一子，名据，立为太子。初生时，武帝以得子迟，甚怜爱之。及太子长成，生性仁恕温谨，武帝却嫌他才能短少，不似己这般雄才大略。从此太子之母卫皇后与太子的恩宠渐渐衰减。他母子心下疑虑，恐遭废黜，常不自安。武帝知道他这意思，一日对皇后之弟大将军卫青说：“我汉家自高祖以来，凡事都只是草草创立，未得完美。又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扰害边方，我若因循，不变更制度，兴起礼乐，则后世子孙何以观法？坐视四夷为患，不出师征伐，任其侵陵，无所惩创，则天下何繇安宁？我为此故，内修外攘，纷纷多事，不得不劳动百姓。若使后世子孙又复如我所为，纷扰不已，便与当时秦家一般。盖秦家只因征伐不已，百姓劳扰，遂至于亡。我身后子孙若复如此，是蹈其覆辙矣。今太子敦厚简重，性好安静，必能保守天下。天下多事之后，要求个谨守成法之主，岂有过于太子者？闻得他母子心下不安，你可将我这意思去晓喻他知道，着他安心，勿生疑虑也。”大将军顿首拜谢。太子平日见武帝南北征伐，用兵于四夷，天下劳扰，往往进谏。武帝笑说：“如今四夷侵陵，必须征伐。劳动一番，才保得百年无事。我今身任了这劳苦事，经营停当，却把安逸太平之福遗下与汝，使汝坐享，却不是好？”武帝此言，与所以晓喻卫青者其意相符。其谓身当其劳，而遗后世以安者，亦是本心。但人主于父子之间，不可轻露爱憎之端，此端一露，则奸人遂得而乘之。武帝只为嫌太子才能少，不类己。此念一萌，其后江充遂有所观望，以行其谗谋。而巫蛊之祸起，太子竟坐死，不能自明。然则人主于子，爱憎之际，可不慎哉！
原文 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直解 巫蛊，是师巫咒诅之术。湖是县名，即今河南阌乡县。武帝末年，宫禁不严，妃嫔宫人都与外间师巫妇人交通，雕刻木人，祷祀祈福。其后宫人有彼此妒忌者，就说有人在背后咒诅主上。武帝信之，多所诛杀，遂成巫蛊之狱。谗臣江充因而诬陷皇太子，说太子也在宫中行咒诅之术。太子忿恨不能自明，因发兵捕斩江充。长安城中，因传说太子谋反。太子惧罪，走出湖县地方，自缢而死。繇是穷治巫蛊之狱，无辜被诬者甚众。其后法司按问，通无指实，多有冤枉。武帝以此想起太子当初，也是被江充诬赖，无处分辩，逼迫至此，仓卒惧罪，原无反意，心里渐渐明白，知太子之冤。适有高祖庙寝殿里一个郎官，叫做田千秋，来上急变替太子申冤，说道：“今律法上，儿子盗弄父亲的兵器，罪止于笞。在平民且如此，况天子之子？纵是擅发武库兵，过误而杀人，何罪之有？乃加以谋反之名，使之抱痛而死，岂不冤哉？”于是武帝乃大感悟，即召田千秋面见，说道：“父子间的事，乃人所难言者。自从太子死后，谁人与他一言？今你独明言太子之无他意，这乃是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不忍太子冤死，故使你来指教我的。你是祖宗贻我的忠良之臣，便当为我的辅佐。”于是就拜田千秋为大鸿胪，列于九卿。把江充的家族尽数诛戮，以泄神人之愤。武帝哀怜太子无罪而死，乃别建一宫，叫做思子宫。又于湖县筑一台，叫做归来望思之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归来也。天下闻而悲伤之。夫谗佞之臣，反覆倾险，以非为是，将无作有，虽明达之人，亦往往为其所惑。如伊戾之害宋太子痤，费无极之害楚太子建，江充之害戾太子。其意唯起于希宠避罪，而其祸乃至于戕害骨肉，倾覆国家。然楚、宋昏暗之君，被惑固宜。以武帝之刚明，亦遭其惨毒而不能察，虽纳千秋之说，灭谗臣之族，明太子之冤，然亦晚矣。夫大舜至仁，犹疾谗说之殄行；孔子大圣，亦恶利口之覆邦，况其他乎！后世人主，可不戒哉！可不察哉！
原文 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直解 武帝征和四年，在位五十余年矣。一旦觉悟前非，乃自家悔恨说道：“朕即位以来，所行的事，多狂妄悖谬。如严刑、厚敛、征讨、土木、祷祀等项，致使天下的人忧愁困苦，不能聊生。深思既往之失，追悔无及。自今以后，凡事有伤害百姓的，滥费财赋的，尽行停止。”于是大鸿胪田千秋进说：“今方术之士，言神仙者甚众，然求之数十年，绝无效验，其不足信明矣。臣请将那方士每，都罢斥遣去之，勿令左道惑人。”武帝说：“鸿胪说的是。”于是悉罢遣诸方士之候求神仙者。自是之后，上每对群臣，辄自叹：“向时愚昧迷惑，被方士每欺诳，妄意求仙。到今看来，天下岂有长生不死的人？凡所言的，都是妖妄耳。人但能节饮食，服药饵，培养元气，差可减少疾病而已，岂真有神仙不死者哉？”夫武帝痛悔既往之非，一切更改，汉业赖此遂以不坠，固可称矣。然是时武帝行年已老，海内虚耗已极，而后知悔过，不亦晚乎？虽幸而不至于乱亡，然亦危矣。是以人君之图治，必朝警夕惕，无怠无荒。或举动一有不当，即如古帝王之从谏弗咈，改过不吝，庶可免于他日之悔也。
原文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繇是不复出军，而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养民也。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便之。
直解 轮台，是西域中地名。亭，是墩台。隧，是开通的道路。擅赋，是额外加派的粮差。马复令，是百姓领养官马，该免徭役的事例。武帝往时，好大喜功，极意兴作。内则求神仙，治宫室；外则征伐四夷，招来西域诸国，把国家的钱粮都消耗了，百姓困苦，不得安生。到晚年，深悔他往日所为的不是，乃下诏书说道：“朕前此纷纷多事，以致天下不安，方悔之无及。今有司官桑弘羊等，又奏请发兵募民，远去西域数千里外，开垦田亩，屯种于轮台地方，要就这荒远去处，筑墩台，开道路。若依他所请，未免又征调百姓，扰动劳苦，不得休息，非所以安天下之民。朕心恻然，何忍闻此？为今之计，天下既以虚耗，务在严禁有司官员苛刻暴虐，停止那不时擅兴的科派，使百姓每尽力于本等农业。纵是一时马少，只当修举旧例，着百姓每领养，免其杂差，其所派养马匹，但以补足旧额所缺之数，不致消乏武备便了，不必又别生事端，以致劳民动众。”这是武帝悔过的说话。自此之后，更不复出军征讨四夷，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今日任用的本意，只要休息爱养天下之民，使之殷富而已。于是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这赵过能行古代田之法，每田一亩，分作干沟三条，沟阔一尺，深一尺，叫做甽。就这甽里栽种，待禾苗长时，却将土爬平了，以壅其根，所以收成倍多。又恐怕地力或薄，不能年年收成，他这甽亩，每年更换一处，所以叫做代田。其用以起土、去草、耕耘的田器都有便利巧法，以教导百姓每依他使用，不费大力。用力虽少，得谷更多。百姓每都以为便，而从其教焉。武帝能用赵过，盖真有意于富民者矣。夫武帝悔心一萌，而善政立见，虽曰已晚，然所以补海内之虚耗，固汉家四百年之人心，而不为亡秦之续者，赖有此耳。人主不能无过，而贵于改过，岂不信哉？
原文 后元元年，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岁，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豫久之。察群臣，唯奉车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
直解 奉车都尉，是官名。武帝后元元年，戾太子既死。有个宠幸的赵婕妤住在钩弋宫，就号为钩弋夫人。他生得一子，名叫弗陵，怀身十四月才生。此时年方数岁，形体壮大，异于常人。又资性聪明，多智识。武帝以其类己，奇异而钟爱之。心里要立他为太子，只为他年纪幼小，其母钩弋夫人又方少年，恐怕后来或致母后干预朝政，又有吕氏之祸，因此犹豫不决，思量要求个托孤寄命的好大臣，以后事付托之。遍察群臣中，惟有奉车都尉霍光，平日侍从左右，小心谨慎，忠诚笃厚，堪以担当大事。乃使黄门待诏的画工，画周公背负着成王朝见诸侯的图，赐与霍光。盖默示以托孤之意，要他将来辅佐少主，而行周公之事也。其后霍光果能拥立昭帝，尽忠辅政，折燕王盖主之逆谋，汉业赖以不坠，武帝之付托可谓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