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其重要的著作《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道：
“每一个新的一代都是如此。他们面对毁灭的前景战栗不已，同时却把较早的时期看做黄金时代。但属于那个时期的人也受到同样阴郁的预言的困扰。”
他毫无违和感地像是在描述当下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我们总是在反复缅怀曾经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精神上的洁净、理想和秩序，将之想象为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而不断追忆。但同样地，那个年代的人们也在回想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把 今天当做新媒体的黄金年代的启幕时刻。
时代在呯呯作响。犹如香槟酒在不断开启。
看起来真像是这样。传统媒体在经历几如断崖式的滑跌，那毁灭的前景令人战栗不已；新媒体则纷纷拱土而出——在中国，一面是新兴科技媒体六大门派的开山立户：36氪（2010年年底上线）、虎嗅网（2012年5月）、品玩网（2012年10月）、钛媒体（2012年12月）、雷锋网（2011年5月）、爱范儿（2008年10月）；一面是媒体机构诞下新的巨婴：澎湃新闻（2014 年 7 月）、界面新闻（2014 年10 月）、封面新闻（2015年10月）……还有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式聚合类新闻客户端耀放光芒，无数栖身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个人自媒体浪奔浪流。大洋彼岸的美国，更是丛生出赫芬顿邮报、Business Insider、Buzzfeed、Medium、Summly等鲜嫩枝叶。其盛大，其混乱，颇有革故鼎新的革命之势。
是的，我们已经快步进入了新闻业的人人时代。大众创新，参与内容制作、传播和发布，造就了互联网上的狂欢和繁荣，更促使社会整体都在发生深刻且深远的变革。与我们由此取得的进步成果相比起来，传统媒体所遭遇的痛苦、羞辱和代价又算得了什么？2003 年，在《我们即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与信息》一文中，两位作者谢恩·鲍曼（Shayne Bowman）和克里斯·威利斯（Chris Willis）指出：“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一个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
鲍曼和威利斯认为，新闻业的转折在于“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出现。如果大众还不觉得自己的一篇博客、一条微博、一条微信也可以是新闻的话，一批新兴的科技网站、新闻类APP和自媒体群体出现，则生动地说明了星星之火已经在原野上冒出。
正如《赫芬顿邮报》创始人、前总编辑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所说的那样：“这是媒体的一大转变，从单纯展示变成参与式内容提供。新闻媒体如同奥林匹斯山中高高在上的神一般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对说教已经厌倦了，他们希望的是交谈。当前的网络世界是个全球性的谈话会，每天会有千百万的人们拉把椅子到桌前参与到当中——事实上就是如此，到2020年会有30亿人加入网络的社区之中。”
信息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正在合为一体，并以新的方式过滤资讯，它改变了我们工作和生活中许多事物的结构，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对内容版权的重新审视，隐私保护的安全风险，以及“过滤罩”与“小时代”的问题。我们毫无顾忌地通过网络“直播”我们的生活，整个互联网成了一个巨大的记忆体，个人历史都上载到了云端，使得搜索、监视和攻击变得更可怕，一如美剧《疑犯追踪》（Person of Interest）所虚构的那样：有一台越来越聪明的“机器”，会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任何一个人。
不过，我相信，人与机器的共同进化，会在过程中找到方法来适应这些不适应。我们享受信息开放的好处，远远超过我们为此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人们焦虑于所谓信息爆炸所带来的眩晕感，争执于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是否在摧毁阅读的优雅。但不管是长篇文字报道、电视新闻节目还是图书，人们花在其上的时间已经无可争议地下降，这已经严重伤害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的运作模式和赢利模式。一些从业者和评论者将之归咎于互联网的巧取豪夺，并坚持认为深度内容不可就此丢弃，呼唤受众回到旧日的沙发时光中。
面对异端新事物的出现，本能地出现抗拒、收缩乃至打压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无助于我们回到根本问题上。根本问题是，我们固执地认为，所谓长篇内容就是万字以上的文字报道或时长30分钟的电视新闻调查、访谈。想想看，即使在这个碎片化的信息时代，为什么我们还会长久地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小说、电影电视剧或者戏剧演出？它们也是内容产品。
就像20世纪20年代有段时间，有文化评论者担心美国人会失去“吞下”一部思虑缜密的长篇小说或一篇内容详尽的杂志文章的能力，而罪恶的源头就是一本叫《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的杂志。
但其实，内容长短与否从来不是受众选择的第一标准。一位撰述《读者文摘》历史的作者指出：“最重要的是这本杂志强调积极乐观的取向，将负面内容缩减至最少，并且尽可能地点燃希望。”人们不是为了阅读简短故事而购买它，而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美国人的心态、情绪和精神需要。如果只是垃圾信息，140个字的一条微博都会让人感到冗长，但人们读罢何伟、欧逸文撰写的《纽约客》上的中国故事却又嫌短，长达3个小时的电影《阿凡达》更是让观众惊呼全程无“尿点”。
在我看来，这只是说明了内容产业需要螺旋式上升和进化。在碎片化的信息世界，并不是所有新闻都只能够“微博化”，我也毫不担心受众会失去“吞下”一个长篇内容的能力，而是，内容需要新的制作、包装和呈现形式。它需要制造完美的体验。
而传播模型则更需要全新建构。从广播型媒体到社交型媒体，再到按需型媒体，直至万物型媒体阶段。在过去，传统媒体都是广播型，精英制作内容，通过一对多的方式单向推送；而今，媒体更重视双向互动，其内容分发也变为网状化，而社交类应用本身就成为媒体一种；接下来，我们很可能看到按需型媒体的出现，如今日头条一般的个性化推荐引擎只是初级形态，更可想象的是受众只凭搜索和朋友圈推荐来获取资讯；未来？在IOT（万物互联）时代，一切皆成媒体，信息将在所有联网、在线状态中的所有物体上呈现、流动，人和信息的连接将无处不在，无时无刻。
每一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
这既是古典媒体的大裂变年代，也是在线媒体开启的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2013年2月17日，也是春节过后，我将自己的一些粗浅思考写就了一篇文章：《传统媒体在洗牌中》（Traditional media Under New Management），发布在微博上。此文引发的热议是我始料未及的。它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上正好触发了大家关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公关和传播的迷惘与思考，吵醒了“铁屋子”里的人。
纸上谈兵，不如起而行之。两周后，我也正式告别了我工作了 14年的传统媒体行业，希望有机会做一个新媒体的试验。对于我这一代的媒体人来说，从来没有感受过新闻业的黄金时代，也错过了2000年左右的第一波互联网浪潮，我想，再不投身于移动互联网的这一波洪流，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交代了。
在传统媒体每天所面临的撕裂状态和挥之不去的家园情结，我和所有同行一样感同身受。但面对一个巨变的在线信息时代，却有深深的无力感。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的把关人，我们成了过滤失败的象征；作为权威的优质内容的提供商，我们与读者的信任代理关系正在被解约；作为抵达目标受众的有效传播渠道，我们让广告商青睐的垄断地位正在被蚕食；作为曾经的无冕之王，我们都快成这个信息爆炸时代的局外人了。
甚至，关于什么是新闻都需要重新定义。更别提旧式的内容生产流水线和定价机制了。而目力所见，一时兴焉的众多所谓新媒体、自媒体，在我看来，都不过是披上了互联网外衣的另一种古典媒体而已。就像一场农民起义，试图推翻一个旧王朝，重新登基罢了。
信息流动的新法则不仅改变了媒体业，也在重塑公关、传播和商业的面貌。总之，这个世界的连接方式不一样了。而且，这一改变是不可逆转的。
我相信，在这个全新重启的在线时代里，无论是信息的获取还是商业本身，信任都变得比以往更重要。写作本书的原因，一方面是想与诸位探讨媒体、公关、传播的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则是关于信任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获取信任的思考。
本书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有关互联网、信息和传播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也得益于与当下许多媒体同行和新媒体弄潮儿的交谈，参考资料及致谢名单附后。
从告别传统媒体的那一刻起，我就有着两个小小的野心：找到媒体适用于在线时代的生产方式；让优质内容有权获得合理的市场定价。很希望能看到真正的新媒体涌现，并实现它。
祝福各位。
仇勇
2015年3月于束河古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