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处于自我的数字世界地图的中央，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初始权利，谁也不会统治谁。每个人都是失控网络的节点之一，每个节点都有可能在下一秒成为网络的新震源之一，其他节点只不过转发、传递了所感受到的振动，像一个载波中继放大器，把信息波向远处扩散。重重叠叠，涟漪交织，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网络世界的真实状况。
失控的真相是，媒体、企业及至任何组织机构都不再是信息的总开关、神经中枢，也只是节点之一。在这张没有断点、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难言边界的网络里，机构和个人的信息制造、发布的权利是一样的。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描述了互联网的经济规律：网络的有用性（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平方数增加而增加。换句话说，在一个网络中，节点越多，并且之间的连接越多，网络就越有价值。那么，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节点的价值如何定义？
我的理解是，节点的价值在于你所能创造的连接的数量和质量。其连接的质量，可由以下维度进行评价。
· 强黏度：包括节点与节点之间的相关性，A点之于B点的有用性和社会关系重要性等（如亲友、同事、共同兴趣标签者）。
· 重要度：A点所连接的B点在网络中的权重和价值，它所连接的数量和质量如何。
· 活跃度：节点与节点之间信息流动和响应的速度、频率、等级等。
· 友善度：两者之间的信任程度、友好程度等。
· 影响度：两者之间的共鸣程度，促进下一个行为（如转发、评论和推荐等）的能力，改善认知倾向的能力等。
在每个维度上，都可以从1到10给予等级分的测评。也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节点价值的一个计算公式：在每个维度和每个等级上的连接数量乘以相应权重之后的总和，等于节点价值。
我们将之应用于对社交网络上节点价值的评价上。姑且以微博为例。一个企业账号究竟价值几何？不是简单的粉丝数和转发评论数的堆砌，而是取决于它与多少真实用户的双向连接，而非单向地被关注。取决于粉丝与其相关度如何：是用户或其他利益相关者，而非仅仅是路人；当然，其员工是天然的强粘度关注者；取决于其粉丝亦是行业内或跨社群的意见领袖的比例；取决于每一次互动的回复速度、互动的频率、互动的质量；取决于双方具有高互信度和友善支持度；取决于是否能够激发粉丝的参与和推荐，能够通过每一次社交传播活动强化和美化品牌的认知形象。否则，僵尸粉和各种刷转发的数字上的好看只是一场传播声量上的幻觉而已。
甚至于这一评价方式还可以应用于物联网中的节点价值评测上。一个智能设备在特定网络中的价值，同样取决于它与其他设备的连接质量和数量，如果没有数据交换，它就被排除在网络之外，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美国物联网初创企业Greenwave Systems首席科学家吉姆·亨特（Jim Hunter）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物联网里一件电器产品想象成人一样，描述它的自我存在、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他认为，一件电器产品在最高层次上一定有智能化需求，因为它要加入一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变得“有用”。类似于人的自我实现需求。
看起来我们好像只在谈论社交媒体传播，其实整个互联网商业不无如此。互联网生存最重要的事情，我想就是创造连接。大到一个企业，小到企业里的一个部门、一名员工、一件产品，都要加入网络中，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节点。否则，企业将被市场竞争所淘汰，部门将不可避免被裁撤，某些员工将变得可有可无。
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建立或进入“网络的网络”是切入利基市场的一种好方法。也就是在大的互联网络之中，从一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规模较小的网络。比如，在 Facebook 或微信这样的拥有数亿用户的平台上，营造自己的用户群网络，进行最小可行性产品试验（MVP），而不是一开始就想着提高全人类的福祉。
对于社交媒体传播来说同样如此。失控传播并非是说从一开始就是失控的。必然地，需要先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测试受众反应、分析反馈、进而引爆，然后才能在更广度的网络内形成失控传播。也就是先要创造出小规模流行。
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传播案例之所以不成功，要么是因为只在自己能掌控的网络内，在可控的传播链条、可预知的传播效果范围内得到传播。要么是从一开始并没有周全的计划，完全失控，没有设计合理的传播路径并动员有效的引爆节点，以至于传播的声音短促而无力。
那么，从可控传播到失控传播转化的临界线在哪里？谁是能够引爆的节点？方法是什么？
可控传播可以理解为让信息在已知公众中实现告知，而失控传播则是在未知公众中引发病毒式裂变反应。我们拿微信公众号平台提供的一个分析工具来简单说明这一点。
微信平台把“公众号会话”定义为一次传播，也就是一篇文章到达现有订阅用户后的打开阅读情况。而把通过转发、推荐而获得的阅读增加比如“朋友圈阅读”“查看历史消息”等定义为“二次传播”。显然，从引爆的角度来说，二次传播所占比例越高越好，也才能表现为所谓“朋友圈刷屏”。而一次传播所占比例过高，则说明未能实现失控传播，也意味着传播效果有限。
所以，同样都是10万+的阅读量，出现在一个有100万订阅人数的公众号上和只有10万以下订阅者的公众号上，其传播质量是完全不同的。
能够触发失控传播，创意、内容、形式、技巧等都值得一议，而仅从节点的角度来说，在初期获得高价值节点的转发和推动异常重要。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引爆点》一书中分析了各种案例后认为，存在一个达到引爆临界点的关键意见领袖的人数数量，也就是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的“150定律”，即“邓巴数字”：人类智力将允许每个人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48人，也就是大约150人。邓巴认为大脑的“新皮层处理限制了人类维持有意义社会关系的数量”，一个人很难维持超过150个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大脑的社交断点。
所以，想在初期引爆失控传播，并非覆盖的受众对象越多越好——它受制于投入成本和传播规律，而是找到并动员到大约150人的社群意见领袖。这就意味着，企业需要经常更新自己的KOL名单，如同我们每个人——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其实也在有意无意地维系和清理着自己的关系网络。人类大脑的神经元网络就是这样，它会定期清理那些最弱的连接，并除去那些有缺陷的神经元，它用质量交换数量。而我们大多数传播行为，却都在试图用数量滥充质量。
能够成为引爆节点的人士需要具备类似保罗·瑞威尔（Paul Revere）那样的人格魅力。瑞威尔就是那个美国独立战争时把英军要发动进攻的消息传遍波士顿的人。1775年4月18日夜，他骑马在2小时内狂奔了13 英里，把消息告诉了沿途的每一个小镇。当英军到达列克星敦时，意外地遭到了当地民兵的强力阻击，美国独立战争就此爆发。
但有趣的是在那天晚上，还有另一位叫威廉·戴维斯的制革工人同样肩负使命，沿着另外的路线向列克星敦奔去，却没有成功点燃沿线的村镇居民的抵抗力量。为什么瑞威尔成为改变历史的大事件中不可思议的关键小人物，而不是戴维斯？格拉德威尔认为，在任何一起社会流行事件中的关键信息传播者都拥有特有的社交天赋，他们是联系员、内行和推销员。就像瑞威尔，每到一个城镇，他都知道该去联系谁、谁是当地的关键人物。沿途碰到行人，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施展社交魅力告知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他认识更多人，同时这些人也信任他。而戴维斯可能只是一个拥有正常社交圈子的人，离开家乡后就不知道该去正确敲响谁家的门。
瑞威尔兴趣广泛，喜欢钓鱼、打猎、玩牌、看戏，经常光顾酒吧，是一位成功商人，还是好几个社交俱乐部的成员，当他去世时，当时一家报纸描述说，赶来悼念的人们组成了一支送葬的大军。
今天的网络传播也需要这样的社交达人。他们的社交媒体形象良好、可信度高，而且最好是跨界于不同的社交圈，有利于击穿不同圈层的信息过滤罩。因为整个社交传播也在呈现极端分化的趋势。一个话题在这个“房间”被热烈讨论、被置顶；但同时可能完全进入不了另外一些“房间”。
每个人、每个媒体、每个企业和组织机构的确都只是社交网络上的节点而已，但因为其节点价值不同，有的成为“枢纽（Hubs）”，有的仅只是“节点（Nodes）”。想一想航空公司的航线图吧，在航线最密集的法兰克福、洛杉矶、香港、北京这样的城市，因而也拥有全球最繁忙的枢纽机场。而引爆点就在于枢纽。
从方法论的角度，营造早期势头十分重要。即让不明真相的群众有一种“它要赢了”“它说得对”“这件事我很有必要知道”的心理错觉。
“从众性与不计代价跟随领导者的习性，在从鱼类、羊到人类的社会性动物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悉尼大学研究员阿什莉·沃德（Ashley Ward）和其他专家一起在做了一个鱼群是如何通过团队领导决定游动方向的研究后发表报告指出。
《翻转世界》一书作者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在引述这个研究后进而认为，当少数人或一群人当中的小部分接收到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时，他们就会发挥非比寻常的影响力，成为该社群的临时领导人，亦有魔力去影响这群人的移动和形成。当把这些结果套用到我们的网络体验上时，你就会明白，所谓的专家已经失去了制造话题焦点的意见领袖的光环。每个人的观点看起来都和其他人的观点同样重要，每个人都会误以为自己某些无知的偏见与特定领域的专家观点同样权威。而在一个社群里，那些能够开辟一个新议题的人将成为暂时的意见领袖，而具有该领域从业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人，将成为这一话题上具有影响力的人，并影响到舆论风向。
另一项研究表明，这其中存在一个“5%规则”。即一个团体里的5%的成员“合谋”将行动方向或话题方向导引到某个目标时，其他成员几乎都会跟随而去。就像是那些无聊的演讲或者晚会上，导演组总会安排几位带动鼓掌的人，其他昏昏欲睡的听众总是会不明所以然地也鼓起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