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认为私营企业是掠夺成性的老虎。有些人认为私营企业是能挤奶的母牛。很少有人把它看成一匹拖着坚固马车的骏马。
出自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
在这个强大的新技术时代，我们还需要公司吗？许多观察家断言，现在已经有了真实的方案来替代公司。这些替代方案利用了本书描述的许多数字化创新，特别是上一章描述的基于大众的彻底去中心化技术，如加密货币、分布式分类账和智能合同等。公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但正如我们在本部分反复看到的那样，核心经常被技术武装的大众击败。那么，公司将会怎样？
为了开始讨论这个重要问题，我们来看看最近两项用大众替代公司的工作所产生的影响。一项是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意为“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另一项是比特币/区块链。在相关经济理论的剖析之下，这两项具体工作的最新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一般公司的未来。
DAO之道
2016年5月28日上午9时，资本主义商业世界最纯粹的一次大众运动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轮众筹。其中涉及的实体是第一个真正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也就是DAO，正如其宣言所解释的，这个实体“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同时又无处不在，并依照不可改变的代码的毫不动摇的钢铁意志行事”。[1] 它有点像风险投资基金，但遵循所有事物去中心化的原则。
DAO仅作为开源的分布式软件存在，用于执行智能合同。它是在上一章描述的以太坊项目中构建的，并且使用了该项目的加密以太币。像风险投资基金一样，它审批项目并进行投资。但与标准的风险投资基金相比，DAO有两个不同之处。首先，该组织并不要求所有项目都承诺财务回报，它也可以支持非营利性项目。其次，挑选可支持项目的是资助DAO的大众，而不是作为合作伙伴或评估者的核心群体。大众的成员按照各人的初始投资比例行使投票权。
在DAO软件之外，没有人类或机构层级，没有首席执行官、董事会或员工，甚至没有像莱纳斯·托瓦尔兹运营Linux那样设置指导委员会。DAO只是软件，也只有软件，只有在大多数参与者决定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新版本的情况下，软件的功能才会被更改。否则DAO将继续按初始编程的方式运行，不可能有中断或人为干预。没人有正式的权力改变DAO，没人可以商议或吁请改变它，如果它处事不公，也没人会被法庭起诉或追究。
许多人认为，这种软件正是克服核心的偏差和不足所需要的。评论家称之为一种“范式转变”，可以“为商业民主化提供新机会。”《福布斯》杂志报道说，这将“促成未来的企业家……按需定制地‘设计’自己的组织，满足自己要改变世界的使命、愿景和战略的最佳需求”。真钱蜂拥而入，支持这个完全虚拟的组织，在2016年5月的28天内，它筹得1.62亿美元。
好景不长
在DAO的筹资窗口关闭之前不久，一群分析其代码的电脑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软件内嵌的社区投票程序中存在他们所说的严重缺陷。[2] 作者写道，他们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以其DAO之道灭其DAO之身”，而是想加强它，“我们讨论这些攻击，并提供具体简单的建议，它们将缓解攻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使攻击变得完全不可能。”
然而，在DAO运行之后不久即盗取其大约1/3以太币的匿名黑客可能没有这样的社区良心。在检查代码之后，这位仁兄意识到，本质上，即使请求的账号余额为零，也可以易如反掌地使DAO像一个装满现金而且一直吐钱的自动取款机一样运作。
这完全是公开作案，要知道，DAO是透明的，是完全合法的，软件的许可条款明确表示，用户必须严格接受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内发生的一切事情。
有人提问黑客为什么会发动这场攻击，因为盗走的以太币不能被立即兑成美元或任何其他法定货币。中本聪研究所的丹尼尔·克拉维兹（Daniel Krawisz）给出一个解释，黑客可能正确预测到一旦攻击被公开，以太币的价值就会暴跌，于是抢先出手，在线上操作的一场加密货币交换中做空以太币，由此挣得大约300万美元。
但黑客的动机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攻击中暴露出来的加密货币和智能合同的漏洞。中本聪研究所一份尖刻的评估认为，以太坊“注定要失败。”它编程不佳，使用条款有误，两者结合在一起，为这种糟糕的程式化法律约束带来灾难。
然而，坚持所有事物去中心化梦想的人并没有轻言放弃。以太坊的共同创始人之一维塔利克·巴特林（Vitalik Buterin）也是有影响力的《以太坊白皮书》（Ethereum White Paper ）的作者，该书于2013年出版，当时巴特林年仅19岁。2016年7月，他宣布了加密货币及其区块链中的一个“硬分叉”。如果DAO的大多数参与者接受了这个嵌入新版本以太坊软件的分叉，那么之前在去中心化自治组织中发生的所有交易将基本不再被考虑，并且所有相关的以太币将归还初始所有者。
事实上，DAO的大多数成员采用了硬分叉，但也有不少人怒火中烧。作家E. J.斯伯德（E. J. Spode，可能是化名）在网络杂志《永旺》（Aeon ）上做了一番解释：“在‘少数成员’看来，硬分叉破坏了以太坊的核心原则，不管怎么说，创建以太坊就是为了绕过所有横加干预的人类，绕过那些腐败的官僚、政客、董事、首席执行官和律师。代码就是法律。如果你没有看到软件的弱点，那是你的问题，软件本来就是公开的。”
斯伯德列出的“横加干预的人类”名单可能还应该包含中央银行的官员，他们常被指责操纵法定货币的价值。许多人觉得硬分叉做了更糟糕的事情。它没有随意改变以太币的价值，但它实际上改变了货币拥有者。DAO的一些初始参与者拒绝了硬分叉，并继续使用原始版本的分布式软件，并将该系统命名为“经典以太坊”（Ethereum Classic）。我们在2017年初写作本书时，以太坊和“经典以太坊”并行存在。
苦涩的比特币
尽管全世界热评如潮，但比特币和区块链也遇到了麻烦。迈克尔·赫恩（Michael Hearn）是一位多产且受人尊敬的区块链编程贡献者，他曾经对区块链深信不疑，因此从谷歌辞职，全身心投入该项事业。2016年的1月，赫恩出售自己持有的全部比特币，脱离项目。他在博客上撰文解释自己的决定，标题是“比特币实验的决议”。在赫恩看来，这项决议就是承认失败。而且，导致失败的不是采矿的棘手难题或者新近发现的加密货币本身的漏洞，而是组织方面的原因。他写道：
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社区失败。一种去中心化的新货币形式缺乏“系统性重要机构”并且“大到不能倒”，已经变成更糟糕的东西，变成一个完全由一小撮人控制的制度。这还有什么意思？更糟的是，这个网络正处于技术崩溃的边缘。应该阻止这种结果的机制已经分崩离析，因此，人们不再有大量的理由认为比特币实际上能比现有的金融体系更好。
由于如何处理系统持续增长的意见存在分歧，问题便也随之而来。两个阵营出现了，每一个都由高级程序员领导。他们不试着解决分歧，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化自己的立场。每一方都认为自己依然秉持比特币和区块链的创始原则，而每一方也都有一些成员与风险资本支持的加密货币初创公司或其他商业利益相关联。中本聪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他多年前就已经远离所有的讨论。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比特币系统的表现已经受损，这加剧了区块链交易被延迟或者完全被忽略的风险。
这场关于比特币系统的架构与未来的争议恰好碰上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那就是全世界比特币总体采矿能力的一大部分集中在中国。截至2016年中期，在全世界所有比特币交易和比特币采矿设备中，中国分别占有42%和70%。对于比特币社区的许多人来说，任何大的集中度都不受待见，因为它可能会对系统的演变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系统的要点就是要通过去中心化来避免这种影响。具体而言，任何控制超过采矿总量50%的实体或协作群体可以单方面决定哪些交易是有效的，并由此剥夺其他人的权力。
在中国发生这种集中现象，特别令人不安。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并监督金融机构，必要时会进行干预，而这种活动似乎与完全免受政府干预的加密货币梦想存在冲突。许多人认为，比特币和区块链会受制于严格的监管，美梦不一定成真。
颠覆性技术
DAO和比特币采矿网络所遇到的麻烦凸显了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加密货币、智能合同、强大平台以及其他近期数字化技术的兴起有关。我们在本章开头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公司是否会过时？我们正在更好地撰写智能合同，建立巧妙结合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网络，将强大的生产和创新工具民主化，那么，我们还能依赖工业时代的公司来完成工作吗？
本书自始至终都论及主题，由于数字化进展神速，人脑和机器、产品和平台正在以强大的方式进行组合和重组。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会支配甚至压倒核心吗？
很多人相信并希望是这样。诚然，只要有在位者，就会有反对在位的哲学，但是，大萧条带来了混乱不公的感受，随后的复苏既缓慢又不均衡，使得这种哲学有了新的依据。许多人看到了大量证据，表明公司（特别是大公司）永远不可被信任，认为它们是剥夺和剥削的动力，与繁荣无关。[3]
如果大公司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方案是明确的，即所有事物去中心化。看起来，技术进步理所当然地使这一愿景得以实现。我们在第3章中讨论的3D打印可以让个人制作任何物品，由此消除对充斥专用设备的大型设施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尼尔·格尔圣菲尔德（Neil Gershenfeld）等人提出的新生产愿景。[4] 就许多作物的种植而言，大型农场可以用精确监控的微型容器来代替（见第10章）。加密货币和智能合同可以处理金融服务和其他信息商品（见第11章）。网络已经使信息和教育资源的获取日趋民主化（见第9章）。2012年，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表示：“在非洲，一个持有智能手机的孩子比15年前的美国总统获得的信息更多”，这种知识传播肯定会继续下去。摩尔定律将继续起作用，推动各种各样信息产品的价格下降、性能提升，其速度是计算机时代之前的历史闻所未闻的。
所以，技术似乎支持着所有事物去中心化。那么经济学又会怎样呢？对于技术进步改变公司和其他的工作组织方式，经济学的理论和证据能说些什么呢？实际上，经济学能说的太多了。
认识企业经济学
1937年11月，年仅26岁的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发表了传世之作“企业的性质”。他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如果市场真的很棒，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事情在公司内部发生？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这些被称为“公司”的稳定、层级化、通常是大型和官僚主义的结构中开展如此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所有人仅仅像独立的自由职业者一样工作，仅仅在需要完成特定工作时走到一起，事成之后又各奔东西呢？实践中，经理人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日常业务中非常有效，毕竟公司随处可见。[5] 如果市场份额是对一个想法是否成功的终极考验的话，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市场这个想法本身就没有通过市场测试。
很容易看出，在一个商法不发达、法庭羸弱，因此合同不被信任的环境中，一个纯粹的、原子式的市场是不起作用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时，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并非如此。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公司？科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再次证明，凯恩斯关于过世经济学家有持久影响的论点是多么正确。“企业的性质”一文常被极客和技术专家引用。事实上，这几乎是他们提及的唯一一篇经济学论文。
我们频繁听到从事数字化业务的企业家、创新者和未来学家援引科斯的名字，这使我们倍感惊讶。但是我们可能不该这样想，因为科斯向这些人表明：他们的工作有多么重要，这些工作又可以如何重塑整个经济。[6]
科斯的选择
科斯指出，选择企业或者市场，这本质上是一个使成本最小化的决策。事实上，它几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竞争总是淘汰成本较高者。企业的边界非常灵活，它可以大到容纳成千上万的人士，持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它也可以非常狭窄，让大多数人像独立承包商一样工作，他们持有或租用必要的设备，并且从别人那里买入或卖出产品和服务。因此，公司之所以必须如此庞大、如此强大，是因为它们通常能够以比纯粹市场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提供服务。
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不是说市场超级有效率吗？科斯认为，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市场在其他几个方面也往往产生较高的成本，包括：
• 搜索并发现相关价格的成本；
• 谈判和决策的成本；
• 挨个签订合同的成本；
• 监督和执行合同的成本。
现在，你能看出科斯为什么如此有影响，如此受极客喜爱了吗？数字化技术显然降低了许多导致企业支配市场的成本，它们可能会逆转这一局面，促使市场蓬勃发展。1987年，汤姆·马隆（Tom Malone）、乔安妮·耶茨（Joanne Yates）和罗伯特·本杰明（Robert Benjamin）发表论文“电子市场和电子层级”，该文最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7]
此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个人电脑时代已有近35年了，进入网络时代也已经20年，而且还经历了10年的智能手机时代。这些都是新颖而强大的工具，当它们结合使用时，尤其可以降低科斯提出来的成本。在许多方面，它们正在引领一场靠近市场、远离大公司的大转换。事实上，马隆、耶茨和本杰明等人预见了电子商务的兴起，甚至还预测到像Upwork和O2O平台之类的市场化组织。
公司该做什么？
尽管远离大公司的趋势明显，但它们的消亡根本就看不出来。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大公司日趋成为主导。美国经济既产生最多的数字化技术，也最为频繁地使用它们。所以，如果极客对科斯的解读正确，大公司会趋于式微的话，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公司集中度在提高，在大多数行业中，越来越多的销售和利润归于数量越来越少的大公司。例如，《经济学人》杂志研究了美国893个不同行业，结果发现，从1997年到2012年，前4位大公司收入的加权平均市场份额从26%上升到32%。正如我们在2008年所写的，信息技术使竞争更加“熊彼特化”，也就是说公司能够迅速扩张，获得主导性的市场份额，但同时也使新进入者更容易取而代之，增加市场动荡。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经济越来越趋数字化，而大公司却在增大，而非缩小？可能是有利于市场的数字化工具还没有广泛传播，或者仍不成熟。如果是这样，那么加密货币、区块链、智能合同和其他创新技术可能就刚好是实现科斯论证的极客愿景所需要的。至于我们所讨论的DAO和比特币/区块链基础设施描述的问题，可能只是一位“年轻巨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痛苦。如前所述，我们倾向于高估新技术的短期潜力，而低估其长远利益。而且我们认为，人们很容易低估新的分布式分类账及其同类。不管中本聪是谁，他（她）的确给世界带来了强大的新事物。
但只是这些还不够强大，还不足以把公司推倒，甚至不足以显著降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为了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回顾科斯的工作，但不能停在那里。相反，我们需要了解交易成本经济学（TCE）的后续见解，而科斯就是该学派的开山鼻祖。
重新思考公司
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为什么经济活动是这样组织的”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例如，我们所看到的市场和公司为何是这样组合起来的。它经常被称为企业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要分支，其中已有三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奖。科斯在1991年率先垂范，2009年，他的学生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也获此殊荣，同时获奖的还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8] 最近一次，也就是第三次获奖的学者是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获奖时间是2016年。毫无疑问，你会从该学派的名称推测交易成本非常重要，当市场的总交易成本较低时，它们就胜过层级制的企业，反之亦然。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阐述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所有见解，其真知灼见太多了。相反，我们想把精力集中在其中一个方面，它对于理解大众持有的新型强大数字化技术的影响尤其有帮助。我们从一个基本的经验法则入手：与层级制的企业相比，市场的生产成本往往低一些，但协调成本则要高一些，在这里，生产成本指制造产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全部成本，协调成本指设置生产并保持其平稳运行的全部相关成本。本书讨论的各种技术是降低成本的重要因素，在降低协调成本方面尤为明显。不难看出，在一般情况下，搜索引擎、廉价的全球通信网络，以及免费、完全和即时的信息产品经济都会降低协调成本。
从逻辑上讲，随着协调成本的下降，市场的相对劣势缩小了，因此将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正如汤姆·马隆和他的合作者预测的那样，这意味着市场会被用得更多，而企业则被用得更少。这正是我们在某些重要方面所看到的。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改善和传播，外包、离岸外包、自由职业者和其他“分拆企业”的行为也大大增加。很明显，有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正在进行，它拿走了原本在单一企业层级结构中进行的许多工作，并将其推向市场。
然而，企业仍在明显走强，在许多方面，它们的经济影响力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那么，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经验法则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但它需要被“现代化”。自从“企业的性质”一文面世以来，已经有长达80年的研究建立在科斯的发现之上并加以发扬光大。一味继续依赖它，就有点像把格雷戈尔·门德尔（Gregor Mendel）19世纪中叶的工作当成遗传学的终极话语，并因此无视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DNA的发现，以及后面发生的一切。
不完全的合同
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诸多阐述中，与本章内容最为相关的是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的概念。桑迪·格罗斯曼（Sandy Grossman）和奥利弗·哈特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中问道：“公司所有者持有哪些非所有者不能持有的权利？”他们推理指出，所有权仅在合同不完全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如果合同明确规定了一座建筑物、一台机器或一种专利的每一种可能用途，那么把合同一方标注为该项资产的“所有者”将不会带来额外的权利。
另一方面，当合同不完全时，所有者就拥有剩余的控制权，即他们可以使用资产去做合同内容之外的任何事情。[9] 如果合同中没有规定可以给汽车涂什么颜色，或者没有规定何时更换汽油，又或者没有规定是否更换音乐系统，甚至没有规定是否可以将其以1美元卖给街上的一位小老太太，那么作为业主就有权做出这些决定。哈特深入研究了这些问题，发表了一组特别有影响的论文，包括与约翰·摩尔（John Moore）的合作论文[10] 及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的合作论文。[11]
一位支持把所有事物去中心化的人士可能会追问，为什么要假设合同总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努力试一次，说不定就可以成功撰写出一份完全的合同。实际上，合同各方也许能够针对一部汽车（或其他资产）写出完整的一套角色、权利、责任和奖励，无论汽车会发生些什么，或者合同各方会发生些什么。如果这样一个完全合同真的有可能，那就不会有剩余控制权，当然也就不用在乎谁拥有汽车。本质上，这正是原先假设DAO能够做的，即是说，每一项未来的决策都可以通过一个全面的合同来裁决。
然而，几乎所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实践中，完全的合同是不可能的。世界是个复杂之地，未来的大部分不可知，我们人类的智力也有限。这些考虑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使得完全合同难上加难，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的商业场景，实际上都不可能撰写一份根本不需要所有权的完全合同。
实践中，这意味着当两个人一起从事某个项目，并且其中一人拥有生产所需的机器或工厂之类的必要资产时，所有者一方就拥有剩余控制权。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提出新的创意，可以增加机器的产出，那么所有者一方就可以付诸实施，无须进一步商讨。相比之下，非所有者一方则需要所有者的许可。这种情况就给所有者带来了坚持削减额外产出之类的讨价还价能力。交易成本经济学称之为“敲竹杠问题”。这样一来，所有权影响了创新的激励，无论是新产品创意等大创新，还是更好的库存分类等小创意，结果都一样。
解决问题的要点在于通过改变所有权来改变激励因素，因此也改变结果。与那些自有资产的独立承包商相比，使用他人资产工作的员工有着不同的激励。这是企业边界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设计高效率的公司、供应链或整个经济体时，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安排资产与激励。
那么，企业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合起来一起撰写完全合同，让合同写清楚所有可能的情况，即现实世界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然后规定谁该做什么，谁又能得到什么。实际上，公司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它代表一种预先确定的方式，确定谁来执行剩余控制权，管理层代表公司所有者开展这项工作；它还预先确定谁该获得回报，这涉及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其中包括所有者，但也可能是其他拥有讨价还价能力的人，[12] 在所有合同要求得到满足之后，他们会参与相应的价值分配。
我们当然不能保证这个安排会很管用。管理层可能优柔寡断、无能、腐败，或者犯错，股东们可能血本无归。但企业仍因管用而存续，而且也的确管用，部分原因在于它解决了困扰市场的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问题。
难上加难的去中心化
以上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本章较早时讨论的比特币、区块链、以太坊和DAO的最新问题。从一开始，区块链的设计原则就是尽可能去中心化及不可控制，这意味着它最终是反层级结构的。但是，对于那些热情的支持者来说，如果区块链朝着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例如它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中国运营，那么他们能求助于什么呢？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情况与加密货币和分布式分类账的原始愿景截然相反。但是对于原始的比特币爱好者来说，他们也几乎不可能改变现状或回到从前，这就像一小群交易者想改变整个股票市场趋势一样困难。
很不幸，比特币和区块链程序员已经分裂成两个彼此对抗的阵营，也没有任何一种正式或非正式权力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一旦他们的成果越来越受制于一个威权政府，而且它有着大量技术和市场干预记录，情况就会变得更糟。将整个区块链结合在一起的合同是完全由代码写成的，也是由数学支持的，它没有具体说明当采矿网络在地理上太过集中时应该做些什么。一旦这种合同的不完全性变成明显问题，其所有者将毫无退路。
DAO的问题更加严峻，因为它明摆着要同步成为100%去层级和100%完全的合同。其成员签约加入社区，把资金投入一个在线环境，所有决策都由大众做出，没有监督、审查或追索，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层级结构、管理措施或所有权集中化。只有一个分布式的区块链和代码体系，它收款、接受项目方案、计算项目方案的投票结果，然后根据计算结果分配资金。DAO明确表示，不会对决策及其结果进行二次推测。所以，它把1/3的以太币发送给一位匿名黑客，这也是完全合同之下的合法结果。2016年7月，DAO发布置于以太坊软件之中的硬分叉，解除了黑客的工作。然而，这个分叉也激怒了加密货币社区的许多成员，他们把它看成一位所有者做的事，而以太坊的要义不仅是没有所有者，更根本的是它不能被拥有。以太坊社区遂一分为二。一些人熟谙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不完全合同的现实，他们可能已经预见了这样的结果。
无论技术基础变得多么稳固，像DAO这样完全去中心化、纯粹基于大众的实体能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吗？对此，我们两人持悲观态度。它们根本无法处理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问题，而公司则授权管理层负责所有未明确赋予其他方的决策，从而化解难题。智能合同是个有趣、强大的新工具，它们将有可用之处，但并没有解决公司之所以存在的根本问题。公司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功能完整的完全合同不可撰写，这与合同的执行难度或执行成本没有太大关系。
那么，未来的技术最终能撰写完全的合同吗？有一些技术可以提供帮助。例如，我们在物联网上看到传感器越来越普遍，因此有可能监测大量的行动和结果。电脑能力业已增强，这有助于针对未来的多种结果进行决策的模拟、选择和存储，网络可以将所有这些数据和信息汇聚到中央结算场所进行裁决。但是，电脑不仅使得一方能够快速预期结果，也使得其他各方能够考虑更复杂的可能性。于是机器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中的红皇后，必须越跑越快，才能跟踪到出现的所有偶然事件。最终，合同可能仍然不完全。
未来的公司
公司之所以存在，还因为它们服务于其他一些经济和法律职能，如果世界仅仅由自由职业者组成，而他们又不断撰写合同以便在一起工作，那么这些职能就难以做到反复一致。公司被假定为无限期存续，这使得它们适合长期项目和投资。它们还受一整套成熟法律的管制，这些法律内容繁多，适用范围因人而异，为各方提供了可预见性和信心。因此对于许多业务而言，公司仍然是首选工具。
事实上，即使在数字化技术影响最大的那部分经济体，即使机器、平台和大众在那里走得最远，我们仍然随处可见经营良好的老牌公司。毫无疑问，它们当中有许多正在做一些与50年前或100年前规范不同的事情。爱彼迎、Uber和ClassPass等平台公司的合作对象并非一小部分稳健的老牌公司，而是大型、流动的人员和组织网络。老牌公司正试着放低身段，使某些类型的合作伙伴能够进退自如，与它们开展业务往来，这引发了“按需经济”的概念。其他公司正在探索如何利用区块链、智能合同等极端去中心化的技术来提供价值。但是，它们几乎都是在非常传统的股份制公司结构中追求这些激进目标，而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存在了4个多世纪。[13]
我们访问过这些公司，对它们表面上的正规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都有员工、职衔、经理和高管，都有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很少有纯虚拟的组织，相反，它们有实体办公空间、办公桌和会议室，可能还有大电脑屏幕、桌球台和乒乓球桌，还有比我们在职业生涯中看到的很多其他公司都要好的附加福利，如免费小吃和餐点等，但是，这些是主要区别吗？
管理很重要
在标准的企业组织当中，经理人一直是最受非议的群体之一。他们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总是负面的，美国电影《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 ）和电视连续剧《办公室》（The Office ）都是证明。经理人被视为一群笨蛋，毫无价值，而且消磨员工的工作热情，浪费他们的时间，挫伤他们的雄心壮志。许多人望眼欲穿，期待有足够的电脑和网络出现，把中层管理者的文件递送和报告功能自动化，到那时，需要他们的地方就会少了。
但事情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经理人占美国劳动力的比例约为12.3%，但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5.4%。而且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其他的工作在本质上变得更加“像管理”了。2015年，经济学家戴维·戴明（David Deming）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研究论文，该文分析了1980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经济对不同技能的需求。像我们预期的那样，认知和体力两个方面的常规技能需求在此期间大幅下降，原因如本书第1章所述，人脑和机器的标准伙伴关系此时正在整个经济中传播。
戴明也评估了被他称为“社交技能”的协调、谈判、说服和社会认知等方面的需求转变。他发现，1980年至2012年期间，“社交技能任务投入”（也就是这些任务的总体使用）增加了24%，而“非常规和分析技能”仅增长11%。此外，从这一时期的总体就业看，需要高超社交技能的工作所占的比例提高了，而且与这些工作是否需要高超的数学技能无关。这些工作并非都是管理工作，但很显然，整个经济这些年来孜孜以求的正是优秀经理人的“拿手好戏”，即感知人们的情绪和优先事项，让他们一起好好工作。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强大的数字化技术一路传播，而商业世界还需要比例更高的经理人，需要更多有社交技能的工人？我们认为，中心化管理和社交技能之所以被持续使用，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它们之间高度相依。
第一个原因最明显也最简单：世界太复杂、变化太快。想在其中保持长盛不衰，就需要大量的经常性协调，它们并不是都能够通过社交媒体上的自动更新或同行对话来完成。社交媒体上的活动非常有价值，但它们并没有消除对组织“传输带”的需求。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保罗·奥斯特曼（Paul Osterman）用“传输带”一词来比喻中层经理人的正面作用，他们解决小问题，报告大问题，在上下级之间进行沟通，与同行谈判、讨论，并在其他许多方面使用社交技能。按照以往的定义，大律师是在出庭之前让问题消失的人。真正好的经理人也一样，他们使组织工作的传递畅通无阻，并防止组织出现问题。
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数字和算法本身很有说服力，这是人类社交技能仍然如此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先讲一个好故事或一段趣闻逸事，然后再来一张填满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结果的表格，这样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这显然是我们的认知偏见之一，但我们都不能忽视它。所以，精明的公司下重本开发“轻柔”的劝说艺术，既针对自己的客户，也针对自己的员工。这解释了戴明的研究发现，即分析能力与高超的社交技能配合时更有价值，正是由于这种配合，好的想法得以传播并且被接受。
第三个原因最模糊，但也可能最重要。这就是我们人类希望一起合作，互相帮助，而且我们能够、也应该鼓励这样做。世界上有许多社会动物，但正如灵长类动物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精彩总结，“如果看到两只黑猩猩一起扛着一根木头，那简直不可思议。”而且，在几乎所有存在过的大型人类群体中，总有部分人扮演定义和塑造工作任务的角色。情况不妙时，我们就看到暴君、蛊惑者、操纵者和寡头，总之都是坏老板或者拉帮结派的气息。顺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领导力”和“赋权”，当然这些词汇被过度使用，因而被贬低了。此时，我们看到的组织能够打造奇妙的复杂事物，如双层喷气式飞机、2 700英尺高的摩天大楼、袖珍电脑和全球性的数字化百科全书。
继往开来
本书并不深入探索如何领导组织，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数不胜数，但是，我们确实想指出两个一致的管理风格特征，这是我们在共事过的成功技术公司那里观察到的。第一个是平等主义，特别是观念平等。这些公司都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层级，但是，即使是职位或层级很低的人，或者远离研发部门或其他核心部门的人，公司都有倾听他们想法的惯例。这些想法有时会借助技术向上级传送，有时会沿用老方法，即会议和对话。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这些公司经理人都坚持关键惯例，他们倾听各种想法，决定有哪些是好的，因而是值得实施的，但他们努力不让自己的偏见和判断起太大作用。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求助于迭代和实验过程，以期发现无偏见的证据，确定新想法是好是坏。换句话说，经理人摆脱了作为评估者和观念守卫者的传统角色。这种转变使一些人感到不快，他们有理由担心这样做会助长一些不好的想法，但是，我们遇到的许多最成功的公司和经理人都认为，好处远远大于风险。例如，在线教育公司优达学城（Udacity）奉行观念平等，使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成本结构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改变。
优达学城提供许多电脑编程课程，所有课程都以项目为基础，学生不参加考试，但是要编写和提交代码。一开始，代码由优达学城的员工进行评估，他们平均要花两周的时间向学生反馈。奥立弗·卡梅伦（Oliver Cameron）是一名开发人员，他想看看外人是否可以像优达学城的员工一样给学生做评估，或许还会更快一些。当时的首席运营官维什·马基贾尼（Vish Makhijani，后来晋升为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们说：
奥立弗做了实验，他基本上收齐项目，招到人手来评估它们。项目送来，内部人员做评估，我们去找些外人“然后比较一下”。
“哦，哇，他们看起来很相似。”不过这才做了几次。
“哦，天哪，你知道吗？有才的人都来了。我们无须把他们限制在山景城。他们实际上可以提供一样好的反馈，可能还会更好。”
然后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要为这些事情付什么样的费用？”
我们开始对不同的付费额度做实验。“哇，我们可以用30%的费用完成它。”他用自己的手动方式测试，然后在六周内推出产品。
我们向马基贾尼发问：他是否正式批准对外人开放优达学城的评分系统，他说还没有。
我只是说：“这听起来很酷啊，继续吧。”他真的做了。结果很有趣，优达学城创始人塞巴斯蒂安认为它是最棒的：“当我们对这个移动App进行更改时，我是在应用商店中发现的。”这里没有任何产品评论，也没理由让马基贾尼或者谁来批准你的想法。我没有绝对完美的过滤器，让它筛选市场上应该有什么或不该有什么，更不用说筛选完成这一切的创造力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挖掘这里每个人的“集体”大脑呢？
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公司还具有很高的透明度，这是除了平等主义之外的另一要点，而且它经常支持平等主义。这些公司比通常的组织更广泛、更多地分享信息。《华尔街日报》技术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米姆斯（Christopher Mims）指出，信息透明度和扁平、快速、基于证据的管理风格高度互补。正如他所说，“这种相对扁平的层级结构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在于一线工人基本上可以无限量访问过去难以获得的数据，或者可以要求更多的高级经理人进行解释。”米姆斯总结说，平等主义和透明度的结合“不是中层管理的终结，而是一种演变。在我访谈过的每家公司中，都有中级甚至高级经理人同时扮演球员和教练角色，既完成自己的工作，又指挥他人”。
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我们还看到，在经过了至少20年之后，人脑与机器之间的标准分工正在让位于非常不同的安排。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公司更好地理解了丹尼尔·卡尼曼的系统1和系统2（见第1章）以及人类的能力和偏见，它们正在组合现代技术，变革各项工作，包括决策的制定和评估，新想法的产生和改进，以及在非常不确定的世界中前进的方式。
新兴市场正在不断浮现并蓬勃发展，但经济数据没有表明公司趋于式微，或者将被形形色色基于技术的分布式自治组织全部替代。若干原因已被揭示，这得益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完全合同理论以及其他学科的真知灼见。学术研究固然有价值，但其结果仍远不足以使人“见微知著”。
由于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公司可能会一直存在。但公司也将基于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而存在：它们是我们所能想出来的在世界上做大事的最好方法之一。这些大事包括生存并改善健康，提供娱乐、获取知识，改善生活的物质条件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惠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大众持有的新技术将为这一切提供极大帮助，但大众不会取代作为核心的基础技术之一的公司。
本章总结
• DAO的失败和比特币采矿网络的挑战表明，完全去中心化组织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 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企业理论是理解这些问题的优秀理论基础。
• 技术进步确实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这有助于新市场和市场导向商业模式的出现。
• 然而，在大多数行业和地理位置上，经济活动趋于集中而不是分散，少数公司正在获取更多的价值。
• 我们需要公司和其他非市场组织来处理不完全合同的问题，纷繁的现实世界中，合同无法切实界定所有可能的偶发事件。在公司内部，经理人代表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使剩余控制权，即合同中没有界定的决策权。
• 除了对合同未授权的事项进行决策，企业领导和经理人还要做更多的事。他们让人们一起工作，阐明目标、愿景和战略，塑造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完成其他许多必要的工作。
• 技术在进步，但是由于公司有效地处理了合同的缺点，并且提供其他许多好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将继续成为经济环境的一部分。
• 与工业时代相比，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领先企业看起来可能非常不同，但它们几乎都会很容易地被认定是公司。
问题
A 面对目前发生的技术浪潮，你希望所在组织在3—5年内有何不同？你想如何改变人脑与机器、产品与平台、核心与人群之间的平衡关系？
B 你最希望自己能保留哪些决策权？你需要拥有什么资产才能保住它们？
C 下一季度，你将采取哪些最重要的步骤来改变标准伙伴关系？
D 策展一个平台，或者参与另一个平台，或者专注于自己的产品，或者组合以上战略，这些做法能更好地实现你的目标吗？
E 你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弱化集中、强化分散，以及较少亲力亲为、较多自主行事？
F 在你所在的组织中，经理人扮演观念守卫者的角色有多频繁？为什么会这样？你在探索替代方法吗？
[1] DAO的中文拼音是“道”，而“道”则是一种传统学说，公元前6世纪创立于中国，当时有《道德经》问世。“道”经常被翻译成“方式”，它认为存在与自然的本质是动态的、扩散的。电影《星球大战》中，“道”经常被引为“原力”的灵感。几乎可以肯定，创建分布式自治组织的技术人员意识到其首字母缩略词的关联意义。
[2] 该文由迪诺·马克（Dino Mark）、弗拉德·扎姆菲尔（Vlad Zamfir）和埃明·居思·希雷尔（Emin Gün Sirer）撰写。许多弱点不仅是软件漏洞，而且还有经济缺陷，使得投资者的行为方式与组织的最大利益发生抵触。Cade Metz, “The Biggest Crowdfunding Project Ever — The DAO — Is Kind of a Mess,” Wired , June 6, 2016, https://www.wired.com/2016/06/biggest-crowdfunding-project-ever-dao-mess.
[3] 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资本主义可以是一种巨大的积善之力，但是“裙带资本主义”，即扭曲市场使手握强权的朋友渔利的行为，应该连根拔除。
[4] 例如可参见Neil A. Gershenfeld, Fab: The Coming Revolution on Your Desktop — From Personal Computers to Personal Fabric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5]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他的经典之作《看得见的手》中认为，管理层（特别是中级管理层）是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中最强大的机构。Alfre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77).
[6] 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一直是经济学中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它在Google Scholar上录得超过3.5万次的引用。1972年，他注意到该文“引用很多，使用很少”，但后一代经济学家和企业高管已经把它当成理解商业组织的“必杀技。”R. H. Coas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A Proposal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 Research: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vol. 3, Policy Issu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d . Victor R. Fuch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2), 62, http://www.nber.org/chapters/c7618.pdf.
[7] 他们的论文标题有意回应奥利弗·威廉姆森被广泛引用的《市场与科层》一书，该书在很大程度上以科斯的见解为基础。Oliver E. 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8] 像丹尼尔·卡尼曼一样，奥斯特罗姆也是获奖的非经济学家。
[9] 在法律和道德的一定限度内。
[10] 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no. 6 (1990): 1119–58.
[11] 例如可参见Oliver Hart and Bengt Holmstrom, The Theory of Contracts ,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418 (March 1986), https://dspace.mit.edu/bitstream/handle/1721.1/64265/theoryofcontract00hart.pdf%3Bjsessionid%3DD2F89D14123801EBB5A616B328AB8CFC?sequence%3D1。霍斯特罗姆较早前对“委托代理问题”的开创性工作为激励合同经济学的大量后续经济文献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不完全合同理论（Bengt Holmström,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 no. 1 [1979]: 74–91, http://www.jstor.org/stable/3003320）。霍斯特罗姆和保罗·米尔格罗姆指出，公司本身，包括其所有的规则和规范，都可以被有效地认为是激励机制。Bengt Holmström and Paul Milgrom, “The Firm as an Incentive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no. 4 (1994): 972–91, http://www.jstor.org/stable/2118041.
[12] 可能包括工会、当地社区、中央政府、强大的客户或主要供应商。
[13] 股份制公司发行人们可以买卖的股票，不影响公司经营。它们可追溯至1602年，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上市。Andrew Beattie, “What Was the First Company to Issue Stock?” Investopedia, accessed March 13, 2017, http://www.investopedia.com/ask/answers/08/first-company-issue-stock-dutch-east-india.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