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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件事物的发明来类比区块链的诞生，我会选择印刷机。印刷机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进而影响人们对资源与交易的认知。
在印刷机诞生之前，人们处理知识的方式就是处理竞争性资源的方式，比如某本手抄本圣经、兵书或制造工艺手册。印刷机、计算机发明以后，知识不再是竞争性资源，而变成了一种可规模化生产的商品，“所有东西都在变成软件。印刷机诞生后，人类写过多少个字，未来就有多少家软件公司……”[59]但与之带来的问题是，在数字世界，我们很难防止资源被复制。我们无法像销售土豆一样销售音乐、软件与其他电子资源，除非我们引入可信第三方，寻求他们来管理我们的财富，证明我们的身份，保护我们知识产权，评估我们的信用。然而，区块链的面世有可能终结这一局面。
如果说印刷机的意义就在于将信息资源抽离物理世界的束缚，变为一种非竞争性资源，区块链则是起着与印刷机截然相反的作用，它以处理竞争性资源的方式来处理信息资源（非竞争性），人们可以摆脱对可信第三方的依赖，在数字世界中自由地交换数字货币、知识产权、股权甚至不动产所有权。虽然两者处理资源的方式是相反的，但两者对话语结构的改变是一致的。
在中世纪，教会垄断着知识与教育，普通人没有直接阅读和解释《圣经》的权利，教会能随心所欲地释读《圣经》。同样，行业工会为了垄断商品制造工艺，排斥外来竞争，对制造工艺知识的出版印刷进行严格的控制。那个时候欧洲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许可制度，对印刷出版进行严格的管控，而权力则掌握在天主教堂和政府的手中。行业工会则与天主教和政府进行合谋，对工艺知识的出版和流通进行审查。
也许，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私自印刷一本《几何原本》怎么会是犯罪行为。可是仔细想一下，中心化的信用管理机构，不正像是中世纪的行会吗？如果区块链技术能够代替第三方完成对信用的管理，甚至管理的更高效、更安全，我们为什么不投身于其中，去探讨另一种可能？
三年前，我与志趣相投的朋友们一道写了国内第一本比特币专著《比特币——一个真实而虚幻的金融世界》。三年后，比特币归于沉寂，一些曾经热血沸腾的朋友也杳如黄鹤渐无音信，所幸，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从比特币底层技术里窥见了区块链的潜力。于是，这本书有了更多远见卓识的同人加入，他们有学者、研究员、程序员，还有创业者，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如经济、管理、金融、法律、创业实践等，贡献自己的思想与热情……
在组稿过程中，我们并不盲求认识统一，而是主张各自在专业领域自由发挥所长。区块链思想就好比一个多面体骰子，目前有一面已经揭晓，即数字货币，我们都承认比特币是第一个成功的区块链应用，但接下来，掷下的骰子会是哪面？却是个未知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理解的区块链，很难说哪种理解更高明、更深远。正如本书的副标题，一波三折。起初，达鸿飞主张叫“从数字货币到可编程社会”；后来韩锋老师提议叫“从数字货币到信用协议基础”，还有杨涛老师、蒋海提议“从数字货币到价值互联”……
可编程社会侧重的是区块链强大的脚本功能与可扩展性，区块链通过特定的算法来计算出权益、信用与身份的真伪，这些算法以强大的加密技术为支撑，可以根据不同应用场景，灵活编写不同的智能合约。
信用协议基础侧重的是区块链交易不可逆、数据不可篡改的一面。需要指出的是信用在此有两种蕴含，第一层是信任，解决的是交易行为的诚实问题。工作量证明等共识机制的发明消除了对可信第三方的依赖，通过分布式网络来保障交易的真实可靠，杜绝了双重支付、交易回滚的可能。第二层是信用，解决的是交易对象的诚实问题。区块链信用的真实可靠，可以让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彼此交易，或者完成借贷、担保交易等复杂智能合约行为，本质上利用的是区块链时间戳使真实交易行为与刷信用交易行为在概率分布上可区分的特性。
价值互联网侧重的是区块链以处理竞争性资源的方式来处理非竞争性资源的一面，有人说区块链是互联网世界继万维网以来的的第二个伟大纪元。如果说万维网实现了信息互联网，把竞争性资源搬到了数字世界，使复制的边际成本无限等于零，那么区块链则实现了价值互联网，可以在数字世界中处理竞争性资源，使攻击者难以承受51%攻击、篡改交易记录的成本。
还有人把区块链理解为共享账簿，欧洲央行和英国政府都发布了关于共享账簿的报告，侧重的是区块链作为分布式记账的一面，旨在从政府职能与不同利益集团的角度，改善自身业务流程与服务公民、用户的质量，提高金融市场、供应链、电子商务以及上市公司注册等领域的效率。但将区块链仅仅视为一个分布式的记账系统，是一种买椟还珠式的误解。分布式的记账功能，不过是区块链众多特性中的一个。共享账簿只是看到了区块链在数据库层面的创新，而忽视了区块链在建立信用的互联网协议层面的创新。
《经济学人》则把区块链喻为“信任的机器”，机器是智能合约的形象化，每一个智能合约就像是一个原胞自动机，通过简单的规则，构造各种不同的交易行为，整体上大大优化社会资源的流转效率。区块链将过去我们对权威第三方的信任转化为对算法对数学的信任。但信任仅是信用的第一层蕴含，针对的是交易行为本身，信用机器一词的蕴含更饱满，因为区块链同样可以建立交易对象的信用，一个人的区块链交易历史足以证明他的诚信记录，且这种记录具有专属性与跨平台性。然而即使是信用机器的说法，也是不够全面。如潘志彪所指出的，区块链不是一般的机器，大部分机器可以被关掉，区块链却是一个分布式系统，一旦被启动，便无法停机。最终，我们选择“从数字货币到信用社会”这一副标题，因为我们相信随着信息互联网向价值互联网的过渡，区块链终将润物细无声，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区块链是一种思想，是许多个开源项目的集合，也是无数头脑风暴的“总账”，技术会被淘汰，发明会过时，公司会倒闭，但分布式思想不会。正如印刷机的诞生一举瓦解了中世纪行会、教会对知识的垄断，重塑了社会权力结构，区块链技术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今天我们对资源与交易的理解，改变政府、公司与个体参与经济行为的方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说：“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那么现在，时代可以为这段话添加新的注脚：区块链为我们启动了信用机器，让政府、公司、机构与个体作为平等的节点呈现在分布式网络上，各自管理自己的身份与信用，共享一部不可修改的交易总账。
虽然区块链技术自身还不完善，就像是一个粗陋的玩具，但不要忘了1876年电话发明时，人们是怎样评价的。在当年西联电报公司备忘录里还写着：“电话这个东西毛病太多，并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通信方式，基本上对我们没有什么价值。”
[59] 阮一峰在《黑客与画家》中介绍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时引用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