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旅程已经到达终点。一路走来，我们在欧美两地到访过许多冷门的地方，这些地方如今已由锈带转变为智带。最初，这种现象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智带的勃勃生机尚未显现在统计数据中。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讨论过的，这反映出我们的指标存在缺陷，必须予以纠正，好让政策制定者有做出明智决策所需的工具。
旅程伊始，对于智带问题，我们两位作者各持己见。弗雷德看重的是借由密集的智力共享实现的新型创新过程，安东尼感兴趣的则是如何利用新技术、怎样创造智能新产品。最终，我们的看法汇成了一个共同观点：智带现象一方面将人们在新的过程（智力共享）中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将由信息技术、数据分析、无线通信构成的数字世界与旧的“造物”方式联系起来，创造出新技术和新产品（智能生产）。我们与数以百计的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是他们启迪了我们的思维，促使我们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那些不久前因落伍而见弃的经济体事实上正在进入剧烈变革的新阶段，全球竞争优势正由廉价优势转变为智能优势。
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这意味着，许多曾经外包出去的活动将回归本土。这是一个好消息。在廉价劳动力占尽优势数十年后，新的竞争优势将基于截然不同的经济和工业王牌。对各类智能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将要求在开发过程中进行智力共享，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智能制造。制造业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是回炉再造。新的制造业将高度自动化，产品将按照定制规格进行小批量生产，生产地点会尽可能靠近客户。随着对智能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以及新工作方式和生产方式逐渐被采纳，会有越来越多的智带地区涌现出来。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除了书中讨论过的智带，我们还看到了其他许多正在兴起的智带。
智带的崛起和自动化的普及无疑会对当前的低成本制造业地区造成破坏性影响，尤其是中国。欧美两地同样会受到影响，有些人将因此获得千载难逢的就业良机。这也把我们引向了一个热门话题，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就业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早从工业革命开始，恐惧——有时近乎恐慌——就让人们为就业前景担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数百万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我们得知中国变成了世界制造业中心。随后，2008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机器人又为这场本已激烈的争论添了一把火。人们要如何谋生？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就业岗位？现在我们可能要问，智力共享和智能新经济的影响能否超出1%的顶层人士，惠及中产阶层；我们可能还要问，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问题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中产阶层正被进一步掏空，虽然其他地方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在美国尤为严重。这不仅会加剧现有的社会紧张形势，还会减缓消费需求的增长，破坏所有人为提高生活水平而付出的努力。对中产阶层福祉的威胁部分源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部分源于此前工会力量的衰弱。尽管如此，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快速振兴锈带，振兴足够多的地区，以扭转颓势。经济衰退已经借着教育因素和区位因素，将赢家和输家割裂开来。
我们认为，中产阶层和整个社会对失业的担忧主要源于认识不足并且方向有误。前者是因为我们更擅长计算丢掉了多少工作，而不是计算新创造了多少。后者则是因为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没有工作岗位，而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人，无人去填补这些岗位。这属于无谓的担忧，因为这些“丢掉”的工作有许多都是过时的岗位，即便没有外流到中国，这些工作岗位也不会延续下去。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是工资增长缓慢和收入不平等，从长远来看，还应该关注职业培训和教育的不平等。
不仅就业问题不是新问题，我们当前面临的工作深层次变革也不是新问题——这个问题太常见了，我们可以称其为“旧常态”。几个世纪以来，创新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从蒸汽机到互联网），固然每一波都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每一波也都会带来失业，淘汰某些技能。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将其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我们曾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农民占劳动力的90%，时至1900年，这一数字已经缩减到38%，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更是降到了2%。1虽然农民少了，但美国现在的食品产量要远胜以往。自动电梯的出现，仅在曼哈顿一地就造成了超过20万电梯操作员失业。打字员、电报员、电话接线员、送奶工、银行柜员——经济活动中被取代或吸收的工作岗位不胜枚举。工厂倒闭、经济危机、生产外包引起的集中失业让人苦不堪言，自然会成为新闻的焦点，然而创造出的新工作岗位影响范围更广，却往往无人关注。经济史中，人们低估调节作用和适应能力的例子俯拾即是，这两大特点如今再次显现：它们是让锈带恢复过来并转变为智带的催化剂。
将失业归咎于中国，操作起来更容易，政治上也更有利。相比之下，人们不愿意承认工厂（正如此前的农场一样）的效率已经大幅提升，因而以前的工作岗位现在已经不再需要或不再适合。例如，2012年，钢铁行业内9.4万名工人生产的钢铁比1980年40万名工人生产的还要多14%。2再如，通用汽车公司一名普通员工现在每年可以生产28辆汽车，是底特律20世纪50年代巅峰时期的4倍（7辆）。适应过程很痛苦，没错。汽车和钢铁行业已行将就木，错。此外，繁荣正是不断提高生产率的直接结果。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一书中提出了“劳动力需求的两极分化”，意指对高技能岗位和低技能岗位的需求都在增长，而对两者之间的岗位的需求正在减少。这种两极分化使工资总额数十年来一直保持平稳，但为劳动收入比重施加了下行压力。经过在欧美两地的多番讨论，以及对大量劳动统计数据的研究，我们一致认为：“好消息是，这从根本上提高了经济生产力。坏消息是，这并没有自然而然地造福每一个社会成员。”3
因此，赢家有很多，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归入此列。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主要的差异在于教育。例如，拿着高中或更低学历的人（2000年，美国制造业半数以上的员工处于这种情况）一直是主要受害者。2000——2012年，拥有社区大学学位、职业学位或研究生学位的人在制造业获得职位的比例更高，这股趋势有望继续甚至加速。4
我们认为，预测说制造业还会进一步丢掉数百万个岗位属于过分地夸大，至少从美国和欧洲北部来看，这样预测的人只看到了过去。这种失业情况始现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已然成了往事。5事实上，目前美国只剩74万生产线工人（他们曾经是制造的核心），仅占制造业岗位总数的6%。6相反，对旧经济体来说，自动化今后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服务型岗位上，7而且这些岗位并非都是低技能岗位。数据分析将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然而，由于需要复杂的模式识别，许多现有的职业将会受到影响，其中包括放射科医生、口笔译工作者、间谍和分析师。
过去的数十年和未来的数十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人口数据的转变。我们现在对人口数据的了解仍源于战后的婴儿潮，这种程度的了解已经过时。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美国连续六年的失业率上升，突如其来的失业问题让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从2011年起，当前的婴儿潮一代——有经验的工人开始陆续退休，2013年的退休人数比2007年多300万。无论经济是好是坏，人口老龄化往往都会进一步拉低所谓的劳动参与率。8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故事的另一面：创新活动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既有高技能岗位，也有低技能岗位。新的工作岗位在何处？不仅先进制造、互联网、软件、研发、生物科学等产业有新就业岗位（这些产业中的新岗位还在持续增多），这些产业还为与之配套或合作的产业和企业创造了额外的就业岗位。目前，在美国，有超过10%的就业岗位属于“创新部门”，和制造业的岗位一样多。创新部门本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仅如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恩里克·莫雷迪（Enrico Moretti）在《新就业地理学》（The New Geography of Jobs）一书中指出，城市高科技产业每增加一个新就业岗位，高科技部门外就会增加五个额外的就业岗位，其中三个是医生、律师、瑜伽教练等专业性岗位，两个是收入较低的非专业性岗位，如服务员、商店售货员。9
在工业和社会经历巨变的时刻，我们无法抗拒历史的潮流。相反，我们应该认识到，是创新让我们有了竞争力。创新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与贪婪相比，创新的推动力量要更强大、更持久。别忘了，列宁说过，资本家是由对利润的贪婪驱使的，他们会把绳子卖给那些转过身来就拿这根绳子勒死资本家的人。10
一旦我们开始认识到创新势在必行，创新的理念也将随之演变。虽然熊彼特谈到了创造性破坏，我们也痴迷于革命性创新、颠覆性创新、非常规创新、突破性创新，但事实是，多数创新是循序渐进的，我们要逐渐将创新视为一个连续而完整的更新换代、产品升级和技术演进的过程——一种给社会、组织机构、地区带来新生与活力的氧气。然而，眼下的创新模式过于强调效果显著、具有颠覆性的创造性破坏行为。与此相比，新的创新过程难以观测，因而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创新过程更难应付。解决问题的方法将再一次落到教育和培训上。教育和培训在更加注重创新的同时，应多多关注创新的文化和社会方面。
由于各种组织机构和智能制造业集中于智带和创新中心，个人将需要专注于提升自身的适应能力。要想在新的竞争环境中提升自身价值，人们不得不掌握各种各样的技能，其中不乏社交技能。个人有必要注意不断变化的各种要求，并在自身职责、技能不合时宜前做出相应调整。雇主则有义务帮助员工获取适应新要求所需的技能。如此一来，员工会将工作视为个人终身教育项目，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已。
有一点尤为值得注意，对企业，特别是地区性项目来说，联络者的技能将越来越可贵。联络者将负责社会创新，有了社会创新，智力共享方法和智能制造方式才能良好地运作。跨学科工作关系将改写竞争的定义，竞争将是团体间的竞争，而不再只是个人间的竞争。但各团体还必须要向其他团体学习，即便两者处于竞争之中。这就要求有联络者来帮助人们工作，在保证各团体实现自身目标的同时，还要保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这是一种技能和个人品质的罕见结合，因此，各公司无疑会卷入联络者的争夺战，正如它们此前曾卷入的技术人才之争。
就业市场的风云变幻将对职业培训产生巨大影响，正如我们途中所见，职业培训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尤其是在美国。虽然现在有很多地方性项目和地区性项目都在重建职业培训系统，但要想推动技术教育，让年轻人看到制造业充满乐趣和挑战，就必须采取更大范围的举措。德国提供了值得全世界效仿的最佳模式。德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机械制造专家，他们因制造可靠的产品而体会到了民族自豪感。职业培训是德国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虽然他们的系统难以复制，但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学习，使其符合自身的需要。
反过来，欧洲人也可以向美国学习，尤其是学习美国利用金融网络扶持创业公司和衍生公司的方法，学习美国如何利用创业精神。虽然风险投资主要集中在硅谷、波士顿–剑桥和纽约，但美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整体市场，需要资助的地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市场中的资源。与美国资本市场相比，欧洲资本市场则要分散得多，这意味着，由于各种资源分配上的限制，资源无法以最优方式匹配到最有需要的地区。
在智带之旅中，各地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的务实态度、雄心壮志和合作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合作不是政治或商业口号，而是一项真真切切的活动。正如我们所见，合作的根源是为现实所迫。通过合作，市场力量和地方政治以全新方式结合到了一起。地方政治家变成了推动者和联络者。务实的态度让他们制定出了更好的政策，将眼光放得更长远。
虽然今后面临的许多挑战将由智带承担，但有一些投资和项目必须由大型组织机构负责，并且往往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例如，凡我们所到之处，均有改善基础设施的需求，尤其是全国范围的能源网络和无线宽带网络，前者可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分布式发电问题，后者可以解决物联网引发的数据爆炸问题。
各国政策制定者还必须推动各类能促进跨学科合作的项目。各地的科研人员都对我们说，想要解决芯片、新材料、生命科学领域最复杂的难题，就必须进行跨学科合作。美国政府已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一小步，投资5000万美元成立了国家增材制造创新研究所（NAMII），将不同企业和高校纳入了联合研究项目。我们不应将小额预算视为一种局限，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激励手段。欧洲类似的项目都集中在应用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可以让校企合作和学科间合作更为顺畅。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乔·格雷预测，不出十年，“诺贝尔奖将会颁发给整个团队，而不再是个人”。
我们沿途目睹的对跨学科合作和智力共享的热情引起了某些人的疑虑，这些人担心，科学的自由将受到限制，基础研究会受到威胁。我们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基础研究不必立见成效，不会立即带来商业产品，但它永远不乏需求。基础研究仍然是探索、发现新知识的不二法门，新知识的商业潜力虽然无法确定，但它能在其他方面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益处。以哈勃望远镜为例，在外太空运行的这些年里，它为我们带来了大量关于宇宙的信息，让我们对宇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它并没有直接催生新的产业或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还有些人有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忧虑，主要有关科技、数据分析、物联网对我们社会的影响（即众所周知的隐私和安全问题）。在本书中，我们描述了新技术如何能积极地帮我们解决重大社会难题，也谈到了3D打印和机器人将如何彻底改变生产工艺，以及传感器和芯片将如何借助无线网为我们提供可以连接一切事物的数字基础设施。
然而，从我们听闻的情况来看，人们关心的是，随着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将会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科技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又一步步代替我们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沦为科技怪兽的奴仆？毫无疑问，新技术将对我们及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这将引发伦理问题和隐私问题，在政治家、研究者、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引起激烈的辩论。理想的情况是，通过此番争论，我们将达成新的协议和谅解，免于被恼人又无法控制的科技雪崩埋葬。
这种社会讨论可能需要一段时日才能达成可付诸实施的决策。如有必要，参与讨论的各方应暂停使用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方面有一个突出的例子。2015年春，曾有一群生物科学家呼吁禁止使用一种新型基因组编辑技术，因为此项技术可能以可遗传的方式改变人类DNA。11潜在的收益和风险都未明确。
正如电影导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他在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中描绘了2027年前后一个冰冷无情的反面工业乌托邦]所说，科技本身是没有灵魂的。只有人类能将科技引向正轨，造福人类社会，避免在科技的驱使下出现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
一个解决之道是重新考量过去半个世纪里驱使着我们的组织原则：金钱。在这段时期，赚钱一直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力和关键成功指标，尤其是在美国。金钱至上原则下，人们制定并采用了一套只有一小批精英会用到的专业术语和指标，在这些精英中，大多数人都是技术官僚。资金流动决定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财务增长已成为判断对错的标准，它决定了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价值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敲响了一记警钟。突然间，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想用这种方法来评价自己、激励子女吗？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组织原则如果不是金钱，应该是什么？未来的数十年里，两股关键性的力量将在人类与科技的关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物联网和对智力共享的需求。这两股力量让人类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我们有知识、有专长、有同理心。我们开展活动的目标应该是怎样最大限度发挥人类和社会的潜力，而不是怎样让自己的口袋更鼓、让名下的资产更多。
但这种对人类和科技该如何共同进步的新认识不会自行产生。只有我们做对了决策，科技才能拥有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智带地区如此重要。随着我们进一步理解智带正在发生什么事，我们开始看到，智带远非一个地区或一个实体设施集合那么简单，相反，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隐喻，是对全球竞争新形式的描述，也是一种带来深层社会影响的技术发展。合作团队的智力共享有望抑制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赢者通吃的心态。因此，虽然我们承认存在隐私、安全乃至道德问题，但我们相信，要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关键性问题，就要不遗余力、一丝不苟地采用跨学科智力共享。
正因如此，我们不说“当心”智带，而是要“欢迎”一个更智能、更高效、更善于合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