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夏季，政治动荡席卷了包括布拉格和芝加哥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拉里·罗伯茨展开了接口报文处理机项目的招标。他向相关公司发送了招标文件，让它们来制造准备发给各研究中心，作为阿帕网路由器（即接口报文处理机）的小型电脑。他在计划中融合了保罗·巴兰和唐纳德·戴维斯的分组交换概念，韦斯·克拉克提出的标准化IMP建议，J·C·R·利克莱德、莱斯·欧内斯特（Les Earnest）和伦纳德·克兰罗克的理论洞见，还有许多其他发明家的贡献。
在140家接到招标书的公司中，只有12家决定投标。比方说，IBM就没有参与投标。该公司担心没法以合理的价格生产出IMP。罗伯茨在加州蒙特雷召开了一个委员会会议来评估各公司提交的标书，合规官阿尔·布卢把每份标书和量尺放在一起拍了照片，以显示它们的厚度。
由万尼瓦尔·布什等人共同创建，位于波士顿地区的大型国防承包商雷神一度在投标战中走在前列，甚至进入了与罗伯茨进行价格谈判的阶段。但后来鲍勃·泰勒插手进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韦斯·克拉克已经提出过这一观点），他认为合同应该给BBN公司，因为BBN公司不像雷神那样受烦冗的企业官僚主义束缚。泰勒回忆道：“我说，雷神的企业文化与研究型大学的文化会水火不容。”91 如克拉克所说：“鲍勃否决了委员会的决定。”罗伯茨接下去说：“雷神的投标方案很好，和BBN公司一样有竞争力，影响我最终决定的唯一因素是，从长远来看，BBN公司拥有一个组织更加严密的团队，我认为这样效率会更高。”92
和充满官僚气息的雷神不同，BBN公司有一群行动敏捷、才华横溢的工程师，由弗兰克·哈特（Frank Heart）和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这两位来自麻省理工的难民后裔领导。93 BBN公司的工程师们对罗伯茨的方案进行了改进，他们规定，当数据包从一个IMP传送至下一个IMP时，发送方IMP应将这些数据包的信息存储起来，直到获得接收方IMP的确认为止，如果没能立即收到确认，发送方IMP会重新发送信息。这成为确保网络可靠性的一项关键因素。在网络建设的每一步中，设计都因集体创造力而变得更加完善。
圣诞节前夕，罗伯茨出乎许多人意料地宣布，ARPA选择BBN公司而非雷神作为承包商。参议员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按惯例向接获大型联邦项目的选民发去一封贺电。在贺电中，他祝贺BBN公司中标“互信报文处理机”（Interfaith Message Processor）项目，从某种程度上说，“互信报文处理机”不失为对接口报文处理机普世角色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描述。94
罗伯茨选择了四个研究中心来部署阿帕网的首批节点，它们分别是：莱恩·克兰罗克供职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富有远见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供职的斯坦福研究所，伊万·萨瑟兰任教的犹他大学以及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罗伯茨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们想办法把大型“主”计算机和发给他们的标准IMP连接起来。而这些中心的研究人员和一般的资深教授一样，都是招了一批杂七杂八的研究生来做这项工作。
这支年轻的工作组成员聚集在圣巴巴拉，研究如何推进项目。他们发现了一个即使在数字社交网络时代也一样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就是：人与人面对面互动既有用又有趣。当年读研究生的斯蒂芬·克罗克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小组成员，他会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兼同事文特·瑟夫一起驱车参加会议，他回忆说：“那儿有一种类似鸡尾酒派对的氛围，你会发现大家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于是他们决定定期碰头，场地则轮换安排。
待人恭敬有礼的克罗克总是满面笑容，以他的个性，在堪称数字时代典型协作过程的阿帕网项目中担任协调者是再合适不过了。和克兰罗克不同，克罗克极少使用“我”这个代词；他更感兴趣的是让人们共享荣誉，而不是去攫取荣誉。克罗克能敏锐地意识到他人的需要，这就赋予他一种直觉，让他知道怎样在不让控制或权力集中化的前提下协调一个组织，这种管理方式十分适合他们正试图创建的网络模型。
几个月过去了，这些研究生一边继续开会和交换思想，一边在等待某个大权在握的官员来视察工作，给他们下达进军指令。他们以为来自东海岸的掌权者有一天会带着刻有规则、规章和协议的石匾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这些计算机主机站的小管理员得照章办事。克罗克回忆说：“我们不过是一群自封为管理者的研究生，我确信有一群来自华盛顿或剑桥的权威人物或长者随时会来视察，告诉我们规则是什么。”但这时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网络应该是分布式的，网络之上的权力体系也一样。网络的发明和规则应该取决于用户，相关过程应该是开放的。尽管政府投资网络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辅助军队指挥控制系统，但这一目的却是通过反对集中指挥和控制来实现的。上校们已经把权力让渡给了黑客和学者。
于是，1967年4月，在犹他州开完一场特别精彩的会议之后，这群把自己的团队命名为“网络工作组”的研究生决定把一些已有的设想写下来。95 大家推选克罗克来承担执笔任务（彬彬有礼、为人实诚的克罗克能以魅力服人，让一群黑客达成共识）。克罗克渴望找到一种不显冒昧的方式。他说：“我意识到，单是记录我们讨论的问题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权力推定之举，有人也许会过来，冲我们大吼——也许是来自东海岸的某个长者。”由于克罗克总是先人后己，他只好经常熬夜工作。他说：“我和我的女友以及她和前任生的小婴儿一起住在她父母家里。晚上唯一一个不会打搅别人的工作场所就是浴室，我会光着身子站在浴室里，写下笔记。”96
克罗克意识到，他需要为这一系列建议和实践取个不张扬的名字。他说：“为了强调非正式的本质，我想出了这个馊主意，就是把它们一律称为‘RFC’（Request for Comments，征求修正意见书）——而不管它们是否真的是某种请求。”这是一个在互联网时代鼓励合作的完美词组——友好，不独断专行，富有包容性，而且体现出人人平等的精神。克罗克40年后写道：“那时候我们刻意避免专利和其他条条框框，这也许对网络的发展有所助益，由于没有任何控制网络协议的经济动机，大家达成共识要简单得多。”97
最早的RFC文档于1969年4月7日写成，装在老式信封里，是通过邮政系统寄送出去的（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因为他们还没有发明网络）。克罗克以一种热情而随意，不带任何官腔的语气宣布任务启动，即找出让各家科研机构的主机连接到新网络的方法。他写道：“1968年夏季，来自最早的四个站点的代表举行了几次会晤，讨论主机软件问题。我要在这里介绍我们达成的一些初步协议，还有我们遇到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这里谈及的问题几乎都没有定论，希望大家能踊跃回应。”98 收到RFC 1的人觉得自己是参与到一种有趣的流程中，而不会感觉受到一群掌管协议的独裁者控制。他们讨论的是一个网络，所以有必要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RFC流程开创了软件、协议和内容开源开发的先河。克罗克后来表示：“互联网能够实现如此惊人的发展和演进，开源文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99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开源文化成为数字时代的协作标准。RFC 1面世30年后，文特·瑟夫又写了一个哲学味的RFC文档，题为“伟大的对话”，开头是：“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网络中……”瑟夫在描述完RFC非正式的诞生历程后继续写道：“藏在RFC历史背后的是人类组织实现协作共事的历史。”100 这是一篇宏大的宣言，看似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实际上却是千真万确。
到1969年8月底，当第一台IMP运抵克兰罗克的实验室时，克罗克等人已经在RFC中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主机连接IMP的标准。当IMP抵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装卸站时，有十几个人等在那里迎接IMP的到来，其中包括克罗克、克兰罗克、组里其他几名成员，还有瑟夫和他的妻子西格丽德（Sigrid），两人带来了香槟。他们惊讶地看到IMP有冰箱那么大，外壳按照军用机器生产标准，采用了战列舰那种灰色的钢材。IMP被推进计算机房、接上电源，立马就启动起来。BBN公司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准时交付了产品，而且与预算相符。
但一台机器是无法形成网络的。直到一个月后，当第二台IMP运达位于斯坦福大学校园边缘的斯坦福研究所时，阿帕网才真正得以启动和运行。10月29日，联网已经准备就绪。启动仪式的气氛随意得恰到好处。这一事件没有几周前阿姆斯特朗登月时的那种戏剧性，没有人宣布“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也没有5亿人在电视机前观看。在启动仪式上，一位名叫查利·克兰（Charley Kline）的本科生在克罗克和瑟夫的注视下戴上了用来与斯坦福研究所一名研究人员沟通的电话耳麦，键入登录口令，期望能让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终端通过网络与354英里之外的帕洛阿尔托的计算机相连接。他先键入了“L”，斯坦福研究所的人告诉他指令收到了。然后他输入了“O”，这个指令也得到了确认。当他键入“G”时，系统因一个自动完成功能而出现了存储障碍，然后陷入了瘫痪。不过，第一条报文还是通过阿帕网发送了出去，这条报文虽然没有“猛鹰着陆”或“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等口令雄辩有力，但“Lo”（可将其视为“Lo and behold”，“你瞧”的一部分）这种朴素的表达也是十分贴切。克兰在自己的日志中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极简方式记下这样一行文字：“22：30，与斯坦福研究所实现主机对主机对话。CSK。”101
1969年是纷扰不断的一年，当年发生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查帕奎迪克事件、反越战示威、查尔斯·曼森杀人案、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和阿尔塔蒙特事件等。而在1969年下半年，三大历史性事件把这一年推向了高潮，其中每一事件都酝酿了近10年。NASA成功地把人送上了月球。硅谷的工程师们设法将可编程计算机放到了一块叫作微处理器的芯片上。ARPA则创建了一个可连接远程计算机的网络，但只有第一件事（也许是其中历史意义最弱的事件？）成为新闻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