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国立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
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振声（又名杨金甫），教务长便是赵太侔[5]。
■ 作家、教育家杨振声
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江青在梁实秋手下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对于江青来说，她在青岛大学所受到的影响，深刻地决定了她此后的人生道路。她曾这么自述：
1931年的初春[6]，我来到青岛。寒冷的大雾和港湾里带着盐味的海风，多奇妙啊！我从前的一位姓赵的老师，也是我的一个街坊（他曾任山东实验剧院的导演），现在是青岛大学一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在文学系任教授。既然有这层关系，他就安排我到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
在一张青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1931年全馆工作人员合影中，既有戴眼镜、穿棉袍的馆长梁实秋，也有穿西式大衣、打扮入时的助理馆员李云鹤（见后面）。
根据江青的回忆，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记述：
虽然赵先生的邀请使她的心情轻松些，但是要搬到青岛这个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仍使她感到不适意。为了鼓励她，赵先生应允在大学里建立一个她感兴趣的艺术系，而且答应支付她的青岛的旅费。她的那些实验艺术剧院的同学们都极力主张她接受邀请。最后她同意了。
“实际上赵先生属于国民党的改良派。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观点与胡适的那些观点很接近。我曾很欣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意识，”她带着一丝笑容进一步地说，“那时胡适的那个团体的成员为数不少，这些人当中包括梁实秋和闻一多等。他们试图把我拉到他们那边。闻一多是我青岛大学的一位老师。我旁听了他的许多门课。”
“我们最大的反面教员的例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以后，我国东北三省（满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我们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实。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外国的奴隶。就我自己而言，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日本人的侵略。到那时，全中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高潮。许多学生举行罢课，或者到政府权力机构请愿，而且得到了工人们的支持。这场运动吸引了广泛的各阶层人民。
“这种形势唤醒了我，于是我对赵老师说，‘我想参加请愿活动。’他把我顶了回来，‘那么你也想惹麻烦吗？’我被吓得哑然，几乎没有说出任何反驳的话。于是我调转身走开了。我完全清楚，他对我的行动感到极为不快。我独自走上了一座小山，在树林中徘徊，深深陷入思想混乱之中。按照他说话的含义也就是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制造麻烦’。最后，我终于认识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决定在青岛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
“在青岛大学，有大量学生抵制上课和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拒绝了我老师给予我的更多帮助。于是我加入了大学的教职员工队伍，成为一名图书馆职员，我的工作就是填写卡片。与此同时，我还继续旁听大学课程。每个月我可挣到三十元钱（约合九美元），并给我母亲寄去十元。由于青岛的生活费用非常高，所以我留下的二十元钱是不够我花销的。正如你们所知，我不能只养活我自己，我还必须掏腰包为抗日救国运动支付演出费用──没有人在经济上给予我们帮助。当我们把演出送到工厂或农村时，受到工人和农民的欢迎和帮助。但是他们也很缺钱，不可能给我们更多的经济援助。在那时，我并不可能知道解放全中国必须依靠穷人才能夺取胜利。”
■ 1931年在青岛大学做图书管理员的江青（左三），图中戴眼镜者（右三）为梁实秋先生。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1981年1月13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道《梁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间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菁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8]，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2004年5月28日，笔者在旅美画家李斌、王亚卿夫妇处看到一帧从未见过的江青17岁时的照片：这是四人合影，李云鹤（江青）17岁（前左）。前右为邓宛生，后左为邓译生，后右为杨蔚。
■ 江青1931年秋在青岛的照片
邓译生和邓宛生为姐妹，青岛大学校医主任邓仲纯之女。邓译生又名方瑞，后来成为剧作家曹禺的夫人。杨蔚是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作家杨振声之女。
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为1931年秋，地点为青岛黄县路7号。那是一幢米黄色外墙、二层带阁楼的洋房，住着杨、赵、邓三家。杨即杨振声，赵即赵太侔，邓即邓仲纯。
当时，李云鹤住在赵家。
李斌先生告知，这帧照片是在香港邓宛生女士家翻拍而得。他当即致电83岁的邓宛生女士，征得她的同意，把这一珍贵的历史照片供我收入《“四人帮”兴亡》一书之中。
据江青自述，17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沈从文曾经非常仔细地修改过她的习作，使她在写作上大有进步。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众所周知，从抗战开始，由于沈从文与左翼作家们的关系恶化，在“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等一系列论争中，沈从文几乎每次都成为批判对象。1949年后沈从文一直处于逆境之中，只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古代服饰。然而江青一直记得他。1973年，江青曾经特意安排沈从文在人民大会堂看演出，但是沈从文只愿意坐在一个角落里。
就在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19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江青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太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
俞珊乃浙江山阴（今属绍兴市）人氏，望族名媛，1908年生于日本东京。俞珊少时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后来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及南京金陵大学。她天生丽质，精通英语，才貌双全。
1929年，田汉带领南国社剧团到南京金陵大学演出话剧《湖上的悲剧》，发现该校女生俞珊有一双“金色的眼睛”，而且有演剧才华。应田汉之邀，俞珊加入南国社。当时，田汉正在筹划演出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名剧《莎乐美》—田汉早在1925年就翻译了《莎乐美》剧本，田汉聘请俞珊主演，自任导演。
21岁的俞珊初出茅庐，一炮而红。1929年7月29日至8月5日《莎乐美》在南京、上海演出，引起轰动。当时的评论认为，俞珊“容貌既美，表现又生动”。她那张求爱不得便割下所爱者头颅捧着亲吻的剧照，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形象。直至2003年出版的《插图中国话剧史》一书，还把这张剧照作为标志性的画面用在封面和封底上。
1930年，俞珊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卡门》的改编者仍是田汉。她，成了名演员。就连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倾慕俞珊，在自己上海四明村的书房里挂起一幅俞珊在《莎乐美》中的剧照。
在俞珊的热心观众之中，还有梁实秋。《莎乐美》在上海首演时，梁实秋就是捧场者之一。梁实秋与俞珊相识。
就在俞珊在演员之路上登峰造极之时，遭到父亲俞大纯的激烈反对。俞大纯以为，女儿当戏子有损名家门，警告俞珊，倘若再上舞台，他就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无奈，只得遵从父命。
1930年，俞珊在上海患疟疾和伤寒。待身体稍好，医生劝她到风景宜人之处休养。正巧，梁实秋接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到青岛大学执教，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青岛当然是风景宜人之地。于是，俞珊随梁实秋前往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任职，权且休养。
俞珊的到来，引来赵太侔的追求。赵太侔与原配妻子离异，爱上比自己小19岁的俞珊，并与俞珊结婚。“蜚声戏剧界之名闺俞珊女士与赵太侔君新婚”，在当时的青岛，一时间成为新闻。
江青在青岛住在黄县路7号赵太侔家。江青翻阅着俞珊的剧照相册，对俞珊极为羡慕。虽然俞珊只比江青大6岁，但是江青称她为师母，而且喊得很亲热。
在赵太侔、俞珊那里，江青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据邓宛生女士在电话中告知笔者[9]，当时她还充当信使，在江青与俞启威之间传递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