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10]，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被成千上万次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 深知江青历史的徐明清（叶永烈 摄）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1977年3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1989年9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米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1941年12月16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1911年5月1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1926年底加入共青团，1929年秋由团转党。
1984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15位在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15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1928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1930年4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
■ 30年代的陶行知
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1932年10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
根据晨更工学团柴川若的回忆，写道：
晨更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筹办的第一个普及大众教育的组织。从表面上看，它政治上不偏不倚，提倡教育救国，实施实验教育，实际上它是我党的外围组织。其成员大都是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核心的组织和团结作用。晨更工学团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工农大众及其子弟，包括纱厂女工、小店员、黄包车夫等劳苦大众。
工学团办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学校，有全日制的工人子弟学校，也有各种业余的夜校。[11]
正因为田汉之弟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当时叫李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又名徐瑛，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陈企霞之子陈恭怀在《我的父亲陈企霞》一书中说：“当时和父亲一起在工学团工作和任教的有柴川若（现北京市委离休干部）、徐瑛（即徐明清，工学团团长，现中央农村工作部离休干部）、李鹤（即江青）、王洞若、王东放、袁超俊（又名严皋）等人。”[12]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泾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
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1932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1933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13]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由徐明清为介绍人，加入共青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后来，江青向美国记者维特克这么叙述自己初到上海的经历：
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通过田汉找党。我知道有个“春秋剧社”是左翼的。田汉住哪里不知道，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这是冒生命危险。每天找春秋剧社，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的戏剧工作者，要找田汉，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带我去见了田汉。田汉叫我哪也别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问题。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就信任我了。
过了几天，田汉、周扬、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要我放下关系，党的关系可以接上。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两个电影公司靠拢我们。还有剧社，问我上不上舞台，甚至问上不上银幕，我拒绝了。
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基层工作。他们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学团”，那里很荒凉。“晨更”与陶行知有关系，我们募捐，有时找陶。陶很爱护青年，我是被爱护者之一。
“晨更工学团”是义务学校，主要教工农子弟，还办店员补习班。我去时，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不顾那样的环境，老在屁股后追着，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请你把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你是官僚主义。谁敢批评他呀，从此我倒了霉，他弟弟是调走了，我的党的关系不给解决了。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
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党也会找到我的。当时上海有文总、左翼作家联盟、青年团左翼教联，都找了。我什么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