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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论知名度,她的丈夫王观澜是一位名人,不论在《中共党史人物传》还是《中共党史辞典》上,都可以查到他的传略或条目。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曾任中央农委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而她—徐明清[10],原本鲜为人知。

然而,如今她的名字被成千上万次印刷。不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不论是正传、外传,还是秘史、野史,凡是写江青的,她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这是因为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时候,跟她有过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 深知江青历史的徐明清(叶永烈 摄)

令人遗憾的是,那么多写江青传记的作者,没有一个直接采访过徐明清。正因为这样,据徐明清已收集到的近十种江青传记之中,没有一本能够如实反映她和江青的关系,其中好多本书把徐明清写成“叛徒”,写成江青的“同伙”。已经步入垂暮之年的她,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作者之一,我也曾误信1977年3月印发的某些文件中关于她的材料,以为她是“叛徒”,陷入迷误。

1989年9月中旬,我在北京给她挂了电话,希望对她进行详细采访。她家颇为僻远。为了便于采访,我干脆搬到了离她家只有二三百米的一家招待所住下。

她是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住在一幢宽敞的平房里。

我步入徐明清家客厅,便看见墙上悬挂着毛泽东1941年12月16日写给病中的王观澜的那封著名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

徐明清年近八旬,个子小巧,态度谦和,南方口音。她跟王观澜同乡,1911年5月13日出生于浙江临海。她于1926年底加入共青团,1929年秋由团转党。

1984年春节,薄一波受党中央委托,在茶话会上提及15位在1927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大姐的名字,并致以亲切问候。徐明清是这15位老大姐之一。

徐明清是怎么结识江青的呢?我打开录音机,请这位历史的见证人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江青。

1928年,徐明清考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不久,她成为该校共青团支部的支部书记。1930年4月,蒋介石查封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逃亡日本,徐明清转往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

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潜回到上海。不久,他公开露面,倡议成立工学团,相继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徐明清成为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

■ 30年代的陶行知

所谓工学团,用陶行知的话来说:“工就是做工,工以养生;学就是科学,学以明生;团就是团结,团以保生。”

晨更工学团是1932年10月成立的。这个工学团办在上海西郊北新泾镇,那里有个村子叫陈更村,借“陈更”的谐音取名“晨更”。在当时,晨更工学团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

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

根据晨更工学团柴川若的回忆,写道:

晨更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筹办的第一个普及大众教育的组织。从表面上看,它政治上不偏不倚,提倡教育救国,实施实验教育,实际上它是我党的外围组织。其成员大都是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着核心的组织和团结作用。晨更工学团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工农大众及其子弟,包括纱厂女工、小店员、黄包车夫等劳苦大众。

工学团办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学校,有全日制的工人子弟学校,也有各种业余的夜校。[11]

正因为田汉之弟田沅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当时叫李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又名徐瑛,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陈企霞之子陈恭怀在《我的父亲陈企霞》一书中说:“当时和父亲一起在工学团工作和任教的有柴川若(现北京市委离休干部)、徐瑛(即徐明清,工学团团长,现中央农村工作部离休干部)、李鹤(即江青)、王洞若、王东放、袁超俊(又名严皋)等人。”[12]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拮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泾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

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又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1932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1933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13]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霞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由徐明清为介绍人,加入共青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后来,江青向美国记者维特克这么叙述自己初到上海的经历:

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通过田汉找党。我知道有个“春秋剧社”是左翼的。田汉住哪里不知道,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这是冒生命危险。每天找春秋剧社,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的戏剧工作者,要找田汉,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带我去见了田汉。田汉叫我哪也别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问题。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就信任我了。

过了几天,田汉、周扬、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要我放下关系,党的关系可以接上。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两个电影公司靠拢我们。还有剧社,问我上不上舞台,甚至问上不上银幕,我拒绝了。

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基层工作。他们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学团”,那里很荒凉。“晨更”与陶行知有关系,我们募捐,有时找陶。陶很爱护青年,我是被爱护者之一。

“晨更工学团”是义务学校,主要教工农子弟,还办店员补习班。我去时,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不顾那样的环境,老在屁股后追着,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请你把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你是官僚主义。谁敢批评他呀,从此我倒了霉,他弟弟是调走了,我的党的关系不给解决了。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

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党也会找到我的。当时上海有文总、左翼作家联盟、青年团左翼教联,都找了。我什么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