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蓝苹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对黄敬毕竟还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为这样，1936年春夏之交，她曾抛弃唐纳，又去北平跟黄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纳在济南自杀未遂，蓝苹姐姐发来电报，蓝苹才赶往济南，不得不和唐纳携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原是李大钊之子李葆华。1937年2月，李葆华调离北平。据当时跟黄敬一起共事的陈伯达向笔者叙述[45]：“柯敬史同志宣布黄敬、林铁和我组织‘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庆施。“三人委员会”，相当于市委书记。也就是说，中共北平市委由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负责。
不久，黄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据陈伯达回忆，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会议，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会议定在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即海伦·斯诺）同行。
黄敬很早就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所以斯诺曾说：“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俞大卫，亦即黄敬。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延安采访，住了四个月，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斯诺的延安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也出了大力。
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斯诺夫人在几篇文章都谈及“大卫·俞”—黄敬：“大卫·俞告诉我，共产党5月份要在延安召开一个会议，这将是中共领导人的一次空前盛会。如果我能及时到达，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平时总是被敌人的封锁线所隔离，相距数百或数千英里。大卫作为华北代表要上那儿……”[46]
斯诺夫人还说：“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启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后常来我家，……他对我谈了5月延安举行共产党代表大会。大卫是北京共产党的书记（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他说他同我应坐同一次车前往，但要假装彼此并不相识。我们就这样做了。”[47]
据斯诺夫人的《延安采访录》和《续西行漫记》两书所载，她是1937年4月21日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她在郑州给斯诺发信说，“W在火车上病了，他晕车。D平安无事，我把铅笔等物送给了他，他似乎很喜欢。”
此处的“D”，即“大卫·俞”，亦即黄敬。“W”即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的儿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笔者在美国旧金山采访了王福时先生[48]。
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黄敬离开西安。4月30日，抵达延安，斯诺夫人说“我看见了第一颗红星”。
5月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隆重举行。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
在延安，黄敬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看重黄敬。2001年11月，笔者在旧金山伯克利采访年已九旬的王福时先生时，他回忆说，他当时陪同斯诺夫人多次采访毛泽东，“两黄”在座，即黄敬与黄华。
斯诺夫人在《延安采访录》中，专门写了一节《同大卫·俞的谈话》，记述了黄敬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见解。她写道：“我记得他5月20日就离开了。”这表明，黄敬是5月20日离开延安的。
和黄敬一起去延安开会的北平代表，还有中共清华大学支部杨学诚，师大党支部林一山，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李昌。
黄敬回到北平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蓝苹以影响。
由于日军占领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处境很困难。中共中央北方局发来通知，要黄敬去太原。
笔者在访问陈伯达时[49]，据他回忆，黄敬此次与他同行。
当时，陈伯达离开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后，他带着妻子诸有仁、长子陈晓达坐船到了青岛。不久，黄敬也来到青岛。他们结伴，从青岛来到西安。
陈伯达由西安进入延安。黄敬则于1937年9月由西安到达太原。那时，周恩来、刘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黄敬向他们汇报工作后，奉命于1937年11月来到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后在那里担任中共晋察冀区党委书记、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平原分局书记。这样，黄敬没有进入延安，而是在晋察冀军区工作了多年。不过，有时他要去延安开会、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