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吴莉莉风波”，后来贺子珍在向王行娟回忆往事时，并不否认：
“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大姐（指贺子珍—引者注）谈到这里时很激动，说道：“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
她提起这段“公案”，使我想起了人家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于是问道：“大姐，说有一回你看见主席和一个外国女记者谈话，上去就给那个女记者一个耳光，是这样的吗？”
她笑了笑，未置可否，又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此后，便是日日夜夜、无止无休的思念，以及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失望的梦幻了。
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作为第三者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尽管江青在上海干过第三者拆散别人家庭的事，而贺子珍去西安，却跟江青毫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1937年9、10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1937年9、10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1938年5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1937年10月。
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从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所以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张闻天夫人刘英，当年曾与贺子珍一起去苏联。刘英这么回忆：
我同蔡树藩、钟赤兵和徐梦秋是1937年11月离开延安的，到西安时增加了一个贺子珍。她那时正怀着身孕，是同毛主席闹了别扭跑到西安去的，已经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打通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交通线，有条件把我们这些病号、伤号送到苏联去治疗。我们这一行中，蔡树藩打仗时被炮弹片削掉了右胳膊；徐梦秋冻坏双腿截肢；钟赤兵在长征中右腿负伤锯了。他们都要到苏联去配假胳膊、假腿。我在长征中犯下了肠胃病。这时又染上了肺结核，延安没有药治，送到苏联去。
我们一行到兰州时，遇上王明回国，斯大林派专机送他们，也到了兰州。王明架子大，要陈云同志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电报同延安联系飞机着陆等事，顺便看望我们，送我们一百美元改善生活。我们交给了办事处主任谢老（觉哉）。
在兰州，我们乘上运军火的飞机到迪化。这时，邓发已从苏联回国，担任迪化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从他那里知道，苏联1937年起肃反搞得很厉害，同被捕的苏联人稍有牵连的中国人不少被抓。同行的徐梦秋，听邓发讲了苏联情况很害怕，盛世才又留他，于是他就没有继续走，在迪化当了新疆的教育厅长。后来此人跟着盛世才叛变了。
从迪化坐汽车到阿拉木图后，我们就搭上了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直达莫斯科。在柳克斯公寓，王稼祥同志（这时他代替王明任驻国际代表）来，交代我们千万注意，不要同过去认识的苏联人和中国人随便接触、联系，不然要惹麻烦的。后来，为治疗方便，稼祥又把我们安排到郊外东方大学分校住。看病由苏联同志陪着，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即皇宫医院）。
我一直同贺子珍在一道。经过一年多治疗休养，我的肺病、肠胃病有很大好转，人也长胖了。她的情况却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养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葬在后面花园里。她伤心之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主席又不给她写信。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78]
贺子珍是在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不久，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她听说毛泽东重新结婚了，但是她一直将信将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直到1949年回国之后，她才确信自己走后被江青钻了空子，铸成大错。她大哭了一场。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