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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后悔终生

对于“吴莉莉风波”,后来贺子珍在向王行娟回忆往事时,并不否认:

“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大姐(指贺子珍—引者注)谈到这里时很激动,说道:“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

她提起这段“公案”,使我想起了人家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于是问道:“大姐,说有一回你看见主席和一个外国女记者谈话,上去就给那个女记者一个耳光,是这样的吗?”

她笑了笑,未置可否,又继续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此后,便是日日夜夜、无止无休的思念,以及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失望的梦幻了。

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作为第三者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尽管江青在上海干过第三者拆散别人家庭的事,而贺子珍去西安,却跟江青毫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1937年9、10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1937年9、10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1938年5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1937年10月。

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从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所以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

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张闻天夫人刘英,当年曾与贺子珍一起去苏联。刘英这么回忆:

我同蔡树藩、钟赤兵和徐梦秋是1937年11月离开延安的,到西安时增加了一个贺子珍。她那时正怀着身孕,是同毛主席闹了别扭跑到西安去的,已经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打通了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交通线,有条件把我们这些病号、伤号送到苏联去治疗。我们这一行中,蔡树藩打仗时被炮弹片削掉了右胳膊;徐梦秋冻坏双腿截肢;钟赤兵在长征中右腿负伤锯了。他们都要到苏联去配假胳膊、假腿。我在长征中犯下了肠胃病。这时又染上了肺结核,延安没有药治,送到苏联去。

我们一行到兰州时,遇上王明回国,斯大林派专机送他们,也到了兰州。王明架子大,要陈云同志来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电报同延安联系飞机着陆等事,顺便看望我们,送我们一百美元改善生活。我们交给了办事处主任谢老(觉哉)。

在兰州,我们乘上运军火的飞机到迪化。这时,邓发已从苏联回国,担任迪化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从他那里知道,苏联1937年起肃反搞得很厉害,同被捕的苏联人稍有牵连的中国人不少被抓。同行的徐梦秋,听邓发讲了苏联情况很害怕,盛世才又留他,于是他就没有继续走,在迪化当了新疆的教育厅长。后来此人跟着盛世才叛变了。

从迪化坐汽车到阿拉木图后,我们就搭上了西伯利亚大铁道的火车,直达莫斯科。在柳克斯公寓,王稼祥同志(这时他代替王明任驻国际代表)来,交代我们千万注意,不要同过去认识的苏联人和中国人随便接触、联系,不然要惹麻烦的。后来,为治疗方便,稼祥又把我们安排到郊外东方大学分校住。看病由苏联同志陪着,进城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即皇宫医院)。

我一直同贺子珍在一道。经过一年多治疗休养,我的肺病、肠胃病有很大好转,人也长胖了。她的情况却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养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葬在后面花园里。她伤心之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主席又不给她写信。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78]

贺子珍是在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不久,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她听说毛泽东重新结婚了,但是她一直将信将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直到1949年回国之后,她才确信自己走后被江青钻了空子,铸成大错。她大哭了一场。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