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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在重庆拒见江青

江青来到重庆之后,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105]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1942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1937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1938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很巧,笔者在1998年2月21日,得以采访年已古稀的陈璐。

那是我应邀去武汉签名售书,上午10时,当我来到汉口图书城准备为读者签名售书时,一位中年男子已在早早等候。他戴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壮实,一表人才,知识分子模样。他说从昨日的《长江日报》上见到我来武汉的消息,特地赶来。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唐纳的儿子红儿,你在《江青传》里写到我……”

我马上关切地问:“你的母亲陈璐女士呢?”

他答道:“她在汉口,已经78岁了。”

我在写《江青传》初版时,在上海曾请陈璐的友人回忆她以及红儿,但是未能采访她本人。所以一听说她就在汉口,离我所住的璇宫饭店不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采访机会。于是我问:“她的身体好吗?能够接受采访吗?”

他说,母亲除了患气喘病之外,没有别的病,能够接受采访。于是,我当即与他约好,晚上去看望他的母亲。

入夜,我在他的陪同下,来到他母亲家。三房一厅,刚刚装修一新。陈璐女士虽然年逾古稀,但是眉清目秀,穿一件花格毛衣,仍可见到当年演员的风韵。她演过许多话剧,如《雷雨》、《日出》、《风雪夜归人》、《少奶奶的扇子》等等。她在话剧中总是演正面人物。在话剧《红楼梦》中,她甚至担任林黛玉的A角和薛宝钗的B角。她也担任过电影演员。在电影中,她却总是演反面人物,要么演女特务,要么演堕落的舞女。

她不仅口齿清楚,而且思维也清晰。面对我的录音机,她娓娓话当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

由于日军进逼武汉,唐纳与大批文化人一起,从武汉退往重庆。重庆是当时中国的陪都──由于上海失守,首都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从1937年11月起迁往重庆,称重庆为“陪都”。

在山城,老朋友赵丹为唐纳牵红线,使唐纳结识了18岁的女演员陈璐。

陈璐是武汉人。当唐纳在武汉组织演出《中国万岁》时,初出茅庐的陈璐在武汉演《放下你的鞭子》。尽管都在演艺圈内,那时,陈璐并不认识唐纳。

当唐纳前往重庆,陈璐也来到重庆,先是参加四川旅外剧团,后来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工作。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汉口摄影场,也是从武汉迁来。许多左翼电影工作者加入了中制。赵丹也来到中制,认识了陈璐。

看到唐纳在山城孤身一人,赵丹有意把陈璐介绍给唐纳,便对陈璐说:“我有个好朋友,想见一见你。”陈璐问他,这位好朋友是谁?赵丹便向她介绍了唐纳的身世、为人……

陈璐记得,1938年3月的一天,由赵丹做东,请她和唐纳在重庆冠生园吃饭。

当赵丹带着她来到冠生园时,唐纳早已等在那里了。陈璐一进去,唐纳的双眼便紧紧盯着她。陈璐不好意思起来,对唐纳说:“你这么看着我,干吗?”唐纳一时语塞,就明知故问道:“你就是陈璐小姐吗?”赵丹抢着说:“这还用问?”这时,赵丹和唐纳都哈哈大笑起来。在笑声中,唐纳和陈璐算是认识了。

唐纳跟陈璐开始聊天。过了一会儿,唐纳的好友顾而已也应赵丹之邀来了。不言而喻,赵丹是请顾而已一起来敲边鼓的。顾而已当然不辱使命,在陈璐面前,替唐纳美言了一番。那天,四个人在冠生园笑语飞扬,演了一台热热闹闹的《喜相逢》。

唐纳年长陈璐6岁,跟陈璐一见倾心,坠入爱河。唐纳频频约她去骑马,去重庆南温泉游泳。唐纳亲热地喊她“璐璐”,她则叫唐纳“罗平”。他们以闪电的速度结婚。为了纪念他们的相识之处,婚礼也是在冠生园举行。重庆文艺界的朋友们赶来,向这对新人表示祝贺。

蜜月是在日军隆隆的轰炸声中度过。唐纳和陈璐起初住在一家旅馆里。在空袭警报声中,这家旅馆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无可奈何,他们只好借住到赵丹家里。那时,赵丹在山城的临时住处也很局促,只有一个房间。于是,权且在房间里拉上一道帘,这边住着赵丹和叶露茜,那边住着唐纳和陈璐。空袭警报声频频响起,他们不时要翻山,躲进防空洞。

1938年10月,唐纳与陈璐经越南河内,到达香港。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乘船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和陈璐住在海格路(今华山路)、江苏路口。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却已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虽和陈璐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千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天苍苍,海悠悠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

陈璐在上海当演员。唐纳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的含义是与“蓝苹”相对。

唐纳带陈璐去苏州老家。唐纳的母亲十分喜欢陈璐。陈璐记得,唐纳的母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颇有文化修养。

陈璐怀孕了。唐纳从海格路搬到瑞金一路。那里是法租界。婆婆来到上海,照料临产的媳妇。婆婆说,苏州老家院子里的大树上,正巧结了一个鸟窝,是个吉兆呢!婆婆盼望媳妇生个儿子,早早地开始做小男孩的衣服。

唐纳从来没有做过父亲,当然更加细心地照料着陈璐。他听说私人医院的服务比公立医院更加周到,就安排陈璐到上海美琪大戏院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检查。开设这家医院的丁明泉医生,曾留学德国,医术高明。

1940年5月1日清早,陈璐感到腹痛。婆婆和唐纳急送陈璐到那家私人医院。陈璐上了产床,婆婆坐在一侧陪伴着她。临产时,婆婆紧紧捏着她的双手。上午10时,陈璐在那里生下一个男孩,唐纳和婆婆高兴得手舞足蹈。

分娩后,卫生员用担架抬着陈璐到了病房,放下担架时动作稍微重了一点,向来细声细语的唐纳,这时大声吼道:“你们怎么这样粗心!她刚生完孩子,浑身‘散架’,一受碰撞,将来骨头合不拢,还得了!”陈璐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

唐纳为儿子取了奶名,叫“红儿”。按照苏州人的习惯,叫作“红倌”──唐纳本人的奶名,就叫“仁倌”。不言而喻,这“红儿”、“红倌”,都是从唐纳为陈璐所取的艺名“红叶”演绎而来的。

由于儿子出生于5月1日,正值国际劳动节,唐纳为儿子取名“马均实”,意即“均分劳动果实”。

儿子的出生,使唐纳沉浸在欢乐之中。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以便专心照料陈璐母子。唐纳的母亲则按照苏州习俗,每天炖冰糖桂圆汤给陈璐吃,总共吃了一百天。

当时的上海,在日本的统治下,进步文化人只能在租界里活动。即便这样,也不能演出或者拍摄宣传抗日的作品,只能以《木兰从军》这样以古喻今的作品间接地进行抗日宣传。那时的租界成了“孤岛”,进步文化也就成了“孤岛文化”。

陈璐在唐纳的帮助下,进入“孤岛”电影界,在上海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乱世风光》直面租界“孤岛”生活的现实: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奸商骄奢淫逸,一面是穷苦百姓水深火热。

影片结尾时,响起柯灵作词的主题歌:

让新的生长, 让旧的灭亡, 我们是青年一代, 我们是人类的栋梁……

这部影片公映不久,受日军的威胁,连租界当局也不得不下令禁映《乱世风光》。

除了拍电影之外,陈璐主要是担任话剧演员。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后台,陈璐有一间专用的化妆室。

当时,陈璐并不知道唐纳的政治身份,只知道他常常行踪机密。有一回,唐纳对她说:“如果我被捕,牵连了你,你就说‘我早就跟唐纳离婚了’!”陈璐听了愕然。

后来,突如其来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天清早,她所住的三楼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那时,唐纳不在家,他离沪秘密前往重庆了。陈璐和红儿以及保姆留在上海。保姆开了门,门外站着的竟是法国巡捕。巡捕问:“陈小姐在家吗?”陈璐应声而出。巡捕说,要她去巡捕房一趟。陈璐吃了一惊,连忙推说:“孩子还没有过早呢!”所谓“过早”,是道地的武汉话,意即“吃早饭”。巡捕却坚持一定要她马上就走。

陈璐下了楼,见到巡捕房的汽车停在楼下。她被带到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到了那里,巡捕倒显得很客气,一边给她喝咖啡、吃三明治,一边说希望她能好好合作。陈璐“过完早”,巡捕带她到另一个房间去。一个大块头巡捕开始对陈璐进行审问:“你是唐纳太太吗?”陈璐知道事情不妙,就按唐纳的嘱咐说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了,不再是唐纳太太了。”大块头接着问:“你知道,唐纳在哪里?”陈璐答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好几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大块头面对这位一问三不知的陈小姐,只好放她回去。

陈璐庆幸唐纳事先为她编好对付巡捕的“台词”,所以也就顺利过关。她来到兰心大戏院,全身心地投入《天罗地网》的排练。她万万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巡捕又来找她。

这一回,她来到巡捕房,大块头板起了面孔。原来,巡捕经过暗中调查,得知她根本没有跟唐纳离婚。所以,当她又一次声称自己跟唐纳已经离婚,大块头也就不客气了。她被关押在巡捕房。她说,唐纳不在上海,到底在哪里,她不知道。她强调自己正在“上戏”。她如果被关押在巡捕房,不去剧院,戏没法上演,剧团的经济损失谁负责?

审了几回,从陈璐嘴里得不到关于唐纳的线索,巡捕房把陈璐关押了三天之后,只得又一次把她放了。

回到家中,陈璐很快就发现,家门口有人盯着,直到夜里熄灯之后,盯梢的人才离去。白沉(后来在1955年担任电影《南岛风云》导演)来看望她,劝她赶紧把唐纳放在家中的进步书籍转移。陈璐找唐纳的把兄弟张静林商量,悄悄把这些书籍转移到他家。

过了半个多月,大约没有发现唐纳回家,楼下那盯梢者这才消失了。

唐纳从重庆回来了。

陈璐把那场虚惊告诉唐纳。唐纳笑道,他事先替她拟好的“台词”,还是派上了用场呢!他并没有把巡捕房为什么这样“关注”他的原因说出来。直到好多年之后,她才知道唐纳当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才使巡捕房对他格外注意。

经历了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日子。这时,重庆的“要员”们纷纷争着从重庆赶到上海“接收”(当时人们称之为“劫收”),而唐纳却奉命又一次从上海前往重庆。

临走,陈璐为唐纳整理行装,并送他上路。陈璐记得,分别时彼此间并无龃龉。意想不到,唐纳这一走,竟是她和唐纳八年夫妻生活的终结。

唐纳到了重庆之后,起初还给陈璐来信,渐渐的,信越来越少了。后来,陈璐才知道,唐纳在重庆已另有所爱。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材晋用》一文报道: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不过,另据报道,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康健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唐纳。1938年,由沈西苓导演、洪伟烈摄影,在重庆拍摄了电影《中华儿女》。康健在影片中演刘二嫂一角,而演刘二哥的则是赵丹。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矶)回忆:1945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偕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106]

据陈璐告诉笔者,唐纳母亲去世时,她携红儿前往苏州奔丧。婆婆平素待陈璐不错,她和红儿披麻戴孝,为婆婆送行。按照苏州习俗,每来一位吊唁的亲友,媳妇就得当场大哭一通,而且那哭声时高时低,时长时短,颇有节奏感。在苏州,陈璐为婆婆哭了一回又一回。

唐纳这次来到重庆,正值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那里举行举国瞩目的重庆谈判。

江青借口治牙,也来到重庆,只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江青曾打电话约见唐纳,却被唐纳一口回绝。唐纳深知,江青此举,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107]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1984年9月29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108]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面对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是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因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主要是出于炫耀。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3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1945年10月11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唐纳与康健因性格不合,终于分手,从重庆回到上海。这时陈璐已经与一位盐商结婚。

唐纳很爱红儿,他把红儿接走。那时,唐纳住在上海北面的虹口,与电影界朋友毛羽住在一起。唐纳在报馆工作,经常上夜班,到天亮才回家,白天则睡觉,正好与红儿的生活时间相反。红儿独自在家过夜,很害怕。这样,他不愿在父亲那里住。小小年纪,他从虹口换了几趟电车、公共汽车,回到母亲陈璐身边。

唐纳也知道自己照顾不了红儿,但是他思念红儿。他常常一大早用“的士”把红儿从陈璐家中接出来,陪他吃早点,然后送他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思南路口的明德小学。

后来,唐纳离开上海,去香港了。红儿在母亲陈璐身边生活。

1948年的一天,8岁的红儿在母亲家已经睡着,突然听见父亲急急的叫唤声。他醒了。父亲唐纳随即带着他外出。红儿记得,父亲带他到上海西区颇为僻远的凯旋路附近的二叔家。夜已深,父亲让红儿睡在二叔家的沙发上,然后和二叔外出。清早,当红儿醒来,父亲和二叔刚从外面回来。看得出,他们通宵未眠,在外面办事。父亲亲热地把红儿搂在怀里,同时向二叔交代一件件要办的事。

紧接着,父亲送红儿到母亲陈璐那里。他要走了,他亲了亲红儿的脸。这时,红儿见到热泪滚出父亲的眼眶。这是红儿平生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了。

父亲匆匆地走了。红儿万万没有想到,从此他竟然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