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来到重庆之后，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105]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1942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1937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1938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很巧，笔者在1998年2月21日，得以采访年已古稀的陈璐。
那是我应邀去武汉签名售书，上午10时，当我来到汉口图书城准备为读者签名售书时，一位中年男子已在早早等候。他戴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壮实，一表人才，知识分子模样。他说从昨日的《长江日报》上见到我来武汉的消息，特地赶来。他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是唐纳的儿子红儿，你在《江青传》里写到我……”
我马上关切地问：“你的母亲陈璐女士呢？”
他答道：“她在汉口，已经78岁了。”
我在写《江青传》初版时，在上海曾请陈璐的友人回忆她以及红儿，但是未能采访她本人。所以一听说她就在汉口，离我所住的璇宫饭店不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采访机会。于是我问：“她的身体好吗？能够接受采访吗？”
他说，母亲除了患气喘病之外，没有别的病，能够接受采访。于是，我当即与他约好，晚上去看望他的母亲。
入夜，我在他的陪同下，来到他母亲家。三房一厅，刚刚装修一新。陈璐女士虽然年逾古稀，但是眉清目秀，穿一件花格毛衣，仍可见到当年演员的风韵。她演过许多话剧，如《雷雨》、《日出》、《风雪夜归人》、《少奶奶的扇子》等等。她在话剧中总是演正面人物。在话剧《红楼梦》中，她甚至担任林黛玉的A角和薛宝钗的B角。她也担任过电影演员。在电影中，她却总是演反面人物，要么演女特务，要么演堕落的舞女。
她不仅口齿清楚，而且思维也清晰。面对我的录音机，她娓娓话当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
由于日军进逼武汉，唐纳与大批文化人一起，从武汉退往重庆。重庆是当时中国的陪都──由于上海失守，首都南京告急，国民党政府从1937年11月起迁往重庆，称重庆为“陪都”。
在山城，老朋友赵丹为唐纳牵红线，使唐纳结识了18岁的女演员陈璐。
陈璐是武汉人。当唐纳在武汉组织演出《中国万岁》时，初出茅庐的陈璐在武汉演《放下你的鞭子》。尽管都在演艺圈内，那时，陈璐并不认识唐纳。
当唐纳前往重庆，陈璐也来到重庆，先是参加四川旅外剧团，后来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工作。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汉口摄影场，也是从武汉迁来。许多左翼电影工作者加入了中制。赵丹也来到中制，认识了陈璐。
看到唐纳在山城孤身一人，赵丹有意把陈璐介绍给唐纳，便对陈璐说：“我有个好朋友，想见一见你。”陈璐问他，这位好朋友是谁？赵丹便向她介绍了唐纳的身世、为人……
陈璐记得，1938年3月的一天，由赵丹做东，请她和唐纳在重庆冠生园吃饭。
当赵丹带着她来到冠生园时，唐纳早已等在那里了。陈璐一进去，唐纳的双眼便紧紧盯着她。陈璐不好意思起来，对唐纳说：“你这么看着我，干吗？”唐纳一时语塞，就明知故问道：“你就是陈璐小姐吗？”赵丹抢着说：“这还用问？”这时，赵丹和唐纳都哈哈大笑起来。在笑声中，唐纳和陈璐算是认识了。
唐纳跟陈璐开始聊天。过了一会儿，唐纳的好友顾而已也应赵丹之邀来了。不言而喻，赵丹是请顾而已一起来敲边鼓的。顾而已当然不辱使命，在陈璐面前，替唐纳美言了一番。那天，四个人在冠生园笑语飞扬，演了一台热热闹闹的《喜相逢》。
唐纳年长陈璐6岁，跟陈璐一见倾心，坠入爱河。唐纳频频约她去骑马，去重庆南温泉游泳。唐纳亲热地喊她“璐璐”，她则叫唐纳“罗平”。他们以闪电的速度结婚。为了纪念他们的相识之处，婚礼也是在冠生园举行。重庆文艺界的朋友们赶来，向这对新人表示祝贺。
蜜月是在日军隆隆的轰炸声中度过。唐纳和陈璐起初住在一家旅馆里。在空袭警报声中，这家旅馆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无可奈何，他们只好借住到赵丹家里。那时，赵丹在山城的临时住处也很局促，只有一个房间。于是，权且在房间里拉上一道帘，这边住着赵丹和叶露茜，那边住着唐纳和陈璐。空袭警报声频频响起，他们不时要翻山，躲进防空洞。
1938年10月，唐纳与陈璐经越南河内，到达香港。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乘船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和陈璐住在海格路（今华山路）、江苏路口。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虽说唐纳人在上海，他的话剧《中国万岁》却已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排演，在重庆搬上舞台。一时间，山城关注，对此剧颇予好评。
虽和陈璐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千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天苍苍，海悠悠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
陈璐在上海当演员。唐纳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的含义是与“蓝苹”相对。
唐纳带陈璐去苏州老家。唐纳的母亲十分喜欢陈璐。陈璐记得，唐纳的母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颇有文化修养。
陈璐怀孕了。唐纳从海格路搬到瑞金一路。那里是法租界。婆婆来到上海，照料临产的媳妇。婆婆说，苏州老家院子里的大树上，正巧结了一个鸟窝，是个吉兆呢！婆婆盼望媳妇生个儿子，早早地开始做小男孩的衣服。
唐纳从来没有做过父亲，当然更加细心地照料着陈璐。他听说私人医院的服务比公立医院更加周到，就安排陈璐到上海美琪大戏院附近的一家私人医院检查。开设这家医院的丁明泉医生，曾留学德国，医术高明。
1940年5月1日清早，陈璐感到腹痛。婆婆和唐纳急送陈璐到那家私人医院。陈璐上了产床，婆婆坐在一侧陪伴着她。临产时，婆婆紧紧捏着她的双手。上午10时，陈璐在那里生下一个男孩，唐纳和婆婆高兴得手舞足蹈。
分娩后，卫生员用担架抬着陈璐到了病房，放下担架时动作稍微重了一点，向来细声细语的唐纳，这时大声吼道：“你们怎么这样粗心！她刚生完孩子，浑身‘散架’，一受碰撞，将来骨头合不拢，还得了！”陈璐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
唐纳为儿子取了奶名，叫“红儿”。按照苏州人的习惯，叫作“红倌”──唐纳本人的奶名，就叫“仁倌”。不言而喻，这“红儿”、“红倌”，都是从唐纳为陈璐所取的艺名“红叶”演绎而来的。
由于儿子出生于5月1日，正值国际劳动节，唐纳为儿子取名“马均实”，意即“均分劳动果实”。
儿子的出生，使唐纳沉浸在欢乐之中。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以便专心照料陈璐母子。唐纳的母亲则按照苏州习俗，每天炖冰糖桂圆汤给陈璐吃，总共吃了一百天。
当时的上海，在日本的统治下，进步文化人只能在租界里活动。即便这样，也不能演出或者拍摄宣传抗日的作品，只能以《木兰从军》这样以古喻今的作品间接地进行抗日宣传。那时的租界成了“孤岛”，进步文化也就成了“孤岛文化”。
陈璐在唐纳的帮助下，进入“孤岛”电影界，在上海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乱世风光》直面租界“孤岛”生活的现实：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奸商骄奢淫逸，一面是穷苦百姓水深火热。
影片结尾时，响起柯灵作词的主题歌：
让新的生长， 让旧的灭亡， 我们是青年一代， 我们是人类的栋梁……
这部影片公映不久，受日军的威胁，连租界当局也不得不下令禁映《乱世风光》。
除了拍电影之外，陈璐主要是担任话剧演员。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后台，陈璐有一间专用的化妆室。
当时，陈璐并不知道唐纳的政治身份，只知道他常常行踪机密。有一回，唐纳对她说：“如果我被捕，牵连了你，你就说‘我早就跟唐纳离婚了’！”陈璐听了愕然。
后来，突如其来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天清早，她所住的三楼忽然响起了敲门声。那时，唐纳不在家，他离沪秘密前往重庆了。陈璐和红儿以及保姆留在上海。保姆开了门，门外站着的竟是法国巡捕。巡捕问：“陈小姐在家吗？”陈璐应声而出。巡捕说，要她去巡捕房一趟。陈璐吃了一惊，连忙推说：“孩子还没有过早呢！”所谓“过早”，是道地的武汉话，意即“吃早饭”。巡捕却坚持一定要她马上就走。
陈璐下了楼，见到巡捕房的汽车停在楼下。她被带到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到了那里，巡捕倒显得很客气，一边给她喝咖啡、吃三明治，一边说希望她能好好合作。陈璐“过完早”，巡捕带她到另一个房间去。一个大块头巡捕开始对陈璐进行审问：“你是唐纳太太吗？”陈璐知道事情不妙，就按唐纳的嘱咐说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了，不再是唐纳太太了。”大块头接着问：“你知道，唐纳在哪里？”陈璐答道：“我跟唐纳已经离婚好几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大块头面对这位一问三不知的陈小姐，只好放她回去。
陈璐庆幸唐纳事先为她编好对付巡捕的“台词”，所以也就顺利过关。她来到兰心大戏院，全身心地投入《天罗地网》的排练。她万万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巡捕又来找她。
这一回，她来到巡捕房，大块头板起了面孔。原来，巡捕经过暗中调查，得知她根本没有跟唐纳离婚。所以，当她又一次声称自己跟唐纳已经离婚，大块头也就不客气了。她被关押在巡捕房。她说，唐纳不在上海，到底在哪里，她不知道。她强调自己正在“上戏”。她如果被关押在巡捕房，不去剧院，戏没法上演，剧团的经济损失谁负责？
审了几回，从陈璐嘴里得不到关于唐纳的线索，巡捕房把陈璐关押了三天之后，只得又一次把她放了。
回到家中，陈璐很快就发现，家门口有人盯着，直到夜里熄灯之后，盯梢的人才离去。白沉（后来在1955年担任电影《南岛风云》导演）来看望她，劝她赶紧把唐纳放在家中的进步书籍转移。陈璐找唐纳的把兄弟张静林商量，悄悄把这些书籍转移到他家。
过了半个多月，大约没有发现唐纳回家，楼下那盯梢者这才消失了。
唐纳从重庆回来了。
陈璐把那场虚惊告诉唐纳。唐纳笑道，他事先替她拟好的“台词”，还是派上了用场呢！他并没有把巡捕房为什么这样“关注”他的原因说出来。直到好多年之后，她才知道唐纳当时参加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这才使巡捕房对他格外注意。
经历了漫长的八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日子。这时，重庆的“要员”们纷纷争着从重庆赶到上海“接收”（当时人们称之为“劫收”），而唐纳却奉命又一次从上海前往重庆。
临走，陈璐为唐纳整理行装，并送他上路。陈璐记得，分别时彼此间并无龃龉。意想不到，唐纳这一走，竟是她和唐纳八年夫妻生活的终结。
唐纳到了重庆之后，起初还给陈璐来信，渐渐的，信越来越少了。后来，陈璐才知道，唐纳在重庆已另有所爱。
唐纳来到了重庆，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做点工作，算是有碗饭吃。后来，剧社解散，唐纳陷于困苦之中。唐纳一度心境烦闷，又一次自杀而未遂。
江青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唐纳的困境，她托人每月捎十元钱给唐纳。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中国业余剧社，和冯亦代分别任正、副社长。只是因上座率不佳，剧社又陷于困顿之中。
不过，当江青来到重庆医治牙病之时，唐纳却已从困苦中解脱，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新的得意之职。
据当时《电声周刊》的《唐纳楚材晋用》一文报道：
蓝苹的前夫唐纳，他原名马骥良，笔名罗平，现已易名耀华。他原先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精通中英文，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是一位意识正确的影评人。也曾加入过明星、艺华及电通等影片公司主演过几部片子。
他和前进影人蓝苹，曾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过集体结婚，然而，也许是为了他个性的懦弱，终于遭了蓝苹的遗弃，他一时曾恋恋不舍，闹了几次自杀的活剧。……
现在，唐纳已在重庆，他得了友人介绍，荣任苏联大使的秘书常追随于苏大使左右，有时同搭飞机，甚为得意。今日唐纳，倘使想起往昔一度自杀于济南的情境，心中也会觉得哑然失笑吧！
不过，另据报道，唐纳是受英国驻华大使馆之聘，在英国新闻处工作。
那时的唐纳，又另有所爱。唐纳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
康健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唐纳。1938年，由沈西苓导演、洪伟烈摄影，在重庆拍摄了电影《中华儿女》。康健在影片中演刘二嫂一角，而演刘二哥的则是赵丹。
唐纳和康健，在重庆一度打得火热：“据当时在重庆中国工矿建设协进会工作的话剧导演张铭（现侨居美国洛杉矶）回忆：1945年上半年，唐纳穿着高档入时的全白西服，偕其女友康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员）登门造访张铭，请张专为康健推荐并排演一出话剧，冀以作为她在重庆的‘打炮戏’，其所需经费等将全部由唐纳承担。接着唐纳又为追悼其苏州的嗣母而于重庆罗汉寺大做其阴寿，曾邀不少亲友，以及诸如郭沫若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其时康健以主妇身份出现，与唐纳同戴黑纱而主持遥祭仪式。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两人又告分手。”[106]
据陈璐告诉笔者，唐纳母亲去世时，她携红儿前往苏州奔丧。婆婆平素待陈璐不错，她和红儿披麻戴孝，为婆婆送行。按照苏州习俗，每来一位吊唁的亲友，媳妇就得当场大哭一通，而且那哭声时高时低，时长时短，颇有节奏感。在苏州，陈璐为婆婆哭了一回又一回。
唐纳这次来到重庆，正值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那里举行举国瞩目的重庆谈判。
江青借口治牙，也来到重庆，只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江青曾打电话约见唐纳，却被唐纳一口回绝。唐纳深知，江青此举，多半是出于炫耀，倒不是出于私情。
江青来到重庆，曾打电话约见唐纳，是确有其事的。
唐纳的老朋友徐铸成曾写及：“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这位过气的演员，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107]
崔万秋也和唐纳颇熟，也曾当面问过后来侨居巴黎的唐纳。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写道：
“我在和唐纳聊天时，顺便问他上述传闻确否，他承认有这件事。”
“从江青打电话给唐纳，我联想到她在上海时曾两度赴北平访问俞启威……”
虽然唐纳拒见江青，出人意料的是，唐纳却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唯一的一次短短的见面。关于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1984年9月29日下午，唐纳在巴黎曾跟从台湾来访的老朋友陈纪滢说及。
后来，陈纪滢在《巴黎幸遇唐纳》一文中，记述了唐纳的谈话：
纪滢兄，您知道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觉奇怪，何以有我？可能因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着我的手，瞪着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108]
陈纪滢的这一段记述，可以说是极为精彩和珍贵。在其他关于江青的传记中，要么没有提及此事，要么说唐纳“面对毛的宽阔、安详的脸”，“突然绕到摆满食品的桌子对面，步出大厦”，两人“没有握手”。
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反映出他也知道江青往昔的婚事。
据徐明清告诉笔者，毛泽东并不封建，并不十分计较江青往昔的几度婚恋。正因为这样，当黄敬因病来延安住院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曾几度去医院看望过黄敬。
唐纳拒见江青，其原因由于他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显赫，见她会惹是生非；他却去见毛泽东，那不仅因为他持有请柬，名正言顺，而且出于好奇心理。
至于江青电话约见唐纳，主要是出于炫耀。她是希望让唐纳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气的“贵夫人”。她的好胜，她的好炫耀，向来如此。
江青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星期。她在那里，诸多不便，悄然搭飞机飞回延安。
毛泽东在重庆住了43天，进行了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于1945年10月11日，由张治中陪同，和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
唐纳与康健因性格不合，终于分手，从重庆回到上海。这时陈璐已经与一位盐商结婚。
唐纳很爱红儿，他把红儿接走。那时，唐纳住在上海北面的虹口，与电影界朋友毛羽住在一起。唐纳在报馆工作，经常上夜班，到天亮才回家，白天则睡觉，正好与红儿的生活时间相反。红儿独自在家过夜，很害怕。这样，他不愿在父亲那里住。小小年纪，他从虹口换了几趟电车、公共汽车，回到母亲陈璐身边。
唐纳也知道自己照顾不了红儿，但是他思念红儿。他常常一大早用“的士”把红儿从陈璐家中接出来，陪他吃早点，然后送他到霞飞路（今淮海路）、思南路口的明德小学。
后来，唐纳离开上海，去香港了。红儿在母亲陈璐身边生活。
1948年的一天，8岁的红儿在母亲家已经睡着，突然听见父亲急急的叫唤声。他醒了。父亲唐纳随即带着他外出。红儿记得，父亲带他到上海西区颇为僻远的凯旋路附近的二叔家。夜已深，父亲让红儿睡在二叔家的沙发上，然后和二叔外出。清早，当红儿醒来，父亲和二叔刚从外面回来。看得出，他们通宵未眠，在外面办事。父亲亲热地把红儿搂在怀里，同时向二叔交代一件件要办的事。
紧接着，父亲送红儿到母亲陈璐那里。他要走了，他亲了亲红儿的脸。这时，红儿见到热泪滚出父亲的眼眶。这是红儿平生第一次看见父亲哭了。
父亲匆匆地走了。红儿万万没有想到，从此他竟然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