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钻进延安
自从1935年5月踏进上海滩，张春桥混迹上海文坛两年多，发表了四十多篇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文章。1937年9月3日《立报》刊出署名张春桥的短文《武装民众》之后，他的名字便从上海报刊上消失了。
张春桥哪里去了？
难道他“最最会化名”，化了什么新名字？
直至1938年5月的《抗战文艺》周刊第1卷第5期登出署名张春桥的《汉奸吉思恭》，标明“延安通讯”。消息传到上海，人们才恍然大悟：
狄克钻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间谍。1938年3月17日，在延安陕北公学操场上，举行了公审汉奸吉思恭大会。狄克也在场，于是写了这篇“延安通讯”。
狄克是怎样钻进延安的呢？
在张春桥1950年亲笔填写的《简历表》上，“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候补及转党年月”一栏，这么写道：
1936年4月在上海经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
1938年8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1939年2月转正。
张春桥既然在1936年4月入党，怎么到了1938年8月又要“重新入党”呢？
那位“吴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对张春桥在上海的“入党”经过，说得最为清楚：
我1932年9月被捕，1935年7月从苏州反省院自首出来后去上海。1936年4、5月间，我（化名吴成志）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在1976年10月18日所写的证明也清楚表明：
1936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
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吴仲超 1976年10月18日
原来，张春桥在1936年4月所参加的是假共产党！可是，张春桥却把它写入自己的入党简历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写上“重新入党”的年月。
张春桥离开上海，跟江青相差无几，因为1937年8月13日，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
在日军统帅水野修身、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坐镇指挥下，日军第三、六、九、十一、一〇一、一〇五、一〇六、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六等师团和海军陆战队，共30多万人，突然袭击上海。“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了。
张春桥曾写过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胜利？》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37年10月4日的《国闻周报》（战时特刊第16期）。其中，记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当天的踪迹：
十三号的早上，我得到日本军队在八字桥向我军进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来，转到公共租界，往北区走去。我想看一看战争发生以后的人们。不但去看，还要深深地发掘，往他们心眼里钻，我还跑到杨树浦的工人区，跟他们谈，跟两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条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上海山阴路—引者注）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遥望天通庵火车站的烟火。重炮，机关枪的声音很清楚的随风飘过来。四周静静的，农夫们在晚霞里整理着南瓜黄瓜和别的菜蔬。
黄昏慢慢的后退了，夜占领了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声音一阵阵地传过来。火苗燃燃着跟黑烟卷在一起，叫啸着往上升。
是下午四点钟开的火，我到了夜里十二点才离开一群工友跑回来，在虹桥，日本兵布满岗位。过来外白渡桥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点钟的时候，我经过老靶子路。到闸北去的路完全断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着，不准走近通过的铁门往宝山路去，而且，铁门是上锁了。
就张春桥以上自述可以看出，20岁的他，富有社会活动力，能跑，能钻，能记，能写，已非等闲之辈。虽说论学问，论标点古书，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于政治。
上海站不住脚了。张春桥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前往济南。
张春桥在济南的行踪，从他发表在1938年4月5日《战地》半月刊第1卷第1期上的《韩复榘》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证出来：
“去年9月中我从淞沪战场退出来，到济南……”这表明他抵达济南是在1937年9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济南一个礼拜的时候，济南失守了。”日军攻占济南是在1937年12月25日，因此，张春桥离开济南的日子当为1937年12月18日。
在济南，张春桥度过了行踪诡秘的三个月。
济南。经五路小纬四路富润里，张家。张春桥的父母张开益、宋蕙卿都住在那里。
富润里却不见张春桥的影子。偶尔，夜深人静，狄克才在那儿露面。
张春桥在哪儿安身？
济南，指挥巷18号。挂着“冀鲁边区游击司令”头衔的复兴社山东省头目秦启荣，在会客室召见了秘密交通员胡彰武（原名胡宪文）。
“这里有两份密件，你务必亲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启荣的神色显得十分严肃，把两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给了胡彰武。他叮嘱道：“两封信里的一封，叫柏俊生马上妥交赵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后，赵君弼得讯，来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赵氏取出密信，当面交给了赵君弼。
赵君弼拆开密信，看后当即烧毁。密令只一句话，深深印在他的脑子中：“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赵福承，也就是赵福成、赵君弼，张春桥的同乡。此人与张春桥之父曾有过同事之谊。他生于1905年，比张春桥长12岁。后来，他用赵福成这名字。
赵福成颇有来历：1930年，他从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之后，便东渡扶桑，在日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1936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此后，他出任济南市警察局东关分局局长。他也是复兴社的山东头目。
1976年11月13日，赵福成写下这样的材料：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君弼，今年七十一岁，山东巨野县人，家庭地主。
1930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1931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1936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部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邱县长，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1936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由该校调查统计室主任王泰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
我参加复兴社后，回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榘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入延安。
1939年9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
内有两只密令。
第一只密令写：
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承留在济南，相机打入日伪组织，以资掩护而便工作，另有连［联］络人员去取情报。
冀鲁边区游击司令秦启荣（章） 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
第二只密令写：
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此致赵福承
秦启荣（章）民国二十六年九月×日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里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
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没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秘。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榘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井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榘。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礼（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1937年12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我听了张春桥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
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
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听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赵福成 1976年11月13日[123]
1950年，赵福成在劳改队曾写下这样的亲笔供词（节录）：
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系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赵福成写 1950年6月16日
■ 赵福成在1950年关于张春桥的交待
赵福成的这一供词，是在张春桥倒台之后，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案卷中查出的。
在供词中，“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颇为奥妙。1976年11月14日，赵福成对他1950年在劳改队亲笔供词写下说明：
关于我1950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所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
解放后1950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1937年9月，复兴社秦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入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之后，张春桥就果然去我家居住了。这年12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分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
1950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件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赵福成 1976年11月14日
就在赵福成接到秦启荣密令后一个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进了这位济南市警察局东关分局局长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独进独出，面孔总是那么刻板，嘴巴总是闭得那么紧。
1976年12月20日，胡彰武作如下的交待：
1937年7月我经秦启荣介绍在济南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充当机要交通员，经常为复兴社传送机要文件。1937年9、10月间，秦启荣在指挥巷十八号会客室，交给我两封密信，叫我给柏俊生送去。一封是给柏俊生的；另一封是叫柏俊生转给赵君弼（注：赵福成）的。秦启荣考虑到柏俊生文化低，怕他看不明白，还叫我嘱附他：把他的人都留在济南，参加日伪工作，把留下人的名单，填好年月日，听候命令。我将这两封信都交给了柏俊生。柏将给赵的那封信收下后说：“我交给君弼吧！”然后，柏将秦启荣给他的那封信拆开看，这时，我就把秦嘱附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关于秦启荣给赵君弼的那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124]（原名胡宪文） 1976年12月20日
赵正平也口述了证明材料《秦启荣要我给赵君弼传信的情况》：
1937年秋天，日寇侵入济南前，我为秦启荣转过一封信给君弼。信上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是赵君弼来我家时，我把这封信交给他的。[125]
赵正平 口述（章） 柏良 整理（章） 1976年11月26日
张春桥在日本侵占济南前离开了。后来，有人在山东单县见到了张春桥。
此人名叫汤静逸。1987年10月13日，95岁的汤静逸先生，在上海向笔者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
■ 张春桥填写的干部登记表否认自己曾经参加反动党团
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江苏省徐州专员兼总指挥。1937年的12月，我带部队进入山东，来到单县。单县的县长叫朱世勤。见面时，有一瘦瘦的青年在侧，看上去像个大烟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绍说，那青年是他的新来的秘书。并夸奖青年“小有才干”。我记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诉我，青年名叫张春桥。张春桥对我连连点头哈腰……
解放后，当张春桥的名字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起初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后来看到报上登的照片，认出来就是那个“小有才干”的张春桥。我感到奇怪，我、秦启荣、朱世勤都是复兴社的，这个张春桥怎么会钻进了共产党？
张春桥只在单县作短暂的勾留，过南京，抵武汉。他借助于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厅”里一个熟人的介绍，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
从张春桥一路上跟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接触，表明当时的张春桥的思想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也错综复杂。不过，复兴社的山东头目赵福成那句“我知张，张不知我”，表明张春桥已经到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的大门口，而他的脚尚未迈入。不然，那就是我知张，张亦知我了。
踏上延安那片红色的热土才几天，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的红星章。虽说是他向一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借来的，一借就不还了。这枚红星章，仿佛成了狄克的护身符。
这个“红皮萝卜”，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到达延安才两个月，他的“延安通讯”便写开来了：
会场是紧张活泼。……延水高声地唱着歌向东流。
“欢迎陕公（即陕北公学—引者注）唱歌”！
“欢迎党校唱歌”！
一阵阵的歌声，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样的歌声，轮流地从抗大、陕公、鲁迅艺术学院……的队列中发出来，清凉山嘉岭的山谷间响着回音。
“欢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刚回来，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里，唱了一个“老乡上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