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别大上海十二载，狄克终于回来了！
这一回，不再在福州路当张静庐手下的小伙计，却成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走马上任之后，张春桥才意识到这个“副”字，太碍手碍脚了。
正局长何人？大名鼎鼎的范长江，是《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震动全国的系列通讯的作者，曾任《新华日报》社社长、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有着很高的声望。
刚进上海，范长江还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
在范长江之下、张春桥之上，还有个副局长恽逸群。
比起张春桥来，恽逸群的资历要深得多：早在1927年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张春桥还不过是个10岁的娃娃。1935年，恽逸群铁笔一支，为上海《立报》写评论。在那几年之中，他“每天写的四五百字的评论，成为北至长城，南至两广、云南，西至甘肃、四川广大革命人民的主要参考材料，从那里揣摩时局动向和斗争的方针、方法。塔斯社奉命要逐日一字不漏地电告莫斯科……”后来，他进入解放区，出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有着这么两个在中国新闻出版界广有影响的人物在前，张春桥当个“老三”，做个“配角”，心中不是个滋味。
总算范长江走了，调往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而恽逸群成了正局长，兼《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
在张春桥看来，恽逸群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石头。
最使张春桥感到不快的是，恽逸群跟邓拓一样的嫉恶如仇，不留情面。诚如恽逸群在其自述中所言：“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这对表里一致的人本是平常的事，但对于心中有鬼者，就必然既怕且恨，就要置我于一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是个“心中有鬼者”，他想撬掉恽逸群这块大石头，苦于没有机会。张春桥对《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他宁可不要副局长的空名，巴不得拿到这把可以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恽逸群绊了一跤，张春桥趁隙而入，夺得了那把金交椅。
事情发生在1951年9月3日凌晨。
9月2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大本营三方代表，到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签字仪式，日本宣布正式投降。于是，9月3日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51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纪念日。
这天出版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新华社9月2日电讯，醒目的标题为：《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
然而，当人们翻开同日的上海其他报纸，发觉比《解放日报》多了一条电讯：《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
奇怪，《解放日报》为什么不登《斯大林大元帅电贺毛主席》呢？《解放日报》是党报，是否意味着中共对于斯大林大元帅有看法？
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上海新闻界，顿时议论纷纷。
消息飞快地传入恽逸群耳中。他风风火火赶往上海《解放日报》社，调查其中的缘由：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上海新闻界，通讯设备非常落后。新华社的电讯，要靠新华社华东分社接收、油印，然后派通讯员分送到各家报社。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先发，所以到了9月2日夜间，电文稿已分送到上海各报社。可是，斯大林的复电，是9月2日上午九时二十二分从莫斯科发出的。这时，相当于北京时间十四时二十二分，亦即下午二时二十二分。经过俄译中，再经过译成电码，发到各地，又花费不少时间。当新华社华东分社把斯大林复电稿送到上海各报社，已是9月3日凌晨三时。《解放日报》社总务科的一位同志收了电讯，以为是一般公文，没有在意，于是，9月3日的《解放日报》上，便漏登了斯大林的复电。
本来，这很明显是一桩因一时疏忽造成的新闻事故。为了挽回影响，恽逸群采取补救措施，在9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补发新华社9月2日电讯：《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
这“九三事件”，到此应该可以画上休止符。
可是，过于正直敢言的恽逸群，得罪过一些人。此时此刻，他们抓住“九三事件”狠狠地乘机攻击恽逸群。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便是张春桥。
面对种种责难，磊磊落落的恽逸群承担了“九三事件”的全部责任。
9月5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左下角，刊登了恽逸群的公开检查：
关于本报漏登《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电文的检讨
9月3日，新华社于晨十二时四十分截稿（应为零时四十分—引者注），三时又补发斯大林大元帅电毛主席祝贺抗日战争胜利日的稿件，这时，编辑部同志都已回宿舍，而总务科值夜班的同志又将稿件压下未通知编辑部同志，致将这一重要稿件遗漏了，造成严重政治错误。这是因为我们工作制度不健全及对工作人员教育不够所造成的；今后保证不重复同样的错误，除在此预先向读者致歉外，我们正遵照华东局的指示，继续进行深刻的检讨，并听候党委的审查。
社长 恽逸群
恽逸群的公开检讨，本来意味着“九三事件”的结束。不料，事态进一步扩大。几天之后，竟导致了他的下台！
张春桥取而代之，走马上任，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
这是一个通天的位置。作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政、军首脑人物聚晤，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经常的联系。
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他都马上知道。他了解上海的脉搏，上海的三教九流，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
这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职位。他可以利用报纸，捧一些人，压一些人。特别是报社的《内部情况》，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他的《内部情况》，三天两头要点一两个部、局以上领导干部的名。他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势力。
狄克今非昔比，成了上海的大员、要员。
那个被撬下台的恽逸群，从此蒙受了一连串的打击。
几个月之后，他受到“三反”运动的猛烈冲击，开除党籍，降为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
1955年，受潘汉年冤案牵连，他被捕入狱达11年之久。
1966年冬，他才终于出狱，被派往江苏阜宁县中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每月工资仅37元。他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文革”风暴又把他卷入无休止的批斗之中。直到1978年9月，73岁的他，才算被调往南京，在国家第二档案馆工作。他仅仅过了两个多月的人的生活，便于12月10日油尽灯灭，溘然去世。
在这位老革命、优秀中共党员、优秀新闻工作者、优秀学者离世几年之后，他的冤案才得到昭雪。
1973年7月8日，身处逆境的恽逸群在致胡愈之的信中，写下掷地有声的话语：“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为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圭未蹈虚愿。”
就在恽逸群一步步跌进地狱之际，张春桥直上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