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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蓬子出任左联执委

1930年3月2日下午,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今上海多伦路145号),三三两两来了许多陌生面孔。走进大门时,来者总是用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一眼。

鲁迅来了,画室(冯雪峰)来了,田汉来了,夏衍来了,潘汉年来了,姚蓬子也来了。六七十个人,挤满了不大的会场。

下午2时,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时刻,被庄严地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诞生。

会议的主角有二。那个穿长衫、留八字胡,操一口“绍兴官话”的长者,自然是最孚众望的鲁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装,往常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便是这个年仅24岁的“小伙计”—潘汉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

一老一少两主角,都在会上发表主旨性讲话。鲁迅讲话的记录稿经冯雪峰整理,后来发表在1930年4月《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目光,总是看得很远很远。他一边燃着纸烟,一边侃侃而谈。姚蓬子坐在离鲁迅不远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听见、听懂鲁迅的“绍兴官话”。鲁迅的话,曾经振动过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动他的灵魂。像穿云透雾一般,鲁迅的话敏锐而又深刻: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今常音译为“沙龙”—引者注),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无足靠。并且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鲁迅一口气列举了那高呼“法西斯万岁”的意大利作家邓南遮(1863—1938),那曾向往革命又隐入苦闷而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1895—1925),那苏联革命初期所谓“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1894—?),那个与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罗斯作家爱伦堡(1891—1967)以及中国清末的“南社”,再三敲响了警钟:“‘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4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 姚蓬子译《妇人之梦》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忡忡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姚蓬子又译为“果尔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30年2月付排,1930年3月就出版了。

姚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438页,从1930年11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1931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1937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姚蓬子译为“皮涅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 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 托尔斯泰(Alexey N. 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 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 Roma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 Lidin)的《青春》,略悉珂(N.N.Liashko)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 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译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话的必要。

第一,要将1921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迻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像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璧,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珂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风格,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1931年6月,蓬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1932年10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