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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蓬子为姚文元操碎了心

姚文元从重庆回到上海之后,于1946年夏进入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继续上初中。然而姚文元在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参加学生政治活动,这引起了姚蓬子的严重不安[147]:

艺中隔壁是务本女中,两校为校舍常常发生纠纷。艺中校方就借机挑动学生起来闹事。姚文元和许多学生一起参加了罢课请愿风潮,他甚至敢于带头出来和教育局的处长“说理”。最后他们才明白是被校方利用并最终出卖了。但是,姚文元的最大收获是,他的表现引起了学校进步学生王克勤、顾志刚的注意。他和一些进步学生经常通信往来,还给一个自办的杂志《新生》投稿。

在投机政治中吃了苦头的姚蓬子,坚决反对姚文元再走从政这条路。有一次,姚文元写给同学的一封信,因地址写错被退回。姚蓬子看到信中对政局不满,就严厉警告他:“你不要随便写来写去,搞政治会搞出事情来!”初出茅庐的姚文元当然不服气,也不知道父亲参加过中共又自首的经历,两人经常发生激烈争吵。

1947年,姚文元初中毕业,总算可以离开上海艺术师范附属中学,使姚蓬子松了一口气。姚蓬子期望儿子能够考上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虽然姚文元未能如姚蓬子所愿,但是姚文元考上了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今大同中学),那也是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一所中学。

虽说姚家离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一院颇远,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姚蓬子让姚文元每天来来回回挤公共汽车也无所顾惜。

儿子进了“大同”,姚蓬子总算放心了。儿子居然在课余还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更使姚蓬子欣慰,父亲所企望的和儿子所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做作家,做大作家。尽管姚文元跟父亲一样,并不是写小说的料—姚蓬子毕生没有写出过好小说,姚文元毕生没有发表过小说。

不过,作为作家的姚蓬子,为儿子培养了一个很好的习惯:从15岁起,姚文元就坚持每天记日记。

几十年来,姚文元一直恪守父亲的教导,从不间断地记日记。

即便是姚文元在“文革”中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忙得不亦乐乎,他仍忙里偷闲,写下日记。

后来,姚文元成为“阶下囚”,他在牢房里仍每日写日记。

不论历史对姚文元如何评价,姚文元毕竟已经深深卷入中国当代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姚文元的日记,成了这些重大事件的重要记录,因而富有史料价值。

笔者以为,将来在合适的时机,《姚文元日记》会分批出版。《姚文元日记》,将成为姚文元一生的重要著作。

诚如周佛海,人生道路崎岖,但是此公也数十年坚持记日记。如今,分卷出版的《周佛海日记》,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现代史的重要史料。

追根溯源,姚文元从小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不能不归功于父亲姚蓬子的引导。

1948年寒假里发生的一桩事,使姚蓬子深为不安。

那是1月28日晚上,大同中学一个姓王的同学突然来到了作家书屋,通知姚文元明天一早到学校去。

姚蓬子以为儿子返校开什么会,不料,第二天,儿子很晚才回家,说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

姚蓬子一盘问,才知道儿子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那时,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由于学校的训导处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上海同济大学全体同学从1月18日起实行罢课,并决定派出代表赴南京请愿。1月29日,上海27所学校5000多名学生云集同济大学,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派出3000多名军警前往镇压,逮捕200多名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声称要解散同济大学。大同附中是前往支援同济学生的27所学校之一。这一学生运动发生在1月29日,称为“一·二九”事件。

那个姓王的同学,叫王寿根,中共地下党员。

“胡闹!”姚蓬子听说儿子被同学拉去参加游行,颈部根根青筋怒胀。

“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姚蓬子摆出老资格,训斥17岁的儿子道,“你给我老老实实读书。你将来靠读书吃饭,不是靠游行吃饭!”

说实在的,姚蓬子吃够了“革命饭”。他知道被捕的滋味是什么。眼下,他的宝贝儿子要重蹈他的覆辙,他不由得怒火中烧。

他告诫儿子,不许再参加学生运动。

此后的报上,关于学生运动的报道中,不断出现“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字样,使姚蓬子暗暗为儿子担心。

确实,大同中学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活动十分活跃的中学。据记载:“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组织。1938年校内已有中共党员。1940年重建党支部。上海解放前夕已经有学生党员三十一名……”[148]

由于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2月3日,姚文元被大同大学附中一院张榜开除。由于中共地下党员王寿根的帮助,姚文元得以转入上海沪新中学继续念高中。

沪新中学,亦即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第一流的中学。日军侵占上海时,取缔了作为“江苏省立”的上海中学。该校迁至法租界顺昌路,更名为沪新中学,意即“新的上海中学”。

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学复校,沪新中学成为上海中学的一个部分。由于上海中学在上海郊区,而沪新中学在市区,报考沪新中学的人反而比上海中学多,尽管上海中学校舍宽敞舒适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的沪新中学拥有一千多名学生,分为理科和商科。姚文元插入理科二年级甲班。

正当姚蓬子为儿子进入沪新中学而高兴的时候,不料,就在开学的那一天—1948年9月1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放学回来,姚文元刚刚放下书包,脸上露出神秘的表情,他轻声地附在父亲耳边说:“爸爸,有件要紧的事,告诉你。”

有什么要紧的事呢?

姚文元向父亲说出事情的原委:“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跟我同桌的同学。我知道他叫崔之旺,可是他却说自己叫‘崔震’[149]。”

“你怎么会知道他本来的名字?”姚蓬子顿时警觉起来,因为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知道哪些人物是经常改名换姓的。

“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姚文元说道,“在大同附中时,我在高一的D班,他在B班。在‘一·二九’事件中,他是大同附中学生的领队,所以我认得他。那时候,他叫崔之旺。寒假一过,他就被大同附中开除了,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他是共产党……”

“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姚蓬子问儿子。

“他是大同附中学生运动的头头。他被开除以后,许多同学都说他是共产党。”

“你没有告诉他—你认得他?”

“没有。我们在大同附中不同班,他不认识我。我猜出他为什么进沪新中学就改了名字,不便把事情说穿。”

又过了几天,姚文元告诉父亲,崔震正巧住在我们家不远,放学时跟我同路。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回家。

不过,姚蓬子这一回并没有反对儿子与那个中共地下共产党员来往。不言而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上海,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姚文元喜欢看书。他的书包里,装着高尔基的小说,鲁迅的杂文集,悄悄在课桌上翻阅。自然,这引起了同桌的崔震的注意。

没几天,一件小事,使姚文元很不愉快:同学们熟悉之后,彼此取起绰号来了。贫嘴的同学孙志尚,给姚文元取了个雅号曰“摇头飞机”—因为姚文元八字脚,走起路来摇摇摆摆,正巧他又姓姚,跟“摇”同音。

在放学途中,姚文元对崔震说:“他们取笑我八字脚,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双脚为什么朝外翻?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我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作家书店,要跟许多左翼作家联系,重庆是山城,我天天跟父亲一起东奔西跑,天天爬山,把脚爬成了八字脚!”

“你的父亲是……”

“我的父亲也是左翼作家,叫姚蓬子。”借“八字脚”为由头,姚文元大加发挥,说出了心中想说的那些话,“我父亲是鲁迅的战友。瞿秋白、冯雪峰、胡风,都是他的好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早就非常向往……”

听了姚文元的话,崔震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暗暗记在心中。

崔震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那时,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在大力发展新党员。姚文元的名字,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之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悄然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