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在1955年初还相当活跃。
1955年2月，江青曾两度夜访著名电影导演史东山。
在本书第一章已经写及，当江青在1933年第一次从山东来到上海的时候，前往码头迎接她的就是史东山。当时，史东山是一位青年导演，奉左翼剧联（即左翼戏剧家联盟）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前来接待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
后来，史东山成了中国的名导演。特别是在1946年，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轰动了全国。
1955年2月23日，52岁的史东山猝死。
1955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一则消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史东山23日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52岁……”
《人民日报》的报道既然称史东山“逝世于北京医院”，言外之意是说史东山乃病死。从此对于史东山之死，一概称之为“病死”。
1955年6月《大众电影》发表唐忠琨的悼念史东山文章《可亲的老师》，把史东山“病死”说得更加具体：“很不幸，即将下厂的前几天，他突然病倒了，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患慢性肝炎……当许多工作需要他去做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将他的生命夺去了！”
虽然当时对史东山之死统一口径是“病死”，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渐渐浮出水面。令人震惊的是，史东山是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
史东山是个乐观、直率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自杀呢？
在史东山自杀前，江青在两名警卫的陪同之下，两度前往史宅，登门拜访。据说，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她关心电影界，于是她就登门看望史东山。
她与史东山单独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是，自从第一次谈话之后，史东山就一下子变得闷闷不乐，沉默寡言。
没几天，江青又突然来访。
江青走后，史东山双眉紧锁。
妻子华旦妮问他。他只蹦出一句话：“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
几天后，史东山便自杀离世。
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异常震惊。按照当时的规定，自杀者是不能开追悼会的，周恩来破例批准为史东山开追悼会。
史东山之死，在“文革”中才被重新提起。1969年，显赫一时的江青写下这样的批示：
“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
“华旦妮是军统特务。”
据云，江青结仇于史东山，是因为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初入电影圈的时候，曾希望在史东山导演的影片中担任角色，被史东山拒绝。
至于江青在1955年2月，究竟跟史东山谈了些什么，直到2004年12月，95岁的华旦妮因病住院。在临终前，她向女儿史大里说出了隐藏在心中半个世纪的秘密。那是在江青两次到史宅访问之后：
仅一周，史东山的眼窝便深深地塌陷，身体十分虚弱。华旦妮十分担心，陪着他说话。史东山告诉她，胡风等人已被内定为“反党集团”，行将在全国铺开清查运动，江青暗示，他参与了胡风文艺小集团的活动，要他“不可执迷不悟”，马上起来揭发胡风。此前，毛泽东讲过“对二老（指蔡楚生和史东山）要客气一点”，所以江青两次找他，给他一个“客气”的警告。
江青还严厉地说：“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电影部分就是你写的，是反党反人民的，你必须反戈一击。”
作为胡风的老朋友，他是难脱干系了！
几天后，史东山服过量安眠药自杀了。
史东山的遗书很快上交，不知去向了，但华旦妮牢记了主要内容，几乎全是丈夫的自我表白：他跟胡风是老朋友，上下级，不是文艺小集团成员；尽管他赞同胡风的看法，可那份三十万言书，事前他不知道，没有写过一个字；他表示对大一统的文艺格局“不快活”、“不同意”，如他这样从国统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受到歧视和排斥，他十分愤怒；对于批判胡风和文艺整风，他觉得很恶劣，难以忍受。
华旦妮清晰地记得遗书里的一句话：“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刚毅如山的史东山，当然不可能对老朋友落井下石，但又无法摆脱无休止的逼迫，更不甘心忍受屈辱。于是，不诬人也不自诬，自杀以求人格的清白，就成了一代名导的最终选择。[173]
江青在1955年2月两度夜访史宅，表明江青当时相当活跃。
此后不久，江青便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1955年7月，她第三次前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
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1956年夏天江青第四次前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在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则这样记述江青：
江青又一次旧病复发了。她的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样。她所有的医生都被召集起来会诊，妇科医生诊断她患有子宫癌。
她回忆起在1955年，她不得不被送到苏联做证实是无效的医疗检查。因为在那些年月，苏联医生不相信“细胞原理”。因而，苏联医生否决了她去苏联前中国医生所做的诊断。
直到1956年她的中国医生才注意到大概损坏的细胞开始冲破子宫膜。在他们的判断中，两种治疗方法是可行的，外科手术或射线疗法。由于她以前因肝病做的外科手术引起了腹部粘连，她不能再接受外科治疗，那就只有搞射线疗法了。
她发现镭治疗太使人痛苦了，钴60更强烈，无法忍受。既然她也不能忍受他们的治疗，她的医生简直无法救她。因此，他们建议她回莫斯科，让俄国医生再一次接管治疗。
她知道她虽然病重，但她无法接受再次离开中国的想法，不知道她在离开后将发生什么。因此她强烈反对他们的决定。但最终仍无济于事。毛主席第一次安排了一个女妇科医生陪同她出国。这是她的第四次俄国之行（应是第三次苏联之行—引者注）。
她记得到达莫斯科后就完全衰弱了，不断地发高烧。她知道她得了可怕的病，指望康复十分渺茫。当她的情况被估量到允许进医院时，苏联医生说他们不能接受她，因为她的白细胞数低到了三千，镭射治疗的一个方面的影响会使她对传染病的抵抗力很低。她的妇科医生和助手发疯似的告诉医生说既然他们的医院有病床就应该让她住院。他们妥协了，而且第一次允许她让中国医疗专家守在她的床边。他们对她“过量”使用钴60。她失去知觉。她坚信她骨髓都受到了损害。然后他们给她输血，但每次输血使她烧得更高，因此整个治疗方案被称之为适可而止。
停止治疗，苏联医生认为莫斯科郊外的新鲜空气更有益于健康，于是他们把她送到郊区疗养院。这是一个显然他们不再对她负责的地方。
那年冬天是刺骨的寒冷。疗养院的医务人员试图将她放到摄氏零下20度的空气中去“治疗”她。她的视力都斜了，所有的图像都变得模糊不清和变了形状，她的双腿严重颤抖以致她没有支撑就不能站起来。在她的记忆中，那个梦魇似的冬天转到了春天，春天又到了夏天。经过一长段对她的任意观察，她的医生庄严的宣布说她还患有“软骨病”。她突然大笑一声，回忆起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陕西北部，很多同志患有他们所称的“软骨病”。这种情况是缺碘和钙而引起的。但这一次断定她患有“软骨病”的真正目的，是想找个理由将她脱手，以便把她送回到城市医院里去。
城里医生现在给她使用最有力的治癌武器。第一次，继而第二次、第三次使用钴治疗。这样大剂量的用药，削弱了她的身体，使得她时常需要供氧。
当她能振作精力时就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停止钴治疗法；第二，送她回国。提要求是一回事，行动则是另一回事。苏联的医疗界是严格地区分等级的，这就意味着，另一个医师或医疗教授以他自己的权力担负起他的一个病例的责任，如果没有得到他的上级的认可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又一次昏迷过去，这时才找到一个教授在那关键的时刻来看她的病情。她告诉他们说她极想回国，但没有人听她的话。城里的医生，显然因他们治疗无效而感到懊恼，又安排她回到不在他们权限之内的郊区疗养院。
通过这些日子，毛主席知道她极想回国。然而他也知道苏联医生准备的医疗报告的详情。在周总理被派往莫斯科去进行政府谈判时，他到医院看望了她。是他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说要她留在莫斯科，直到她显然康复为止。总理在医院时，他与医务人员谈了话，研究了她病情的报告，以便自己判定她的情况到底怎样。当诊断和治疗的图像开始出现时，他对苏联医生所做的和没有做的大发雷霆。
她仍很高兴地见到了总理，因为她企图尽其所能跟上国内外政治形势。一天，总理带了鲍罗丁女士和程砚秋到她的床边看望她，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为了逗她乐，程砚秋表演了哑剧。
她待在苏联的时间越长，病情就更恶化。她反复乞求回中国去。最后，他们让她走了。在回中国的飞行途中，她全身皮下出血。
毛泽东1956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174]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钴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据江青秘书杨银禄说：
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宫颈癌恶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医院里。她这次的病很重，身体衰弱，情绪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险。在给她做放射治疗时，一边输血一边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脱离了危险。她吃不惯苏联的饭菜，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飞机运去了活鱼、香蕉、苹果、茄子、西红柿和其他新鲜蔬菜。在她情绪比较好的时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发出邀请，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请她并谈她的健康问题，江青面带微笑。回到别墅，江青觉得在克里姆林宫没有吃饱，坐下来又吃中国可口的饭菜。[175]
卡尔图诺娃回忆说：
江青1957年再次来莫斯科时，我已不在中央机关工作，而是去读研究生了。有一天N.C.谢尔巴科夫打电话给我，说我的一位“老熟人”又来莫斯科郊区了，想同我见见面，并请我带我的女儿伊琳娜一起来。
我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午饭后我们同江青漫步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她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她很快就累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江青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1957年春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美国记者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评论江青与毛泽东的关系，倒是入木三分：
回过头来看延安时代，作为一个年轻的妻子，一个无名的同志，江青意识到了：性只关系到第一回合，支持长期利益是权力。
也许江青没有意识到，这个判断概括了她不寻常的生活：少女时代的坎坷导致了她跟最高领导人的婚姻，而这个婚姻的纽带又因她对权力的追求而松弛；她经过成功的个人斗争，取得了别的女人得不到的地位，并使得主席不仅因她是一个女人而对待她，而且要把她当作一个不受任何男人控制的政治人物来看待她；她还赢得了主席的一些同事对她个人的尊敬和重视，虽然他们有时抱怨她阻挡了他们通向毛主席的道路；她跟群众保持某种个人联系，而各种类型的统治者很容易切断这种联系；她不仅打破了老一代树立的某些政治、文化标准，而且制造了影响国家和历史的她自己的标准，当然是一种简单的破坏性的标准。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则这么谈及江青和毛泽东的关系：
江青对工作人员的奴隶主工作作风，连毛主席也无可奈何。他知道江青对哪个态度恶劣，便会找哪个同志道歉：“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计较。”
有一次，一位护士到毛主席处要求离开江青，毛主席说：“我知道江青不好，不要多说了，看在我的分上。”主席有时被江青扰得心烦，只好与卫士谈心诉苦，后悔与江青结婚，说现在离婚，同志们有看法；不离婚，又背了个政治包袱，只好凑合着过了。
虽然分居多年，但仍未忘夫妻之情的毛泽东主席，最后终于无法忍受江青的倒行逆施。1975年7月，他在一封信件上对江青作了这样的指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尽管指示没有执行，但江青的末日已经临近了。然而，对毛主席来说，至死也未能摆脱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作为毛主席的妻子，江青长时期与丈夫和孩子吃不到一起，住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玩不到一起，使家庭处在解体的状态中。不能给丈夫以温馨，不能给孩子以母爱，而只知一味地贪婪地索取，给丈夫带来无休止的烦恼，一个家庭的悲剧正是从这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