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给江青总结出“四怕”：一怕风，二怕光，三怕声，四怕冷与热。
1959年冬，王敏清受组织分配，担任江青的保健医生。
王敏清，也就是前文曾写及的王世英的儿子。当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时，王世英曾上书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坚决反对这一婚姻。
由于王世英解放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他的学医的儿子王敏清也就被视为政治可靠，在中南海保健局工作。也真是冤家路窄，王敏清被分配到江青那里当保健医生──不过，江青并不知道王世英当年上书张闻天之事，王敏清也不知道此事。
笔者的文友王凡采访了王敏清，这么记述王敏清眼中的江青：
王敏清被确定为保健医生后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东省委东山招待所小岛二号楼。初次见面，江青对王敏清很客气，她坐在沙发上，让他坐在了她旁边的沙发上，并吩咐服务员给他沏茶。后来，王敏清了解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能享受在江青住所中同她平坐在沙发上待遇的人很少。
“我刚接手工作时，江青身边的服务人员有七八个：殷曼丽、程美英、李强华三位护士，负责医疗护理方面工作；李连成担任警卫，还要负责江青的生活，以及同广东省有关部门的联络；广东省委警卫处干部张荣，也整日跟着我们；还有两位服务员韩芷芬和张淑兰。”
王敏清安排在二号楼的楼上，和李连成住在一起，楼下是江青白天通常活动的地方。这里的人一再提醒他江青怕声响。他们在室内、在地毯上走也要脱了鞋；同江青说话，声音要轻得只能对话的两个人听见；江青活动范围内的门缝，都垫了纱布或海绵。他还得知，江青甚至因李强华辫子摩擦衣服的声音太吵，软硬兼施地逼她剪掉辫子。
一天，江青心血来潮，突然提议以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说是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的人都知道江青怕声响，所以吃饭时尽量不发出声音，甚至吃青菜也不敢出声。如果谁出了声，江青就骂谁：“你是猪。”这是王敏清第一次看到江青施淫威，侮辱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感到吃惊：主席夫人怎么这么专横，这么不尊重别人？
“江青说同甘共苦、一桌吃饭，她和同桌的人都吃一样的菜饭吗？”“我们是坐在一起吃，但她的菜是单独的，和我们不同。她有时会拣两口我们的菜吃。”“她吃得很奢靡吗？有的文章或书中说她常吃高级补品。”“在今天看来，倒不算很奢侈。鸡、鱼、肉、蛋，每顿总是有两样。有时也吃些高级营养品，像燕窝等，但不是经常不断。”
为了把饭吃得悄无声息，王敏清他们只好顿顿与豆腐相伴。有的护士因为怕嚼出声响，硬把一碗米饭直接吞进腹中，结果导致肠胃患病。不久，江青也发现，同桌人的菜总是豆腐，还问王敏清：你们怎么总吃豆腐？王啼笑皆非，只得说，我们喜欢吃豆腐。
和江青同桌不仅没有甘，只有苦，而且她一放筷子，大家也得“住口”。长此以往是要影响身体和工作的。于是王敏清他们在陪江青吃完饭送她走后，还得再回到餐厅补吃一顿“自由饭”。这样一来，加上晚间夜宵，王敏清他们每天要吃七顿饭。外界人还以为他们多享福，而他们的感觉却是受洋罪。
“江青不许别人吃饭出声，她自己难道吃饭一点声音都没有吗？”我问道，“记得某保健医生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也感到和江青一起进餐是受罪，因为江青吃饭时爱喋喋不休地议论这、评判那，而且吃相饕餮，让人厌恶。”“江青吃饭的确很斯文，确实没有什么声音，否则她骂别人猪时岂不也是在骂她自己？”王敏清答道：“可也奇怪，她对辫子和衣服摩擦的声音都挑剔，可听音乐、跳舞、看戏、看电影，那么大的动静，她倒不怕了。”[178]
王敏清还回忆说，“她甚至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为此她要广东省委下令住地附近不得有飞机掠过。结果她住在广州的最后一个多月，广州白云机场关闭，民航的客机不得不在军用机场起落”。
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则这么谈及江青的生活：
当时，江青的生活完全资产阶级化，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化”的程度却是令人吃惊的。一位曾在江青身边工作的护士告诉我，与其说江青像个东宫皇后，不如说更像个女奴隶主。在日常生活中，江青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都不愿意付出。她晚上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要护士替她整好、拉平，她动都懒得动。房里安装了电铃，使唤人都不用开口，按按铃就行了。有一回她的电铃响了，护士急忙赶进房里，只听江青懒懒地说：“把暖水袋递给我。”其实，那暖水袋就在她床上，伸伸手就够着了。早上一睁开眼，她就把护士和工作人员叫到床前，问她们：“今天天气怎么样？我穿什么衣服好呀？配哪双鞋子呀……”嘀咕半天，想好了，给她办妥了，才准备起床。先坐在床上，在别人侍候下洗脸刷牙；然后在别人侍候下吃早饭。江青干什么都不愿意动手，甚至连洗澡也不例外。她躺在浴缸里，让护士给她洗身、擦背……
1962年夏，江青再次上庐山，当时，她常到直属招待所来洗头发。只要她一到，招待所便变成一座“死城”，工作人员不能来回走动，炊事人员不能动勺弄盘，住在这里的客人也得屏住呼吸，因为不能发出任何声音，否则就要“影响”江青的“休息”。而且她一呆就是半天，推拿按摩，没完没了，以致工作人员饭都吃不成。如此作威作福，也是天下少见的。
江青总是在自己周围制造死一般的寂静。我亲眼看到，她在上海、杭州、庐山等地的住处都与众不同，不但地上铺着厚厚的绿色地毯，窗上挂着沉沉的绿色窗帘，而且床铺、桌子、坐椅乃至马桶都要用绿色丝绒包起来；就连茶盘、茶杯也要垫上小方巾。为她服务的工作人员走进她的房间必须蹑手蹑脚，像雪花落地般地轻而无声，否则就要大触霉头。江青平时这么怕“吵”，我们这些夫人当时感到很不理解，背后常议论。江青那么怕吵，怕声音，可是跳舞时却非强刺激的西洋打击乐不能尽兴，这岂不自相矛盾？所以，如果说绿养眼还有些道理的话，静未必是为了养神，更多的恐怕还是为了造“威”，使人一入她的住处便胆战心惊，就像宗教庙堂里那种刻意制造出来的阴森气氛令人毛骨悚然一般。一个人的功绩与他所受到的尊敬是成正比的，江青无功，唯恐别人不敬，于是挖空心思地“创造威严”，可惜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江青得到的生活待遇和荣誉，远远超出了她的付出。沾一点毛主席的“光”，人们也可以理解，但是，我总觉得在她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怨恨，一有机会或抑制不住时便会宣泄出来。我是从她对工作人员的态度上察觉这一点的。在她身边工作的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无不恪尽职守，甚至对江青的过分苛刻和横蛮无理的要求，也都看在毛主席的分上而强咽下去。尽管如此，她不但不对这些同志表示感谢，反倒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甚至充满着仇视。一位曾做过江青护士的同志告诉我，江青偶尔一高兴，也什么都说，甚至连与唐纳等几个前夫的事也津津乐道；而她不高兴时，任何小事情都可以成为她训斥、惩罚工作人员的由头。我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的妹妹就是因为一件小事而被江青发配到大西北去“充军”的，搞得一家人不得团聚。还有更倒霉的，在江青一怒之下便当作“反革命”送进监狱。江青这种行为激起了许多领导的义愤，据说，少奇就很有意见，江青所在的党支部还专门派人找她谈了话，但毫无作用。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1962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她拍的照片“太多了”，即使是“近几年”就有“大概一万张左右”，但是她销毁了三四千张，“还有很多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