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老式房子里，笔者拜访了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顾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极拳专家，又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在1934年便加入共青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任区长。
大抵由于他具有老革命、老武术家双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艺高强的人，因此几度进入中南海，为中共高级干部教拳。
顾留馨最初的“学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时，胡志明说及他在战争中曾从马上摔下来，受过伤，中国能否派一位太极拳拳师前来教他打太极拳，以拳术疗伤。贺龙主管体育，他回国后经过调查、选择，选中了顾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拳师。
从此，顾留馨颇受重用，回国后，教过贺龙，教过叶剑英，教过邓颖超，以至教过宋庆龄。
消息传进江青的耳朵，她也请顾留馨教太极拳。在顾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动作近乎舞蹈。不过，她倒很守时，总是准时前来学拳。这样的体育疗法，使江青的体质有所加强，这样，在1961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感而发，提倡老年人学打太极拳。一时间，向顾留馨学太极拳的高级干部纷至沓来。
打太极拳使江青尝到体育疗法的甜头，于是，她打乒乓球，打台球。从1959年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首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来，乒乓球热席卷中国。江青早在上海当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此时也投身于乒乓球热之中。她常抽杀，球技颇凶，属于进攻型。
她的游泳姿势虽差，不过，游泳是夏日最好的运动，她也就不顾游泳不如王光美之类不快之事，不时下海。
江青那时常在外地休养。1962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为江青代拟给陈宗娥的信中，便提及江青“已两年不在北京”。
陈宗娥曾在毛泽东家作过保姆。
毛泽东代江青所拟的复信全文如下：
宗娥：
你1961年6月27日给我的信，我于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压了十个半月，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你说，去年3月有信，则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询。我已两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习北方气候。现病略为好些，忽（勿）以为念。闻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难，心极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济眉急。如有所需，望随时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有信请写：北京中南海17支局109号信箱徐业夫同志收转江青。祝你健康！
云鹤 1962年5月12日
“云鹤”，江青的本名。徐业夫是当时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江青在外地休养期间，毛泽东常常批一些文件给江青阅读，以使她在休养中了解中国政治情况。
1960年6月20日，毛泽东致函江青：
江青：
此件可看，很有兴趣。蒙哥马利和我、总理的（会）谈，他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大劲，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 20日晨
蒙哥马利是原英国陆军元帅，当时已退休。新华社通讯社在1960年6月16日下午编印的《参考资料》第3660期上，刊载了《英报刊载蒙哥马利访华第一篇文章》的报道。报道说，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6月12日全文刊载了蒙哥马利谈访华观感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同毛的会谈》。
1960年6月，毛泽东还就蒙哥马利问题，批示江青：“江青阅。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指外交部办公厅1960年6月24日印发的一份材料。在这份材料上，刊载蒙哥马利6月9日晚在德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讲。
蒙哥马利说，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当然也流过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看来不流血也没有办法。
蒙哥马利说，他曾同毛泽东主席谈过，革命使许多人掉了脑袋，固然不能算是件好事，但也不完全是坏事。为此，毛泽东主席称他是一位英国的开明元帅。
蒙哥马利还说，他所见到的中国领袖都是有学问的，并且是很有智慧的。西方所说的中国领袖对世界了解很少，是不正确的。他介绍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去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
1960年8月，毛泽东又批示：“江青看，仔细地慢慢地看，很有好处。”
毛泽东要江青“仔细地慢慢地看”，是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0年8月19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刊载《委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阿里埃蒂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看法》。“委共”，亦即委内瑞拉共产党。
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了著名散文作家杨朔写的一篇旅日游记《樱花雨》。细于阅报的毛泽东，便在杨朔散文的标题旁，写下这样的批语：“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
1961年6月17日，毛泽东又写道：“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教材。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时候了。”
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好文件”，是指中共中央1961年6月15日下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和6月19日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1961年11月19日，毛泽东收到江青的来信，批示：
一批材料，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
毛泽东 1961年11月19日
毛泽东所说的“一批材料”，共五种。其中有中共中央联络部1961年4月29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刊载的五篇材料。在第四篇《美国军事家说西方国家无法对付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一文标题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指示“江青阅”。第五篇为《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毛泽东也以为很值得一读。在这批材料中，还有中共中央1961年5月17日印发的《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等文件。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看了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1月1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5）（总第91期），对所载的《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很重视，给江青写了批语：
江青：
此件可以看一下，可以明白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形。
毛泽东 1月12日上午九时
《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用列宁“遗嘱”，攻击斯大林“过于粗暴”、“滥用职权”，说列宁“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一些不良的品质”，“提出过应该研究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
所谓列宁“遗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指出，所谓列宁“遗嘱”，就是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列宁病重时口授的。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列宁是准备把它交给他死后召开的那次党代表大会的。
列宁死后，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的这一封信。尽管列宁在信中指出斯大林的种种缺点，认为斯大林不宜再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是代表们经过讨论，还是主张斯大林继续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并决定不公布这个列宁“遗嘱”。
此后，反对派便不断利用这一列宁“遗嘱”作为反对斯大林的武器，并造成一种空气，似乎俄共中央隐瞒了这一“遗嘱”。
实际上，斯大林在1927年10月23日所写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还引用了列宁“遗嘱”中关于“斯大林太粗暴”那一整段话。
《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说明了列宁“遗嘱”问题始末，理所当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严重分歧之一，就在于如何看待斯大林。
毛泽东以为《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值得一阅，所以向江青推荐。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表明他对休养中的江青是十分关心的。
不久，1962年2月，毛泽东关于《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中，又一次要江青阅读文件：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毛泽东手稿漏“么”字—引者注）错误没有。看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毛泽东 26日上午四时半
经过休养和体育疗法，江青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建议，进行文化疗养：摄影，看戏，看电影。
前文已经提及，她喜欢摄影。在1961年9月9日毛泽东为她的摄影作品庐山仙人洞题诗之后，她对摄影的兴趣更浓了。
她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技术，决定拜师。
她请谁当老师呢？
她请新华社副社长、摄影部主任、著名摄影家石少华当自己的摄影老师。
石少华得知这一消息，却推辞了。他深知江青性情乖戾，不敢收这样的“学生”。他借口工作忙，谢绝了江青的请求。
石少华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亲自出马，为江青求师。
石少华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毛泽东请他去。他开始以为是摄影上的事情，也没有往其他方面想，更没意识到和江青学习摄影有关。他赶快驱车往中南海去，车子一直开到南海湖畔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后院的门外。
主席会见客人的颐年堂在前院，工作和居住在后院，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办公，石少华到了后，卫士进主席办公室通告。石少华刚在会客室坐下，就见主席走了进来，他不知怎么觉得有些拘束，不似以前在延安那样放得开。毛主席却老远就大声招呼他：“欢迎欢迎，石少华同志！”
60年代初，毛泽东虽说已近古稀之年，可是体质相当好，面色红润，腰板笔直，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脚底生风似的，噌噌地，有时年轻的卫士跟在身后都要不住地一溜小跑，大家无论从感觉上还是从感情上，都觉得毛泽东像常青树一样出神入化，永远不会衰老。
毛泽东热情地握住石少华的手，带着长辈的慈祥，轻轻地拍打他的肩，请他坐下。
“这次我请你来，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关。”毛泽东说到这，故意停住他难懂的湖南话，侧过脸专注地看着石少华，想看看这个广东人的反应。
他们的会谈的确很有意思。一个湖南人，一个广东人，口音都难懂，交谈快了，别说外人了，就连他们自己相互听起来都费力，叽里咕噜的，和说外语差不多。不过他们交谈时都知道扬长避短，用慢速度讲话，也就不存在语言障碍了。
石少华听懂了主席的湖南话，但是没有马上明白主席所指的事情，愣愣地望着主席，等他说下去。
毛泽东将他请石少华来的意图慢慢对石少华说了，原来是为江青身体着想，请石少华做她的摄影老师。“江青同志她身体不好，有病。不能从事紧张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学生吧。一可以调剂调剂她的生活，二也能学习一点东西。她有这个爱好嘛！……我也支持她学习，给她买了照相机，想多学习一点知识，多掌握一门技术总是好嘛。石少华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197]
除了学习摄影之外，江青还看了很多戏剧和电影。
江青在看戏、看电影之中，看出了大“问题”！
后来，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她在北京看戏，在上海看戏，在杭州看戏。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滋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她进行文化疗养，确实看了不少戏。1962年3月，她在杭州养病，像《虹霓关》、《大五花洞》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觉，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三年后批判此剧，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后话。
体育疗养、文化疗养果真奏效，江青经再三检查，癌症的警报解除。她舒了一口气，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继续着她20世纪50年代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宏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