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来之后，姚文元自然是“备受鼓舞”。不知是他过分注意了“防止片面性”，还是当时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感染了他，或是刻意于政治投机的他此时转向了“右”，他竟发表了一系近乎“右派”言论的文章。
姚文元挨过整，他对于“挖根”之苦，有了深切的体会。于是，他写文章，抨击那种“挖根”之法：“动不动就用‘挖根’来代替一切具体分析，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然而我们不少人，是习惯于用几顶帽子来代替具体分析的，这在整风中是应当改一改了。”[3]
他也反对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后来他却成了自己批判过的那“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的人：“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4]
他，居然也反对“棍子”。他认为：“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惺惺惜惺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5]
遗憾的是，当他成为“金棍子”之后，早把什么“知音”呀、“诤友”呀，忘得一干二净，变“惺惺惜惺惺”为“惺惺整惺惺”！
他也曾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大声叫嚷“放下架子”：
“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
“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
“拆墙也好，填沟也好，首先还是把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族架子摔掉，没有挥架子的勇气，自己高坐在云霄之上，大喊：‘大家来拆墙呀，大家来填沟呀！’恐怕墙还是墙，沟还是沟。
“如果把灵魂深处的优越感整掉，把言行上的盛气凌人整掉，那墙就至少倒了一大半，沟也一定填平了一大半。……”
他批评说：“领导干部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权利，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架子’。”[6]
他的这番颇为尖锐的言论，在当年反右派时扣上“反对党的领导”之类的帽子，是极为容易的。
姚文元在“鸣放”时最“危险”的言论，莫过于他对王若望[7]的附和和支持。
姚蓬子在会上支持王若望。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鸣放会上，王若望发言之后，姚蓬子立即站了起来，显得异常激动，大声地吼道：“我代表中国人民，支持王若望的发言！”
姚蓬子获释回家，满肚子的冤气，满肚子的牢骚。他动不动“我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大的口气，倒向来是他的风格。
姚氏父子配合默契。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王若望。
王若望在1957年那“早春天气”中，他接二连三发表了锋芒毕露的杂文《步步设防》、《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不对头》、《一板之隔》等等。
1957年4月26日，当姚文元从《文汇报》上读到王若望的《步步设防》，不由得拍案叫好。当即欣然命笔，写了《一点补充》。5月7日、8日的《文汇报》，连续刊出了姚文元对王若望的“补充”：“王若望同志写了一篇‘步步设防’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党的方针，但是后半截又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含义，也就是反“左”。姚文元一个劲儿在那里“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教条主义”。
也就在这篇《一点补充》里，姚文元大大地赞扬了《在桥梁工地上》。他说：“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桥梁工地上》，都相当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在新旧斗争和个人生活中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是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话剧《同甘共苦》后来也遭到了“批判”。
1957年6月8日，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这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幕。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中，王若望和刘宾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姚蓬子也被戴上帽子。
姚文元有那么多公开发表的“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已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随时可以“光临”他的脑袋。何况，水有源，树有根，要“挖根”的话，那是很便当的——因为父亲受到审查，因为自己挨了批判，他的心中怨气冲天……
完全出人意料，姚文元不仅没有成为“右派”，他摇身一变，又成了“英雄”——一名震惊全国的反右“英雄”！
对于姚文元来说，1957年6月14日，是他的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