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以前，当姚文元拿着一大叠退稿，走进《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的办公室，对这位“王老师”是毕恭毕敬的；两个多月以前，当姚文元对王若望的《步步设防》来了“一点补充”的时候，对“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赞扬、又补充。[11]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变了，王若望“贬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随之反目，抡起棍子，劈头盖脑朝王若望打去：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像高岗、饶漱石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同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曾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丑恶面目，总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暴露得特别明显，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被揭露出来。王若望就是这类人物之一。他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急先锋，并且使用了各种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来达到他的野心。[12]
王若望自从鸣放以来，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多次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发言。在这些文章和会议的发言中，他向党发动了剧烈的进攻，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极坏的影响。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实的、带煽动性的言论，已经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理论上的武器，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党外人士对党的不满。彻底批判这些言论，澄清他在思想上散布的毒素，是文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13]
后来，王若望因被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员大会上宣读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蛰存是姚文元父亲的老朋友。见到他，姚文元总是恭恭敬敬喊一声“施伯伯”。然而，施蛰存与张春桥之间旧冤颇深。在20世纪30年代，18岁的张春桥刚到上海，看到施蛰存标点古书，颇为畅销，他也挤了进来。无奈，张春桥不过是个中学生，乱标古书。当时担任主编的施蛰存发现此事，使张春桥丢了饭碗。
不料，22年之后，张春桥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蛰存当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蛰存也“贬值”了。张春桥一指点，姚文元跃马上阵。哦，“施伯伯”，对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横扫过来：
凡是别有用心而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人，说话常常是吞吞吐吐，或声东击西，或借古讽喻，总是想尽办法来表达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射来的毒箭。读上去似乎弯弯曲曲，像舌头上打了结一样，但内心的仇恨还是非常明显的。[14]
许杰也是姚文元父亲的朋友。许杰对于“棍子”的反感，对于在“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的“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为恼怒。对不住了，“前辈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谁都知道，许杰是一贯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都叫做“棍子”。在去年7月15日的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别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给《文艺月报》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说现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骂青年批评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15]
其实，许杰短短几句话，点穿了姚文元之辈的“秘诀”：“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难怪，这些击中要害的话，使“青年批评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来。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劲。
他打流沙河——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余勋坦，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他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组织了右派小集团，辱骂共产党，辱骂新社会的一切干部。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质上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作品。[16]
他驳徐中玉——
从这种谣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质，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是被怎样一种黑暗的思想充塞着。教授造谣，在今天并不算新鲜的事情。[17]
他骂鲁莽——
鲁莽是一个仇恨共产党和进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动起家并且以反动闻名的。[18]
他与王蒙、邓友梅、刘绍棠“讨论”——
最近一年以来，有哪种理论是风靡一时的话，那就是“写真实”。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写《在悬崖上》，其指导的文艺思想都是“写真实”。……刘绍棠提出：“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就必须真正地忠实于生活真实。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就是忠实于当前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底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去空谈真实性和忠实于生活，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应当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19]
他揍徐懋庸——
在1957年11至12月的《文汇报》上，姚文元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
徐懋庸的杂文，曾经一度风行一时，向他约稿的报刊甚多，使他达到了“终日手不停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的，这当中有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在。然而，这终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假的总是假的，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里，一切伪装的敌人决不可能长久地欺骗群众，一到反击右派开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动一个字套用一句古话：“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类的右派顶多只能做“一时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阶级暂时不进行反击的时候；至于做“一世之雄”的幻梦，那是永不可能实现的了。他们那个过去的时代早已被历史的巨潮永远地埋葬了。……
他攻陆文夫——
“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企图又是这样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青年。他们自称是“一群青年的文学工作者”。……青年文学工作者中个人主义的滋长，近一年多来是有了相当发展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同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相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上非常厉害的腐蚀剂。[20]
他向《新观察》开火——
5月16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
《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问题现在从《文汇报》和《新观察》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21]
他向《文艺报》猛攻——
我过去欢喜看《文艺报》，现在也还喜欢看《文艺报》，但那“欢喜”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的谩骂，如“懒虫们”“老爷们”“身价十倍”“人不如狗”……之类。……[22]
26岁的姚文元，比两年前“反胡风”的时候神气多了，已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坛打手。从1957年6月10日发表《录以备考》，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五十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三天一篇，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姚文元大打出手，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
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当他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
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