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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是张春桥苦苦奋斗多年才终于一鸣惊人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张春桥思想”的核心。直至1975年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成名作”的基本观点。

欲知张春桥其人,不可不读他的“成名作”。现把他的“成名作”摘录于下: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鲁迅《阿Q正传》中的人物——引者注)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1958年10月13日在《人民日报》刊发。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1958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时隔17年,张春桥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旧事重提:“春桥的文章[39]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答道:“见过面[40]。”

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答:“是吴冷西。”

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