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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21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陈小蒙便是他的次子。1986年2月,因强奸、流氓罪在上海被判处死刑,轰动海内外。那时,陈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为一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1949年5月,当陈毅率第三野战军攻下大上海时,陈其五也参加了战斗。上海一解放,陈其五便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军事接管委员会政治部宣传部长。

陈其五在上海宣传、教育、理论、文艺各界,有着颇高的声望。而他的政治见解又恰恰与张春桥迥然不同,很自然的,他成了张春桥的劲敌。

张、陈面和心不和已久。到了1962年5月9日至16日的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矛盾尖锐化了。

会议之前两个月——3月2日至26日,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3月2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3月6日,陈毅亦作长篇讲话,声言“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提出应“脱帽加冕”。

柯庆施对周恩来、陈毅的广州讲话持异议,不许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传达,而陈其五却上台传达了周恩来、陈毅的讲话。于是,代表们对上海文艺界的“左”的倾向,大加声讨。特别是巴金,毫不客气地把“姚棍子”批了一通。

巴金讲毕,陈其五走过去,紧紧握着巴金的手,激动地淌下热泪。

陈其五是个直性子的人。当场,他对巴金的讲话,大加赞赏,说道:“巴金的讲话,有充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心,使我感动得流泪!”

整人要有机会;机会终于来临。四个月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柯庆施从北京开会回来,要在上海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谋士”张春桥马上把整陈其五的材料,摊在柯庆施面前。于是,张春桥便借助于“阶级斗争”,要除掉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1962年冬天,上海奇寒。陈其五步入上海思想工作会议会场时,只觉得有点冷,却没想到张春桥在会上对他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他一下子成了上海“阶级斗争”的靶子。他,中箭落马了……

张春桥大胜,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不久,张春桥召开上海宣传系统党员大会。他以部长的身份,宣讲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撤销陈其五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又过了几个月,干脆,开除了陈其五的党籍!

从此,陈其五被逐出上海,“发配”到江苏扬州,在江苏农学院当个教务处副处长。

陈其五的老战友们,实在看不下去,向党中央反映意见。无奈,张春桥依仗着柯庆施,已有恃无恐了。张春桥双臂交叉在胸前,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不管你北京南京,将军元帅,就是要叫你陈其五永世不得翻身!”

在扬州,陈其五写下了悲愤满腔的六言诗:

冷落门前车马,新桑碧柳低垂。 莫道幽居寂寞,举头可望青天。

在“文革”中,陈其五备受苦难,是可想而知的。张春桥整人,非置之死地而后快不可。1968年,趁着“打击右倾翻案风”,张春桥提醒人们:“陈其五并不是死老虎!”

于是,1968年4月17日,《文汇报》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两大版的长文《陈其五在为谁翻案?》,又把陈其五批了一通。这篇文章一开头,那口气便咄咄逼人:

陈其五何许人也?旧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死党,霸占上海思想、文化领导岗位多年的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道道地地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柯庆施同志亲自主持下对他进行了批判,并且罢了他的官,撤了他的职,把他开除出党。

某些天真的人们一听,会说:啊!原来是一只“死老虎”。不对!陈其五不是死老虎,而是一条虽已落水却总想重新爬上岸来咬人的疯狗。他被革命人民揪出之后,非但从来没有任何低头认罪的表示,而且随时都在准备翻案,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时刻准备突然在某一个早上向革命人民猛扑过来,咬人,吃人。为了表示这种反革命的决心,他特地从一具也曾被罢过官的封建僵尸于谦那要挖来了一首黑诗,疯狂地叫嚣:“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一个多么死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啊……

这篇经过张春桥亲自审定的长文,列举了陈其五的种种“反动言论”。今日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又该作何观感呢?悉照原文摘录于下:

他恶毒地咒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三面黑旗”,胡说什么总路线“从头到尾有错误”,大跃进是“大破坏”,人民公社弄得“十室九空”,声嘶力竭地鼓吹“三自一包”,宣扬“分田到户”……

他猖狂地叫嚣“胡风问题现在尚未定案”,扬言要“把宣传系统下放在农村的右派分子,都调上来工作”,真是起劲得很哪!

文章当然不忘陈其五对“姚棍子”的那些批评,要清算这笔账: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姚文元同志对反革命的文艺黑线、黑纲,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就为了这一点,陈其五对姚文元同志恨之入骨,疯狂围剿,恶毒地咒骂姚文元同志“简单粗暴”,是“棍子”、“框框”,这种攻击,到1962年,便达到了高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做革命的棍子,专门痛打你们这一小撮死硬的阶级敌人。

如此看来,“棍子”之称,连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承认,只不过要加“革命”两字,成为“革命的棍子”!这种“大批判”文章,今日看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文章提及了张春桥,用了这样的词句:“一直坚定地支持姚文元同志战斗的张春桥同志”。张为姚之后台,讲得最明白不过了。

文章也谈到,打倒陈其五是颇为不易的,用陈其五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以敢于如此猖狂地进行反扑,就是因为‘上面还有人同情我’,‘下面还有群众基础’”。文章开列了为陈其五“翻案”的“上面的人”的名单:刘少奇、陈毅、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江渭清,说他们“一直对抗柯庆施同志的指示”。文章特别提及,“陈丕显就曾经偷偷地召见陈其五,要他‘再回到党内’,‘两三年不行就四五年、七八年’。”

张春桥能够面对那么多“上面的人”,打倒了陈其五,足见他在1962年已经具备相当大的能量。

自从去除了陈其五这个“心腹大患”,张春桥独揽上海的思想、文化领导大权了。

此后不久,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到了1965年,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上),中共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17页。

[2]转引自杨建业著《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3]《敌友之间》,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

[4]《敌友之间》,1957年6月10日《解放日报》。

[5]《论“知音”》,《文艺月报》1957年第2期。

[6]《放下架子!》,1957年5月13日《解放日报》。

[7]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8]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9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509页。

[11]1986年8月30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作家王若望。

[12]《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1957年8月2日《解放日报》。

[13]《走哪一条道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文艺月报》1957年第8期。

[14]《驳施蛰存的谬论》,《文艺月报》1957年第7期。

[15]《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哪几个方面?》,《文艺月报》1958年第4期。

[16]《流沙河与〈草木篇〉》,《展望》1957年第27期。

[17]《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1957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18]《鲁莽被什么人“利用”?》,1957年7月21日《解放日报》。

[19]《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文艺报》1957年第18期。

[20]《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艺月报》1957年12期。

[21]《〈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1957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22]《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1957年7月6日《人民日报》。

[23]《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文艺报》1958年第4期。

[24]陈翼德:《生逢其时》,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25]巴金:《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巴金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6]巴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巴金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27]1986年9月6日,叶永烈采访罗竹风于上海。

[28]1986年9月6日,叶永烈采访罗竹风于上海。

[29]1986年9月5日,叶永烈在上海采访陈虞荪。

[30]1986年7月9日,叶永烈采访贺绿汀夫人姜瑞芝。1986年7月14日、1987年5月27日、1995年10月5日,叶永烈三度采访贺绿汀。

[31]1986年4月8日,关于贺绿汀之女贺晓秋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情况,叶永烈先是采访贺绿汀女儿贺元元,接着在1986年6月7日采访陈刚。

[32]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3]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60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35]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3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页。

[37]《党史研究》1984年第5期第74页。

[38]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39]指1975年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0]据张春桥说,是在北戴河开会时柯庆施把他介绍给毛泽东的。

[41]1988年12月19日、20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