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26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下批语：
第一版、第四版都应研究。
毛泽东 26日
江青阅。
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毛泽东是在当天的《参考消息》上，写下给江青的批语。在第1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期《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在第4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报道《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美国记者巴雷特报道《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
1964年3月19日和4月2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次批语。
在1964年3月19日，毛泽东给江青写道：
江青阅。
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
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 3月19日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是写在刊载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的中共中央联络部文件上。
在1964年4月24日，毛泽东又写道：
汪东兴、林克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一谈。
毛泽东 4月24日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是写在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1964年3月4日编印的《会议简报》第1期上。
在这个批语中，“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阅”，表明在毛泽东的眼中，江青已经是相当重要的人物了。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江青有了“资本”。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6月4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一番和“大写十三年”相悖的话：“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29个剧团、2000多人参加，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37个剧目。
齐燕铭主持开幕式，沈雁冰致开幕词，彭真致闭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陆定一作长篇讲话。可以说，主管宣传、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7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8月1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同样显示了对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重视。
其中的高潮，是6月17日、23日两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周恩来在6月23日接见了各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
23日，周恩来等接见了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团、观摩团主要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并召开了座谈会。在会上，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这是她1937年8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在漫长的27年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重要。
江青的讲话，立即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1964年6月24日，“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办公室为送审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1964年6月2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写下批示：“已阅，讲得好。”
毛泽东称赞江青“讲得好”，给了首次公开亮相的江青以极大的支持。
后来，美国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江青发表了她的第一次讲话，那时大多数人对她的容貌和声音还不熟悉。
江青说，这个讲话被压了三年才出版，而其他讲话则立即出版了。直到1967年5月，她的讲话才刊登在党的期刊《红旗》上面。
为什么？因为她的“敌人”“窜改”了她的原文，然后拒绝让这篇讲话公之于众。直到他们失去自由，她的观点才得以出版。
在京剧汇演期间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对江青自我标榜的政治特征进行揭露：
“有些人打算靠着批判和否定别人来出风头。他们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舞台……由于（京剧）改革运动，许多人不写文章了。现在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剧中只剩下战士和打仗了。”
邓小平的话，可以说是对江青的尖锐批评。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使举座皆惊。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由康生出面，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
对于江青和柯庆施的所作所为，田汉作为老戏剧家，深表反感：
一份由一位戏剧界著名人士1964年所写的情况反映，“揭发”田汉前不久上海之行时对柯庆施推行现代戏的不满：田汉同志到上海时对柯庆施同志冷淡得很。据柯老说他安排了和田汉在剧场见面，田汉同志表示冷淡。并提到他对现代戏不是热情支持，而是泼冷水的态度，曾说现代戏像“白开水”。在上海戏剧学院谈《丰收之后》时说这个剧本很虚假，要不得。……田汉还不同意批评《李慧娘》。[12]
正因为这样，后来江青借助于“文革”狂潮，把田汉作为“四条汉子”之一，痛加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