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1989年10月16日采访了马捷。他出生于1948年4月12日，写那篇批姚文章时，他不过17岁！
马捷的真名叫马以鑫。既非高干子弟，也不是书香门第，他原先住在上海南市区斜桥附近大林路。父亲在某水产供销公司当职员，母亲则是居委会干部。
当年，马以鑫是上海敬业中学的学生。大约从初三开始，他对文学产生兴趣，课余不仅喜欢看文学作品，而且广为浏览各种报纸、杂志。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的“宏文”在《文汇报》上冒出的当天，马以鑫就细细地“拜读”了。对于姚文元的“大名”，他早就十分熟悉，知道此人在文坛上东征西讨，颇有背景。不过，读罢那篇“宏文”，他的脑海中产生了许多问号：海瑞，向来是受人推崇的清官，如今怎么成了姚文元的批判对象？再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怎么可以跟毫不相干的“单干风”、“翻案风”、“平冤狱”扯在一起？……他越看，越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强词夺理，逻辑混乱，简直在那里“歪批《三国》”！
他思索着。忽地，他产生一个念头：写一篇稿子给《文汇报》，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意见。
好不容易等到星期日——11月14日，他一早就赶到上海图书馆去。他那“注释”中所引用的许多学术论文，就是在这个星期天查到的。他一边查阅文献，一边摘录。
回家后，花了四五个小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也谈〈海瑞罢官〉》。他连草稿也没有打，信手写在印着横条的活页纸上。
写罢，他看了一遍，觉得这样指名道姓批判姚文元的文章不便署真名，灵机一动，想出个笔名“马捷”。
他还给报社附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敬业中学高二学生，出于对姚文元的文章有不同的观点，写了一篇稿子，信末署上自己真名实姓。
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把信和稿子一起投进了邮筒。
约摸过了四五天，班主任突然来找马以鑫：“你给《文汇报》写了稿子，是吗？报社给学校来电话了，要你马上去一下，有些地方要作些修改。”
万万想不到，“文汇报”居然会这么快就有了回音！他原以为，一个小小的中学生的来稿，也许会被扔进编辑部的废纸篓。如今，竟要他去报社，且要作修改，这显然意味着要发表他的文章。
他平生还是头一遭去文汇报社。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他当即去了。他不知道去那里该找谁，因为打电话给学校的人没有留姓名。当他来到圆明园路，跨进《文汇报》大门，说自己是敬业中学的学生，一个似乎早就等在那里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说道：“跟我来！”
马以鑫随着他走进大楼，来到一间办公室。马以鑫注意到那门口挂着“总编辑办公室”字样的牌子，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总编辑亲自接见他这个中学生，看样子对他的稿子破格重视！
刊登在《文汇报》上的马捷的文章《也谈〈海瑞罢官〉》
一进去，总编辑手中正拿着他那写在活页纸上的稿子，每一页差不多都用红铅笔画过许多道道。
1989年的马以鑫（叶永烈 摄）
总编辑询问了马以鑫怎么会想起写这样一篇文章，是不是自己写的，资料是怎么查的。这时，马以鑫壮起胆子，逐一作了答复。从他那不假思索、流畅的答话中，可以清楚判定，此文确系他写的，并没有什么人“辅导”。
总编辑谈了对稿子的意见，说写得太分散，要集中一些，要他抓紧时间修改，明天一早送来。
走出文汇报社，马以鑫的情绪处于异常兴奋之中。因为“明天一早就送来”，意味着《文汇报》会很快发表他的文章。如此重视，又如此急用，是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
他揣着那一叠画满红道的活页纸回到家中，当晚便重写了一稿。他把文章删短，压缩。想到此文要公开见报，他把初稿中一些很尖锐的字句删去了，改写成一封读者来信，说是一位中学生读了姚文，提出如下意见云云。
第二天一大早，他把初稿留在家中，把修改稿送到报社，报社还未上班呢！
过了一个多星期——11月30日，上午，马以鑫从学校的阅报栏里看见《文汇报》以显要的位置刊出了他的文章，这是他一生中头一回在报上发表文章，他的心情收紧了，急剧地跳着。他读着报纸，才看了几句，便傻眼了：怎么，报上登的不是他的修改稿，而是他的初稿！
马以鑫陷入了困惑：既然登他的初稿，又何苦要他作修改？他的初稿从报社取回之后，没有寄出，报社从哪儿弄到了他的初稿？
天真烂漫的他，哪里知道报社讳莫如深的内幕：
那是因为，马以鑫把意思领会错了，在修改时反而抹去了那些锋芒毕露的词句（也是因为他修改时处处想及此文要公开见报，不像写初稿时图一泄为快）。
张春桥没有用修改稿，指令仍用初稿——马以鑫压根儿不知道他的初稿曾用大字排印过。正因为这样，这位幼稚的中学生会对报上登出他的初稿迷惑不解。
经过张春桥这位幕后导演的一番煞费苦心，《文汇报》上终于出现了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①。
通栏标题之下，刊登着“编者按”和署名马捷的《也谈〈海瑞罢官〉》一文。
“编者按”是经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逐字逐句推敲，这才定下来的。
编者按：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1月10日在本报第二版发表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史学界、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有的单位已进行了几次讨论，有的正在展开讨论。对这篇文章，提出了各种赞成的、反对的或者怀疑的意见。许多同志来信把讨论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问题告诉了我们，要求在报纸上展开讨论。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建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来稿来信，各抒己见，参加讨论。现在把马捷同志的来稿发表于下。
这段“编者按”，是张春桥、姚文元“引蛇出洞”的“广告”。令人惊讶的是，惟恐人不知，这段“编者按”竟一字不易地接连重复刊登了六天，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的空前奇迹。唯有广告，才会如此重复刊登！
马捷的文章，被放到空前显要的位置。在“编者按”中并没有说马捷是中学生，作者名字前也没有冠以“上海敬业中学学生”，张春桥在巧妙地玩弄遮眼法：“马捷”这名字对于读者来说是生疏的，谁也不会以为他是中学生，而会把他看成是某一专家学者的化名！不言而喻，这就大大提高了这篇反驳文章的声望和煽动力，才能起到“引蛇出洞”的效果。
马捷的文章，火药味浓浓的，简直是指着姚文元的鼻子予以痛斥，骂得那么痛快：
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作了全面的否定，认为它是棵毒草，并对《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的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
姚文元同志说，《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形而上学观点。
姚文元同志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不仅反对了《海瑞罢官》，而且还指责了《海瑞上疏》。他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这段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不仅认为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还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官”全是坏蛋，在他的眼里，什么越王勾践，什么刘、关、张，什么诸葛亮，什么包公，什么岳飞，什么杨家将，什么林则徐，什么邓世昌……他们统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帮凶。那么请问：历代人民对他们的尊敬，是不是全是受了封建阶级的骗，也就是说，我国人民是上了圈套，全是愚昧的？……按照姚文元的逻辑，岂不是可以把所有的史书烧光吗？姚文元同志何必费那么大劲看《明史》呢？
……姚文元同志认为，我们向《海瑞罢官》学习，一学“退田”，二学“平民冤”，三学“反官僚主义”，他还请吴晗同志“明确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奉告。文艺作品，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要读者从中吸取优秀人物的精神，要用作品中优秀形象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姚文元同志偏不认识这小学生都懂的道理，以为戏中有“退田”，我们也“退田”；戏中有“平民冤”，我们也“平民冤”；戏中有“反官僚”，我们也“反官僚”……总之，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干啥我们也干啥。按照这种荒谬绝顶的逻辑，我们读《铁道游击队》就要学刘洪等人飞车搞机枪；读《红岩》我们就要像许云峰到敌人魔窟再斗争，在临死前要学江姐；看《李双双》我们的妇女同志（而且只有妇女同志）就要勇敢地与自己不进步的丈夫斗争，假如丈夫进步，那只好干瞪眼。
马捷在毫无顾忌地逐点批驳了姚文元之后，文末，也给姚文元“上纲”了：
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
虽说马捷的文章，是张春桥为了“引蛇出洞”而故意抛出的，但这位中学生毕竟是勇敢的。“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哪里知道老奸巨滑的张春桥心中的诡计？马捷批姚文元是真批，是出自内心的对“金棍子”的无比憎恶。虽然他上了张春桥的当，而他的纯真、他的正义感是可嘉的。
此处顺便提一下马捷——马以鑫的“后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文章以笔名“马捷”发表，敬业中学还是轰动了，人人皆知是马以鑫写的。好心的老师们看了马以鑫那没遮没拦、直言不讳的文章，都为这位正直而颇有才气的学生捏了一把汗。
马以鑫在文章见报的当天，给文汇报社去电话，问他们为什么不用修改稿，却登初稿。他得到的答复是四个字：“我们需要！”
满校风雨，马以鑫成为全校关注的人物。随着“文革”日近，姚文元的名声越来越响亮，各报纷纷登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马以鑫也就成了校内的批判对象。
最初是开班会批判他。接着，学生代表会批判他。再接着，大字报围攻他，有的大字报甚至称他为“反动学生”。
本来正在争取入团的他，入团成了泡影，连红卫兵组织都不许他加入。
有一回，他去文汇报社看大字报，吃了一惊。大字报“揭露”，那位总编辑如何“扶植反动学生马捷”，“帮助他修改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同志的毒文”，甚至还说“马捷”这笔名也是那位总编辑取的，如此等等。马以鑫看了，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唯有一点是明白的，他又一度“升级”，变成“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马以鑫到《文汇报》看大字报的消息传开以后，学校里贴出了“勒令”，不许马以鑫“乱说乱动”，不得“私自外出”。
当红卫兵们去“大串连”的时候，马以鑫被“勒令”下乡，接受“改造”。
接着是“勒令”马以鑫交出日记，他只得照交。好在日记上写的都是“闪光的语言”，查不出什么反动言论。所幸马以鑫的父母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他本人又年纪轻轻，平时还算“积极”，因此没有被戴上什么“帽子”，成为什么“分子”。那“反动学生”的“头衔”，也还只是大字报上说说而已。
1966年8月光景，一个陌生的男人忽地出现在马以鑫家中。此人大约35岁上下，瘦瘦的，中等个子，他自称是《文汇报》的，却没有拿出任何证件。他说报社要查看初稿的原稿，要马以鑫交出来。已是惊弓之鸟的马以鑫，未问来者姓名，就交出了原稿。从此，这份写在活页纸上的原稿，不知去向。
在动员上山下乡时，马以鑫被列入第一批到安徽插队的名单。不过，体检时发现他有肋膜炎，他被以病休名义留下，转到街道。后来，街道居委会又动员上山下乡，他于1969年9月到黑龙江嫩江农场劳动。
原以为从此可以跳出苦海，同去嫩江的有敬业中学的同学，“马捷”之事又在那里传开来了。好在那儿毕竟不是张、姚的“根据地”，人们当作一桩新闻听过之后，也就一笑了之。农场领导因此得知有一个能写文章的马以鑫，把他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编编写写，当个“秀才”使用，这是想不到的。
原本少年气盛、血气方刚的他，经过磕磕碰碰，棱角慢慢磨平，懂得了“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诚惶诚恐地完成领导交给任务。这样，在北国边陲，他度过了平静的四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