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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终于“引蛇出洞”

马捷一马当先,在《文汇报》上被树为反姚文元的“样板”,给《文汇报》涂上了一层“民主”、“争鸣”的油彩:马捷这么尖锐的文章,《文汇报》也登,编者是不偏不倚的,态度是公允的。

果真,如张春桥所料,自从马捷文章刊出之后,读者来信激增,来稿也不断增多。

于是,张春桥又选发了一批反姚文章,作者为蔡成和、燕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等。

不过,史学界、文学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仍按兵不动。看来,坐等他们来信、来稿,是不行的。

“请他们来!”张春桥发出了新的指令。

周予同请来了,周谷城请来了,蒋星煜请来了,谭其骧、李俊民[12]、李平心、束世、魏建猷、张家驹、陈向平、陈守实等一位位教授、学者请来了。12月31日,由《文汇报》编辑部出面,召开了座谈会。为了使与会者无拘无束,张春桥和姚文元“回避”了——他们叮嘱,记录一定要细致!

会议开始时,主持者声言:“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不算账。”这么一来,解除了与会者的戒备,个个畅抒己见,以为只不过“内部谈谈”。

可是,会议结束时,主持者却道:“谢谢各位。今天的发言,我们准备整理成文见报!”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专家、学者们这才知道上了大当,但悔之晚矣。

张春桥和姚文元翻阅着会议记录,笑了:“引蛇出洞”终于成功了!

这时,从北京也传来“引蛇出洞”获得成功的消息。

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跳”出来了,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好,好,你翁独健敢于骂姚文元“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调子比马捷唱得还高!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教授,也终于按捺不住了,替吴晗大打不平:“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好,好,翦伯赞可是条“大鱼”,中国史学界之“马首”,是马捷远远无法相比的。你翦伯赞也跟吴晗坐一条板凳,太好了!

那阵子,张春桥和姚文元够忙碌的,天天在那里排“左、中、右”名单。划分“左、中、右”的标准,便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拥护的,“左派”;中立的,“中间派”;反对的,“右派”。

到了1966年春节,张春桥还在忙碌。他在春节联欢会上,还不忘“钓鱼”。他拍着胸脯说:“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发表了错误观点可以允许你修正,一旦纠正了错误,提高了认识,可能比别人跑得快,也有希望成为冠军”。他还把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提到空前的高度:“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

为了开展“大辩论”,颇为“艰苦朴素”的姚文元,穿着一双草绿色的胶鞋,光临《文汇报》编辑部。他从包中拿出几张纸头,上面开列了三十几道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题,要求《文汇报》展开讨论。

文汇报社忙得团团转:每一封关于《海瑞罢官》的读者来信都要摘要登记;每一篇准备发表的文章都要送张春桥审;每一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文汇情况》都要请张春桥阅定。

一天,文汇报社的红色电话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的声音,要总编立即去康平路。

显然,有紧急情况。

果真,总编回到报社,嘱令关于《海瑞罢官》的《文汇情况》停印。今后改出《记者简报》,专登《海瑞罢官》讨论情况,每期不标编号,只印12份。这12份全部送交张春桥,由他分发。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突然变故?

张春桥没有说明原因,《文汇报》总编亦不得而知。

直到很晚很晚,人们才得知其中的缘由:周恩来看到了载有《海瑞罢官》讨论的内部情况的《文汇情况》,打电话问江青,为什么在背后搞这些东西?江青当即转告张春桥。从此,改出《记者简报》,不编号,分发名单上没有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