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张春桥一人知。
据说，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谈到“文化大革命”，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16]
毛泽东是否真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不得而知。
有人以为，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怎敢去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也有人以为，一开始可能是江青借用毛泽东的名义去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文章写出初稿之后，送毛泽东审阅。
不过，江青却一次又一次吹嘘说：“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据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和曾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所著《问史求信集》[17]一书查证，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一句。
江青一次次来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中共上海市委只有第一书记柯庆施知道。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病逝。1965年11月，陈丕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时，张春桥、姚文元所写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已经写到第八稿了。陈丕显回忆说：
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工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首先讲了抗美援越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开始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同志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18]
另外，毛泽东在1967年5月1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说：“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19]
毛泽东所说的“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第八稿。
正是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第八稿，表示同意，于是江青、张春桥就把文章交给上海《文汇报》发表。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11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1964年6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检阅北京、济南军区的军事汇报表演。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谈话从上午9时一直谈到12时。[20]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21]
1988年3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1965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11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为“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的中译本写序言。毛泽东已准备自己动手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写序言。
就在这时，毛泽东和陈伯达忽然离开了杭州，听说去上海了。后来，关锋才知道，他们去上海出席“解决罗瑞卿”的那次紧急会议。
毛泽东返回杭州，才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五人开会。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毛泽东抽着烟，不停地谈着。艾思奇和关锋担任记录，迅速地记下毛泽东的话。好在毛泽东讲话速度不快，而且中间因抽烟往往有停顿，艾思奇和关锋几乎记下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跟大家聊天。他最初谈对六本书的序言写作的一些意见，然后，说及了为他编的“语录”：“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毛泽东所说的“老夫子”，指的便是陈伯达。
毛泽东又说及《哲学研究》杂志的“工农兵学哲学”专辑，对一篇篇文章发表了意见。
接着，他的话题转向姚文元的文章，说了上面那段话。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既表明了他对姚文元的文章的评价，也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姚文元的文章经过几次三番修改之后，并未送毛泽东阅定，就由江青、张春桥决定，在《文汇报》上发表。因为倘若最后的修改稿经毛泽东看过，他怎么会说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呢？他势必会说出他的这些意见，姚文元当会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文中点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
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倒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发明”权乃属康生。1964年下半年，江青再一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及要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依然没有应允。
江青求助于她的老同乡康生。
康生来到毛泽东面前。他深知如果说及江青要批《海瑞罢官》，反而会使毛泽东投反对票。他擅长于“上纲”，煽动道：“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及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毛泽东沉默不语。
康生见此，赶紧说：“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说罢，康生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当康生回到家中，见到院子里的假山、喷水池，见到书房里的盆景、古玩，都未能使紧张的神经稍稍松弛。
就在这时，电话耳机里响起江青的声音。
江青一听说毛泽东的反应是沉默，电话耳机里爆发了一阵笑声说：“我说康老呀，你怎么老糊涂啦？你还摸不住主席的脾气？他这个人，如果不同意的话，当场就会驳斥你；如果高兴的话，当场就会称赞你；如果不说话，那就表示他默许了——因为有些很敏感的事，他不便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他的话毕竟举足轻重呀，他就用一个劲儿抽烟来答复你！哈哈哈……”
于是，江青壮着胆，打起毛泽东的旗号，去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果真，江青对毛泽东的脾气了如指掌——他真的听进了康生的话。
1966年2月8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带着刚刚写出来的《二月提纲》，飞抵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听罢汇报，问彭真道：“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马上回答：“经过调查，不是。”
毛泽东说：“我曾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彭真说道：“2月5日，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指了指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发明权’属于康生！”
在一旁沉默多时，一直在观言察色的康生着急了，马上说道：“这不是我发明的。‘发明权’属于主席！”
彭真——毛泽东——康生之间这一段至关重要的对话，彭真记得，在场的陆定一、周扬、吴冷西也记得。离开毛泽东那里，康生很快就把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江青。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是说吴晗写的海瑞与历史上的海瑞不是一回事，是个假海瑞，只提其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攻击”现实，从头至尾没有提及为彭德怀翻案这一“要害”。
身为“上纲专家”的姚文元，怎么会“忽略”了如此重大的“要害”问题？何况，江青事先早已知道《海瑞罢官》的“要害”所在，为什么不“提醒”姚文元呢？
“军师”张春桥的一席话，使江青折服，也使姚文元折服：“这‘要害’不要由我们来说，让主席去说。如果我们写上去了，主席不同意这么说，会使我们变得非常被动；不如我们不写这个‘要害’，争取主席的支持，让他说出这个‘要害’。主席威望高，他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人家就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到底是“军师”，棋高一着。
难怪江青要一趟趟来上海，评《海瑞罢官》的稿子要一次次修改——为了点不点明“要害”问题，那三颗聚在一起的脑袋，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花费了多少时光。
果真不出张春桥所料，在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之后，毛泽东说了那番话。
不过，康生更是棋高一着。
1966年8月1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见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成定局，他又从毛泽东那里夺回了“发明权”。会议记录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康生这么一段话：“1964年，我曾向毛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有关系。这件事我没有向任何人讲过。……”
其实，康生的话，前一句是真，后一句掺假——他掩盖了他曾告诉过江青。曲曲折折，历史的迷雾经过沉淀、澄清，这才终于显示出原先的面目。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1966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戚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会议。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戚本禹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1959年到1960年写的，发表于1961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戚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说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4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