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13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2月9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集体座谈”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2月9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2月10日飞回北京向萧华汇报，16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2月8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16日继续举行。到了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20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3]：“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见得会满意。”
经过四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21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
22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
这样，23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萧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萧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