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节刚过，大地又是一片银光耀眼，冰封雪覆。
小孩儿照样在放鞭炮，女人照样在穿新棉袄，老头、老太婆照样在吃饺子，小伙子照样在下棋、玩扑克。谁都未曾想到，一南一北，“对台戏”在悄然开张。
1966年的2月，风云突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2月2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2月3日。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1964年四五月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这个小组是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1963年9月6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五个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事务不多，开会也不多。然而，这一次开起会来却连轴转。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能不予过问。于是，组长彭真决定召集会议，议题为“对批判吴晗同志所写《海瑞罢官》的情况及继续批判的问题进行讨论”。
晚年彭真
“我看，一定要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会议一开场，彭真就明确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陆定一、周扬、吴冷西都赞同彭真的见解，唯有康生不置可否。
经过几天讨论，由彭真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因为会议是在2月召开，这个提纲后来便被称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共分六个部分：（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二）方针；（三）队伍；（四）左派要互相帮助；（五）关于争论问题要准备质量较高的文章；（六）关于组织领导，即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的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五人小组写出了《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
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于是，2月12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3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去京。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指谁。
杨永直在3月11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
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