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轿车，进出于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小组”大员们的轿车，也进出于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小组”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金主銮舆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
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
1958年，钓鱼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为此处被选定为国宾馆，以高标准建造了16幢别墅式的新楼，以接待外国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大批国家元首要前来北京。
不料，在国宾馆落成之后，这里却变得冷落，并没有出现贵宾如云的景象。那是因为中苏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而当时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冷漠。此后，这里的常住贵宾，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时回不了自己祖国的西哈努克亲王。直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住进此地6号楼；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以及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总统布什、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住进此地，国宾馆才变得热闹起来，才变得名副其实。
就在钓鱼台冷清的日子里，江青看中了这豪华、幽雅、秀丽的国宾馆。“中央文革小组”在15、11号楼，都短暂地办公过。从1967年7月中旬开始，迁到16号楼，此后一直住16号楼[23]。陈伯达住在15号楼。江青先是住5号楼，后来她看中了环境更幽静的11号楼，住了进来。从此，江青的代号为“11楼”。康生也占了一座楼。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此，住在16楼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楼上，每人一个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办公室）。王力、戚本禹也搬了进来，跟他们共住那一层。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占领了钓鱼台南半部的五座楼，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一时间，“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代称。一时间，钓鱼台和中南海、毛家湾，成了中国政局的“三角中心”。
“中央文革小组”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这时，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捏拢”了，变成了掌握实权、大权的组织。后来关锋、戚本禹也迁进钓鱼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钓鱼台16号楼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
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小组”这么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再不是1967年1月那样只有机要秘书一人的状态。
“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易人。本来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蓬莱，1937年加入中共，曾任《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革”之火，烧到了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头上。另外，据王力回忆，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为任命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穆欣、王力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考虑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担任办公室主任容易分散精力，在1966年12月，由解放军报社宋琼接替王力，并责成宋琼组建办事组。办事组成员共有五人，他们是：组长宋琼，副组长陈满池（未到任），成员有杨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两个月后，宋琼被打倒，杨子才、张文荣同时离开“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日常工作由王广宇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有关领导曾口头任命王广宇为办事组组长。
“中央文革小组”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
“中央文革小组”成了“江记班子”。
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
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那是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6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1966年8月5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8月5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见到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姚文元的大字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加了注释，说明了在当时成为新名词的“炮打司令部”的具体含义。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不同意这样的排列。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这样江青还不满意，又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
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排列顺序变成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