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1964年，他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八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厂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转业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干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就在这时，技校学生廖祖康成了他手下的“兵”[4]。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科长的位置空缺，只有一位代科长。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难怪他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抢着走在华国锋之前。
渐渐地，王洪文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小家庭添丁进口，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先是生了个女儿，取名亚萍，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亚军；最后，又添了个小儿子，取名亚民。
他呢，又抽烟，又喝酒，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家庭经济陷入了困境。
他听妻子说，她是崔家领养的女儿，他想寻找她的亲生父母。好在他在保卫科工作，跟公安部门常来常往。
公安部门认真负责地替他寻找崔根娣的亲生父母。过了些日子，传来消息：找到了！
王洪文和妻子一阵惊喜！不过，见面之后，王洪文很快就明白：妻子的亲生父母也很穷。正因为穷，才把自己的女儿送人。
每当回到拥挤的小屋，王洪文长吁短叹。借酒浇愁买不起酒，借烟解闷缺烟钱，拮据的日子使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唯有借下象棋消愁——下棋不花钱！
他极力想从困境中挣脱，而在他看来腾跃之路，唯有“升官发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升官”。
那时的他，“升官”的目标，不过是做个科长罢了。
正当王洪文做着“科长梦”的时候，一盆冷水迎头浇下，使他好梦破碎，恼火之极。
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队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四清”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后来叫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清经济”的时候，有人向工作队反映：
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棉布做的，显然是偷的。
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时，用的黄沙、水泥直至门上的弹子锁，是从厂里偷去的。
在外宾走后，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级香烟塞进自己的衣袋。
有人看见，王洪文从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
最使王洪文难堪的是，有人要他当场把穿在里面的衬衫脱下来，弄得他的两颊涨得绯红绯红的。
虽说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儿，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毕竟暴露了王洪文灵魂深处的肮脏。尤其他身为保卫科干部，身为共产党员，这些丑事使他声名狼藉，他差一点连科员都保不住了，当然别指望当科长了。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检点，反而倒打一钉耙，心中燃起一股对厂党委的怨恨之火。
他也恨“四清”工作队，还有那个向厂里揭发他偷拿行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组长余凤珍[5]。他是一个报复之心很重的人，发誓有朝一日要余凤珍“好看”。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