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10月13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15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10]。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10月10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10月11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惹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19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14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10月12日，下午3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115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14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时，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10月14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15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222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像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10月18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10月18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10月18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孟昭瑞 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10月18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1966年10月18日下午1时20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18日下午1时20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1966年10月17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孟昭瑞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