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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第一次见到“红太阳”

王洪文“失踪”了。

入夜,仍不见王洪文回到定海路小屋。

王洪文的许多伙伴,也“失踪”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一直到两天之后——10月13日清早,上海国棉十七厂厂内大道旁,贴出了大字报《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人们才知道王洪文一伙的行踪。

《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是王洪文等15人联名签署的。这封信的底稿,迄今仍可从档案材料中查到:“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们抱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必胜信念,暂时跟你们分别了。我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首都北京去了。……”

哦,一连串写了四个“誓死”,原来他们学着北京红卫兵的样子,去“大串连”了!

哦,王洪文请“病假”,原来是在准备去北京呢!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上海大串连以来,王洪文发觉,北京红卫兵的见解,大大“超前”于上海。他便暗暗下了决心,要到北京去串连,到“文革”的中心去“取经”。

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来,各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红卫兵们挥手致意。王洪文也盼望着亲眼见到“红太阳”。无奈,他不是红卫兵。红卫兵们已经“停课闹革命”,要走就走。他毕竟要去厂里上班,不上班,就要被扣工资。

他用十分羡慕的目光,送走了廖祖康[10]。作为厂里技校的学生,廖祖康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北京串连去了。

10月10日,廖祖康带着一肚子的“北京消息”回来了。他说:“北京住满了前来串连的红卫兵,还有机关干部、工人……”

“工人也能去?”

“他们是上北京告状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都设立了接待站,专门接待上京告状的机关干部、工人。”

“北京消息”使王洪文下定了去北京的决心。第二天——10月11日,他就到医务室开病假单。厂医知道他这个保卫科的干部是不好惹的,总是能够按照他的需要给他开病假单。前几天他开病假单,为的是想集中精力写批判工作队的大字报。这一回,他是为了去北京而请“病假”,万万没想到,他在医务室一露面,竟惹起了那场意外的风波。

当天晚上,王洪文秘密地来到唐文兰家中。

那是王洪文难忘的夜晚:他的十几个伙伴,先后悄然来到那里。王洪文提出的三项建议,都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曾说过,这三项建议,都是“历史性”的。

哪三项建议呢?

头一条,王洪文以为,造反派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才有力量。

这一建议当即得到热烈的响应,伙伴们公推王洪文为头头,唐文兰为副手。王洪文为自己的组织,取了一个长达19个字的名字——“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战斗队”。

如此冗长的名字,表明王洪文实在“略输文采”。当这个名字在大字报上出现之后,群众不得不简称为“誓死队”,变得不伦不类。

第二条,王洪文提议赴京上告,告厂党委的状,告工作队的状。当即有14个人表示愿与王洪文同上北京。

第三条,以“誓死队”的名义,写一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这一建议,当然全体通过。

于是,王洪文口授,唐文兰笔录,当场写成这封信。大抵因为王洪文格外喜欢“誓死”的缘故,那封信一开头就来了四个“誓死”!

翌日——10月12日,下午3时,王洪文出现在上海一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东新民路,走到115号,那里是泰山电影院。他的“誓死队”的14名队员,也从不同的路途到达那里。

到齐之后,他们又分散开来,步行前往就在附近的上海北站,踏上了那拥挤不堪、满载着红卫兵的列车,前往北京。

当留厂的“誓死队”队员们贴出那封《给全厂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时,王洪文乘坐的火车已经行进在长江以北了。

10月14日凌晨,在极度的困乏与极度的兴奋交织的心情之中,王洪文一行15人,终于随着红卫兵洪流,涌出北京站。

北京,拥挤不堪。到处是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的红卫兵。北京站的长椅上,歪着、躺着的,都是红卫兵。

到处是毛泽东的画像和毛泽东的语录。高楼上,围墙上,公共汽车车身上,都刷着“最高指示”。就连自行车的龙头上,也挂着一块块“语录牌”。

上车已不必买车票。因为红卫兵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就连住学校宿舍、住招待所,也不花钱。王洪文一行,当然向红卫兵“学习”。

下车之后,他们直奔国务院接待站。那里简直成了“旅店介绍所”。一听说是“来京告状”,工作人员便给王洪文开了一张条子。于是,王洪文一行住进了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商业招待所。王洪文住在西楼222室。自然,住宿是不花钱的——“干革命”嘛!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王洪文带着他的“誓死队”,简直马不停蹄。

像朝圣似的,王洪文一伙前往北京大学“取经”。那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他渴求一见仰慕已久的聂元梓。她是他当时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硬要凑齐七人签名,便是出于对聂元梓的效仿。不过,这时候的聂元梓,已是北京名声鼎沸的“造反英雄”,而他,仅仅是上海的一支小小的“誓死队”的头头,够不上聂元梓接见的资格!不过,北京大学校园里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雪花一样飘舞的传单,毕竟使王洪文一行大开眼界。

出了北大,来到清华。密密麻麻的大字报,使他们目不暇接。

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也留下了王洪文串连的脚印。他向那里的造反派认真“取经”,因为比起北大和清华来,那里的经验更加适用于上海国棉十七厂。

国务院接待站留下了王洪文一行三次上访的记录。接待他们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朱贵玉。他们反映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党委的“严重问题”,反映了那里的工作队如何“镇压群众运动”。

对于王洪文来说,北京之行最为难忘的日子是10月18日,他平生头一回亲眼见到了毛泽东!

10月18日,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一大早,王洪文就挤进红卫兵的行列,久久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

当时的报道,记录了10月18日那如痴如狂的场面: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结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这时,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孟昭瑞 摄)

当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从革命师生的队伍面前驶过以后,许多学生赶紧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写下了同样的语言:“10月18日下午一时十分,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最最难忘的时刻,我见到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

夹杂在红卫兵队伍中的王洪文,也激情似沸。当年的他,也是千千万万个毛泽东的虔诚的崇拜者中的一个。

他和红卫兵一样,在“红宝书”的扉页上写道:“1966年10月18日下午1时20分,我在北京和平街上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着军装,站在敞篷车上,离我只有十五公尺。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最最幸福的时刻!”

在见到毛泽东之后,王洪文跟着红卫兵们冲向电报局,排起长长的队伍。他学着当时的最流行的做法,给留在上海的“誓死队”队员发去电报:“我在18日下午1时20分见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1966年10月17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孟昭瑞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