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荻秋
上海市区西南，15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个大字。这座建于1936年的大型宾馆，坐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他原名曹仲榜，号健民，1909年8月2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早在1929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1931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1931年3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1932年3月17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1937年8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1939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1955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1965年4月，柯庆施病逝，曹荻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
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 1966年11月7日
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小。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曹荻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11月8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曹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本，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2时前答复！”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最后通牒”的时间——11月8日下午2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
上海上空乌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