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小组”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1]：“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小组”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安亭事件的见证者、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叶永烈 摄）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辞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20小时21分[2]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3]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发来，震动了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