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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小组”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1]:“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小组”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安亭事件的见证者、原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叶永烈 摄)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辞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列车。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20小时21分[2]之后,在11日上午8时23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3]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发来,震动了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