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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从天而降

1966年11月11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穿云南来,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军人。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亭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笔者在采访陈伯达时,他回忆说[5],他当时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

笔者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据他回忆[6],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浓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对于张春桥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11日夜10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韩哲一抢先一步[7]:“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韩哲一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另一路人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代表江涛也在机场等张春桥。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江涛,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江涛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亭。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江涛提醒司机道。

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一个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的红卫兵,第一个跟张春桥握手。江涛介绍说,此人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包炮。

多年之后,包炮回忆说[8]:

工总司开成立大会是在文化广场。那天有几个事。一个是保守派去了,会场乱糟糟,后张宝林出来控制会场。那天会场很乱,发生抢话筒的情况。王洪文基本没有动静。主持会的是潘国平。会议闹到最后的时候,曾经全体去过市委,在市委待了一会,结果没有人出来接待,那么就往火车站去了。这个决定我和王洪文,还有潘国平都是一致的。

到了火车站我们三个人都上火车了,但不是一个车厢。到了安亭之后,因为大家已经一天一夜了,没有水,没有吃的,我记得后来送去的面包都是长条形的。结果火车一停大家就气愤,所以我觉得安亭事件我要负责。火车一停里里外外都是人,而且大家在煤堆那边辩论,我一看辩论就跑过去了,朝煤堆跑的时候我就摔倒了,结果把膝盖给摔破了,缝了几针。当时我跟张春桥见面的时候,我是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

包炮1940年出生于长春,而王洪文、王秀珍也都是长春人,所以特别讲得来。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楼上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尔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11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潘国平代表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这是包炮与王洪文、潘国平事先商量过的: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潘国平、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潘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3点,应该说是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囔囔,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

后来,包炮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9]:

江涛陪着张春桥到安亭,就把我、王洪文、潘国平找去。江涛没说什么话。第一次和张春桥是在安亭的无线电厂谈的,我们积极地和他辩论。我记得是在楼上,那时吃着包子,这我记得。我认为主谈的是潘国平,一切主事当时是潘国平。我是拿主意(的),这点我自己清楚。潘国平起草了五条,我肯定是明确这个态度,而且支持这五条。张春桥到安亭是半夜,谈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下雨了。那时我和潘国平、王洪文、张春桥在车上对话,内容就是要承认那五条,不能回去。这点潘国平是很有条理的,因为当时你要是不承认这是个革命组织、革命行动,那你要回去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当时赤卫队还在的,回去之后工厂里肯定是打成反革命了。我记得陈伯达电报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点。张春桥当时基本同意了这五条。在这点上,我同意张春桥的,叫他们先回去。王洪文在整个安亭事件里是不抛头露面的,很小心。从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到安亭事件,潘国平起着主要作用,再到签下这五条。当然,后来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