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11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呜呜呼叫的寒风之中，一架军用专机穿云南来，从北京直飞上海。
机舱里坐着张春桥。平生头一遭，他享受坐专机的待遇。望着脚下茫茫大地，犹如无涯的大海，在翻腾着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会覆舟灭顶于上海。
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军人。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在他急急动身之前，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已于这天中午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嘉定县内一个位于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亭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中断交通、吵着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笔者在采访陈伯达时，他回忆说[5]，他当时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
笔者采访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据他回忆[6]，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浓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对于张春桥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11日夜10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刚刚恢复通车，受阻的大批列车仍未疏散，一长串一长串停在轨道上。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韩哲一抢先一步[7]：“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韩哲一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另一路人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代表江涛也在机场等张春桥。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江涛，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江涛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亭。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江涛提醒司机道。
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一个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的红卫兵，第一个跟张春桥握手。江涛介绍说，此人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的包炮。
多年之后，包炮回忆说[8]：
工总司开成立大会是在文化广场。那天有几个事。一个是保守派去了，会场乱糟糟，后张宝林出来控制会场。那天会场很乱，发生抢话筒的情况。王洪文基本没有动静。主持会的是潘国平。会议闹到最后的时候，曾经全体去过市委，在市委待了一会，结果没有人出来接待，那么就往火车站去了。这个决定我和王洪文，还有潘国平都是一致的。
到了火车站我们三个人都上火车了，但不是一个车厢。到了安亭之后，因为大家已经一天一夜了，没有水，没有吃的，我记得后来送去的面包都是长条形的。结果火车一停大家就气愤，所以我觉得安亭事件我要负责。火车一停里里外外都是人，而且大家在煤堆那边辩论，我一看辩论就跑过去了，朝煤堆跑的时候我就摔倒了，结果把膝盖给摔破了，缝了几针。当时我跟张春桥见面的时候，我是拄着一根拐棍，穿着棉大衣……
包炮1940年出生于长春，而王洪文、王秀珍也都是长春人，所以特别讲得来。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楼上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尔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11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潘国平代表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这是包炮与王洪文、潘国平事先商量过的：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潘国平、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潘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3点，应该说是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囔囔，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
后来，包炮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9]：
江涛陪着张春桥到安亭，就把我、王洪文、潘国平找去。江涛没说什么话。第一次和张春桥是在安亭的无线电厂谈的，我们积极地和他辩论。我记得是在楼上，那时吃着包子，这我记得。我认为主谈的是潘国平，一切主事当时是潘国平。我是拿主意（的），这点我自己清楚。潘国平起草了五条，我肯定是明确这个态度，而且支持这五条。张春桥到安亭是半夜，谈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下雨了。那时我和潘国平、王洪文、张春桥在车上对话，内容就是要承认那五条，不能回去。这点潘国平是很有条理的，因为当时你要是不承认这是个革命组织、革命行动，那你要回去就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当时赤卫队还在的，回去之后工厂里肯定是打成反革命了。我记得陈伯达电报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点。张春桥当时基本同意了这五条。在这点上，我同意张春桥的，叫他们先回去。王洪文在整个安亭事件里是不抛头露面的，很小心。从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到安亭事件，潘国平起着主要作用，再到签下这五条。当然，后来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