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分！报成分！”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分”。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分”。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分”比别的“候选人”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11]：“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5岁死了爹，8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1949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分”之后，全场轰动。像他这样“红透了”的“成分”，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日——11月13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像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12]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订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账，不承认，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1月15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中共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小组’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接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小组’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13]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1966年12月23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11月16日，张春桥在苏州对上海“工总司”部分工人发表谈话时，这样谈及陈伯达的电报：
陈伯达写了那么一封信（即电报——引者注），讲了那么一番道理，现在说这封信是大毒草，是修正主义的，这些话我通通在电话中告诉了伯达同志……这个电报讲得不完全对，不适合情况，因为那时满脑子是交通，交通，交通，而对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不清楚……
同志们提出的对伯达同志的批评，我刚才讲我已经告诉他了，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他表示心里不安。他要我有机会的话告诉同志们，这封信写得太仓促了。伯达同志是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他说：“怎么办呢？想什么办法来弥补呢？”我讲：“现在已经造成这样的结果，请你想一想，既然那天很仓促，不要再来一个仓促的事情了。”伯达同志又说：“是不是写第三封信？”我说：“你如果要写的话，我赞成。再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自己的观点，可以考虑一下，不要马上写，你想一下这个问题，索性把工厂文化革命问题能不能说得完全一些？”因为他现在正忙于调查工厂文化大革命情况，中央呢，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对伯达同志的批评已转告了。今天我又听到一些意见，我还继续转告。我相信同志们会相信他。他一定能采取必要措施把那封信所造成的不好影响能够纠正……
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14]，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对你们的认识，你们的行动，作出了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他们认为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显然，能在针尖对麦芒之间对双方作出裁决的，唯有毛泽东。
11月16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明确地表了态。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支持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先斩后奏”。王力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消息飞快地传到上海。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安亭事件”成为张春桥和王洪文勾结的开始。陈伯达在晚年曾经这么回忆说[15]：
上海安亭事件，虽然当时王洪文等来北京未成，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消极作用，使张春桥获得同王洪文结合的机会，搞了一个所谓“一月风暴”，夺得上海的权力。
随后张春桥又把王洪文引到北京。我有一回在大会堂，走路时碰到他们，张春桥介绍了一下。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种种情况，我完全不知道。估计江青必然会同他见面。
在九届二中全会一个比较大的批判我的会上，张春桥同王洪文坐得很近，我离他们不远，我听到张春桥轻声跟王洪文说道：“他（指我）那次给上海写的那张传单上，就是唯生产力论。”王洪文笑着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