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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被打成“战略情报大特务”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1925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部队驻扎在北平庆王府,对面便是辅仁大学。那时,辅仁大学里确实有特务,他们发出的关于高炮部队的情报被截获了。

辅仁大学在1950年被接管,不久并入其他学校。这所在北京一度颇有名气的大学,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后来已很少有人知道辅仁大学。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杨承祚教授患有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入狱后,日夜受到折磨。后来,在审判江青时,特别法庭曾出示原“王光美专案组”工作人员周耀澄于1967年12月16日听中央专案组华蕴山传达江青指示的原始笔记:“江青同志对我们管的三个犯人都作了指示。杨承祚问题,我们提到做脑血流图,江青同志不让。江青同志讲,一方面要治疗,一方面要突击审讯,把我们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同志讲,杨是重要案犯,一定要抓紧,一定要加强,要突出重点。”

周耀澄1980年12月5日出庭作证,说了以下证词:“通过审查杨承祚、袁绍英,来证实王光美同志所谓的美国特务问题,是为了说明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打入我们党中央,与刘少奇同志结合,很明显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同志服务的。原中央专案组的华蕴山传达江青的所谓指示,我当时作了记录,这个记录本我已经提供法庭作为证据。”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承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待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70年2月3日的《关于杨承祚死亡报告》中写道:“杨承祚病情时好时坏。1970年1月19日突然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酸中毒加重,合并肺部感染,经多方抢救治疗,心力衰竭仍未能控制,于1970年2月3日8时03分死亡。”

就在杨承祚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处在受苦受难之中。

张重一是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他跟王光美并不熟悉。当年,他担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只是由于他跟杨承祚夫妇熟悉,也被牵涉进去,居然成了王光美一案的“关键人物”。

1967年,当张重一教授被拘捕时,年已六十有七。他的身体比杨承祚更差,已是肝癌晚期病人。

1967年10月24日,“王光美专案组”写了这样的报告:

“案犯张重一肝癌恶化,据医生诊断,随时有死亡的危险,即使送医院治疗也活不了多久,我们同意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意见,仍在狱中一面治疗延长其生命,一面突击审讯。当否,请批示。”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江青批:“同意。”

既然江青同意“突击审讯”,专案组就对这垂危的病人“穷追紧逼”。

1967年11月9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10月26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28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11月1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27天中,突审了21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27天中,竟被“突审21次”!

他,怎么个终于“交待”呢?

现存的审讯录音带,记录了“突审”时张重一含混不清的声音,颠三倒四的话语:

问:你说说王光美是什么人?

张:王光美我说不清楚。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张:说说,叫我慢慢说……

问:你现在说说!

张:哎,……玄啊,有这个人国家很“传染”呐,很危险呐,哎……这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王光美这人,这人实在是个特务,这个人虽然本身是个特务,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特务,是个很具体特务。……这个人很显然的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得很厉害的特务。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张:我……有个具体印象。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张:嗯,我是从那封信知道的。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待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待?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待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祚、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1967年9月3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萧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萧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萧孟回忆道: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得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9月8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祚,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1946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祚。专案组拿来杨承祚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祚”,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祚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1946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1973年10月26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11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的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