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1967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5月13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1932年2月20日、21日《申报》，2月18日、19日《新闻报》，2月16日、21日《时事新报》，2月16日、17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13]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5月19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14]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5月19日夜
也就在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5]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于1931年5月处理了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1931年11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12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间。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2月22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表明“伍豪”已送来另一则“广告启事”，只是“手续不合”，而“致未刊登”，间接地否定了那则伪造的启事。
3月4日，《申报》刊出“周少山”启事。那是中共临时中央借助于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终于得以公开否定那个伪造的启事：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 法大马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常用别名。这则启事“构思”颇为巧妙，声明那个发表“脱离共党启事”的“伍豪”，“系另有其人”，非我“周少山”，亦即周恩来！采用如此巧妙的行文，终于以“合法”的面目，在《申报》上登了出来，以正视听。
与此同时，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报《实报》，刊登《伍豪启事》，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出许多国民党走狗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伍豪事件”有关消息，传入江西中央苏区。2月下旬，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贴出布告，郑重声明：“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16]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另外，当事人康生、陈云对此事也是清清楚楚的。
“伍豪事件”，也就随风而逝，变成了历史，只是偶尔还提及一下：
比如，国民党特务黄凯在1953年6月受审主导时供称，伪造伍豪启事，“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黄凯道出了伪造伍豪启事的本意，除了离间周恩来之外，还在于企望中共党员们来自首——怪不得那伪造的启事署“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以壮气势！
此外，在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曾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下这样的话：“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
在“文革”中，江青忽地借红卫兵之口，做起“文章”来，使周恩来不能不认真对待——尽管那伪造的启事真相早已大白，但是落在江青手中，说不定会弄出什么风波出来，如同当年巴和律师启事中所言“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周恩来深知，江青便属“不肖之徒”，她能制造伪证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难道就不能利用那启事把他也打成“大叛徒”！
江青果真不死心。1967年10月，她在钓鱼台对吴法宪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指道：“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江青这话，透露了她整周恩来之心。这些“材料”何时抛出，要看“形势”了。
也就在这时，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列入了《抓叛徒》简报之中。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造反派头头刘和德，把有关诬蔑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密封交给了吴法宪。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周恩来不能不提防。他在1967年10月和11月，嘱咐工作人员把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拍照存档，以备日后还击江青之用。
果真，此事在1967年12月22日又起风波。这天，北京大学“六四〇六信箱”某学生给中央写信，重提“伍豪事件”。江青又借此攻击周恩来。
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致函江青，告知她已将有关报纸以及他给毛泽东的信件拍照存档，还强调指出：“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17]
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作了如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18]
毛泽东的批示，一言九鼎，为平息“伍豪启事”风波起了“最高裁判”的作用。
196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19]
考虑到“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都不知道，毛泽东拟在一定范围内，让周恩来把事件的前前后后讲一讲，只是当时诸事繁忙，耽搁下来了。
由于毛泽东已作明确表态，连谢富治和康生也讲了实话。
谢富治是1972年3月26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1971年9月20日曾说：“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康生也在1972年2月18日，口授一份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1969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20]直至1972年4月23日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6月13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当天，陈云还写下书面证明：“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6月23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并宣布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把报告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以便党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真相，避免今后有人利用这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周恩来深知，江青仍可能“利用这个伪造的启事制造事端”。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重，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周恩来仍牵挂着此事。周恩来要来他1972年6月23日报告的记录，在记录稿的第一页末的“1972年6月23日”之后，用颤抖的手补充了一行字：
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
周恩来在生命垂危的时刻还念念不忘澄清“伍豪事件”一事，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他去世之后，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会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利用那个伪造的启事把他打成“大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