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上海国际饭店，从上至下，挂出了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上海“大世界”主楼，也挂出了同样的长幅大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全市许多高楼、许多围墙上，都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
这四句口号，还印在传单上，响在人们的嘴巴上。
1966年12月，上海全市性批斗常溪萍大会召开了。这四句口号，被确定为大会的“主题”。
在那特殊的年代，“火烧”、“揪出”、“打倒”、“砸烂”，有着特殊的含义，仿佛在逐步升级。喊口号的时候，调门也是越喊越大，越喊越响。喊到“砸烂常溪萍”的时候，造反派们都伸长了脖子，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可惜还没有一本《文革辞典》，还无法给“砸烂”下确切的定义。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砸烂”，意味着常溪萍的问题最严重，已进入“彻底打倒”的范畴。
1967年1月，张春桥在上海曾洋洋得意地吹嘘过：“毛主席对上海很关心，主席对‘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这个口号都背得熟极了。我还背不出来呢！”
奇怪，张春桥在讲话的时候，怎么就一口气背出来呢！他不是说“我还背不出来”吗？
哦，一直到1977年12月9日，徐景贤交代了这个口号的来历，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张春桥审定的：
我第一次接触常溪萍的问题，是在1966年12月筹备召开批斗常溪萍的大会。当时得到师大红卫兵的支持。当时，是我同郭仁杰、朱永嘉一起商量，提出反动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即要砸烂的。这个口号，张春桥、姚文元是很赞赏的。当时，我们把这一口号印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期简报上。1966年12月12日后，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告诉我说，赞成这个口号。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都说：“这个口号好，分四档，把常溪萍作为第四档，表示是有区别的。”此后，常溪萍就一直被我们作为砸烂对象。
常溪萍成了“砸烂”对象之后，他蒙受了多少次“砸”，已经无法统计了。据当年的“常溪萍专案组”成员告知，那时候常溪萍“忙”得很，不论是市里、局里、校里、系里、班里，不论是关于教育、关于人事、关于体育以至关于卫生的批判会，都要把常溪萍“揪”来，低头弯腰，接受批斗。最高纪录是一天出席了八个批斗会！造反派们在他的胸前挂黑牌，那黑牌的铅丝深深地嵌在常溪萍的脖子上，脖子肿了，出血了，化脓了……
在“砸烂常溪萍”的那些日日夜夜，常溪萍受了巨大的痛苦。下面的一行行文字，是用血和泪写成的。我一一写明目击者的真名实姓——因为那一桩桩迫害常溪萍的暴行，都有人可以作证，都是确凿的事实：
1967年初，我听到有个学生告诉我说常溪萍被人用绳子牵着走，我就走过去看。这时发现真的有人用麻绳套在常溪萍同志的脖子上，共有七、八根绳子，从各个方向各自拖拉，常溪萍弄得站都站不住，哪边力大就向哪边拉，往哪边走。开始向北朝第二宿舍方向走，后来又向南朝地理馆方向走。我们都不忍心再看，认为这样做太残忍了，但又不敢讲。
还有一次我亲眼看到常溪萍的一条腿坏了，不能走路，用一根木棍撑着走路。常溪萍到厕所大便，学生到房间一看就说常溪萍逃跑了，从厕所里拖出常溪萍拳打腿踢，打倒在地上，再拖起来打。（目击者：郭振翔，华东师大工人。）
大约是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从文史楼底楼走过时，听见呼叫声。我隔着玻璃窗向里望去，见一个学生一面对着常溪萍同志喝问，一面用小榔头狠狠地向他头部敲去，于是鲜血从他头部直往下流。常溪萍同志忍受着，未吭一声。（目击者：吴怀德，华东师大教师。）
常溪萍的腿被打拐了，批斗时他要求跪下来，打人凶手还不允许，还要拳打脚踢。甚至演戏时还要把他拉出来，踩在脚下，充当活的被打翻在地的“走资派”的角色，进行人格污辱。（原华东师大“校革会主任”L交代。）
我在进新二教室时，见到门外有一伙学生围着常溪萍同志，骂他“大叛徒”，打了他许多耳光。（目击者：冯契，华东师大教授。）
我一进牛棚，气氛极其紧张、恐怖。D事先准备好扫把柄、拖把柄，打常溪萍同志。打折了几根扫把柄后，就换上木拖把柄打，打得常溪萍同志在地上打滚，常溪萍同志在地上不断凄声呼唤着：“求求小将，你别打了，你别打了，我吃不住了，我吃不住了。”凄惨的声音，使人毛骨悚然，不忍听闻。D边打边骂：“打死你这条老狗！打死你这条老狗！”打得常溪萍同志脸青鼻肿，然后又朝常溪萍同志身上猛踢几脚，常溪萍同志被踢得再也站立不起来了。
就在此时，牛棚的门呼的一声突然被踢开了，闯进一个人来，此人是四年级的Da。也有事先准备好的武器——一根头上带有铁钉的三尺多长的木棒。他朝常溪萍同志身上打去，又打得常溪萍呼天不灵，呼地不应，直在地上打滚惨叫，惨不忍闻。他们是要把人往死里打。我看到他此时已是面目全非了，瘦瘦的脸突然肥胖起来，脸青鼻肿，肿得眼睛几乎都张不开来，嘴角上还淌着血……（目击者：黄澄河，华东师大教师。）
真的是“砸烂常溪萍”呵！他们真的是要把常溪萍往“死里打”！
当江青被押上审判台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
那年月，真的是“无法无天”：打手是“英雄”，挨揍是“活该”。法律被“英雄”们践踏在脚下！
然而，那个华东师大“校革会主任”居然不知羞耻，在《新师大战报》上发表如此肉麻的文章：
敬爱的张春桥同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他最坚决最坚定地支持我们新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他，将揭发大叛徒常溪萍出卖北大社教的大字报转到了上海，燃起了我校革命造反的熊熊烈火；是他，在毛主席的身边亲自授给我们“文筹会”的大印，宣判了常家王朝的死刑；又是他，……
唉，真是唱不完的“颂歌”——一声声“是他”，变成一阵阵鞭打，劈头盖脑落在常溪萍身上……
就在常溪萍不断挨打的日子里，又一次大规模的“斗常大会”要在复旦大学举行，“勒令”常溪萍按时前往“候审”。
突然，传出惊人消息：常溪萍失踪了！
一连好几天，造反派们四处搜寻常溪萍，仍杳无音讯。他们抓住了常溪萍的司机庞学友，这才查明：原来，小庞看见常溪萍天天挨打，而即将召开的“斗常大会”意味着又是一次毒打，他于心不忍，把常溪萍塞上汽车，直奔上海远郊的松江县城。小庞的小姨子在那里开饭店。常溪萍在那里总算喘了一口气，疲倦不堪的身体得到休养。
造反派们狠狠地把小庞斗了一通，骂他是“铁杆保常”。
其实，在华东师大，“铁杆保常”岂止小庞。常溪萍深得人心，许多同志在暗地里照料他，保护他。
光是凭借聂元梓的两张大字报，毕竟还无法“砸烂”常溪萍。
光是依仗拳打脚踢，也未能从常溪萍的口中挖出什么够上“敌我矛盾”的材料。
怎么办？
查历史！于是，外调人员走遍天南地北。
关于常溪萍历史的外调，可以称得上“上海之最”，几乎把常溪萍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用放大镜仔仔细细查过一遍。
原来，常溪萍并不姓常，而姓昌，叫昌德兰，山东莱阳西南乡王屋庄人，生于1917年10月。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三八”式干部。入党的时候，他才21岁。
新中国成立前，常溪萍担任过中共山东黄县县委组织部长，胶东区党委秘书长，西海地委委员，西海专署专员。
新中国成立后，常溪萍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他的历史清清楚楚。即使想在鸡蛋里挑骨头，也很难，因为鸡蛋里毕竟没有骨头！
按照当时最为“时髦”的外调方法，首先查党籍，看看能不能打成“假党员”。
常溪萍的两个入党介绍人，都找到了，一个在江苏，一个在广西。
就在那样的年月，两位入党介绍人都明明白白地答复外调人员。
梁辑卿说：“常溪萍入党是我介绍的。常在入党方面没有问题，当时还是进步青年。”
吴青光说：“我和常溪萍是同学，他入党是我介绍的。”
得了，“假党员”的帽子，无法戴到常溪萍头上去。
于是，又来个“时髦”的外调：查一查常溪萍是不是“叛徒”。
尽管常溪萍那时戴着“大叛徒”的帽子，但是谁都明白，那是聂元梓给他硬安的。就凭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能算是“大叛徒”？
外调人员查起常溪萍是否曾经被捕来了。
他们几乎找遍了能够找到的，曾与常溪萍共过事的人。非常遗憾，谁也未曾听说常溪萍被捕过。
一份份外调材料上，都清楚地写着：“我没有发现常溪萍有被捕、被俘的事。”
可惜，“叛徒”的帽子又与常溪萍无缘！
事与愿违，许多外调材料上，反而记载着常溪萍的先进事迹：
“常溪萍对党忠诚老实，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生活简单朴素，不特殊化，态度和蔼，能深入群众。”
“胶东区委曾表扬过常溪萍。”
“常溪萍工作一贯积极，对敌斗争直接深入边缘地区，支援前线工作一贯抓得很紧。”
“常溪萍曾被誉为‘西海模范专员’。”
须知，这些话，出自“四人帮”高压政策时期，面对前来抓“叛徒”的专案人员，常溪萍的战友们实事求是，的确难能可贵。
一次次外调，一次次“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没有抓到常溪萍任何把柄。
就连常溪萍改名，也曾作为疑点，查了一番：那是因为他被派往敌后工作，他的原名昌德兰是敌人熟悉的，只得化名。“常”与“昌”音近，改为姓常。溪萍是临时随便取的。不料，后来一直沿用常溪萍这名字，就连子女也姓常。他的改名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而改，并非外调人员曾大胆“想象”过是敌特化名钻进革命阵营。
一个人的历史，毕竟是用他的双脚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不像演员脸上的油彩那样可以任意涂抹。
常溪萍打而不倒。
经历了数百次批斗会，经历了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围剿”，经历了上百人次的内查外调，常溪萍岿然不动。
就连“常溪萍专案组”，也渐渐对常溪萍失去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