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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追抄什么信

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1958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1959年4月25日至27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1957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1933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1933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荀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荀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原词中个别字,据李求知《忆李淑一老师》修改。——引者注):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 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5月11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引者注)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1932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1930年11月14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荀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1958年写给郑君里的信。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1980年12月1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待,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1958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1958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1958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1958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20世纪30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