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黄晨之前，我曾听到一种关于那封信的传说。
据说，江青在1958年，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1959年4月25日至27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1957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1933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1933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荀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荀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原词中个别字，据李求知《忆李淑一老师》修改。——引者注）：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 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 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5月11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引者注）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1932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1930年11月14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荀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1958年写给郑君里的信。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1980年12月1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待，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1958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1958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1958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1958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20世纪30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