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集合！全连紧急集合！
1970年11月12日下午，上海奉贤海边的上海新闻出版“五七”战士们，是按军队编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二百多工作人员，成了一个“连”。
全连集中在用芦席、竹子扎成的棚子里。人们一手持红色语录，一手持一张小板凳——这已成了“五七”战士开会的规矩。
望着芦席上糨糊尚湿的大字标语，人们面面相觑：“深挖现行反革命！”
一张张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们鸦雀无声地坐在那里，不敢喘一口粗气。一个陌生的军人，坐在主席台上。
工宣队头头宣布开会了。他在讲了一通全世界形势大好、全国形势大好、全上海形势大好、全干校形势大好、全连形势大好之类每会必讲的废话之后，便“但是”起来了：“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我们报社，有一个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这个人，就坐在你们中间！”
顿时，全场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电影中“定格”一般，一动不动。
沉默良久。
工宣队头头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在芦席棚里扫视着。他终于用尽吃奶的气力，大声地揭开阶级斗争的“谜底”：“这个最狠毒的阶级敌人，现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谁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时此刻，年近花甲、听力颇差的原《解放日报》副总编夏其言[21]，还正在轻声地问坐在旁边的人：“谁啊？谁啊？”
突然，一只冰冷的手，使劲拎起夏其言的衣领，连搡带推，把他押上台示众。
夏其言仿佛还在梦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怎么忽然会成为“隐藏得很深、最凶恶、最狡猾的阶级敌人”？
工宣队头头宣布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生般的语言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1956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
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
“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
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1956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
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
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
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闵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泾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
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1956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子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17个月，直至1972年4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
1973年7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开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1976年9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粉碎“四人帮”后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
1986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